国台办原副主任龚清概和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的落马缘由近日公布，中纪委的通报中，都有“长期搞迷信活动”的提法。

而热衷迷信的“大老虎”早有先例：布置“靠山石”，以求地位永固；拜假和尚为师，调整风水期望改变命运；为改变风水，不惜调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在开党内重要会议期间，还偷偷溜出去烧香拜佛……

这些事例，不是出自受教育水平较低的普通民众，而是出自受过高等教育，受党培养教育多年的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

2015年1月1日元旦，落马前夕的时任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去栖霞寺烧香。

党员领导干部会上讲马列、会下信鬼神，社会通常认为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理想信念淡漠”。但再细细分析就会发现，那些烧香拜佛信大师，甚至宣称“信仰宗教”的官员，非但本来的“理想信念”不知所向，对宗教其实也没有什么虔诚信仰。

是的，“官员信教”很少有“真信教”。很多人找上宗教，倒是将其当作一种新的出路——尤其是当自己业已违背党纪国法相关规定，知道将要不为法纪所容，又不甘心放弃眼前地位与利益的时候。

宣称“皈依”宗教的落马官员，大多讲的是这种“实用主义”。他们每一次烧香拜佛，都是有目的的。无论面对神佛时表现得如何虔诚，其实唯一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保官或升官。

把保官升官看得重之又重，乃至到了见佛就拜、见“大师”就信的地步，多半则是因为“心虚”。

辽宁贪官栾庆伟在忏悔书中提到，他在接受组织调查前几天，还在求教大师“会不会出事”；甚至在忏悔书中，他还“悲愤”地质问大师，“这还叫不会出事吗”，并自责愚蠢。实际上，这跟愚蠢不愚蠢没什么关系，只是违法违纪后的病急乱投医而已。

从思想和行为关系的轨迹来看，官员求神拜佛，大多有这样一个过程：理想信念淡化——行为失守——产生“落马”焦虑——寻求“保护神”，这就造成造了落马官员中的“集体性迷信”。

贪官在违法违纪后，不遗余力地“求保官”，还有一条逻辑：保住官位甚至升官之后，往往就会有强大的控制力，知情人可能会因各种顾虑不敢作证、证据可能会被“技术处理”、还可通过职权影响对调查取证设置障碍。

近年来中央纪委对落马官员的通报中，就不乏“对抗组织调查”、“为组织调查设置障碍”等提法。

显然，这样的求神拜佛，跟宗教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的任何合法宗教，其核心教义均包含了守法诚信、行善积德的内容，官员贪腐，本身就与教义相违。官员“信教”，毋宁说是要寻求同神佛或神佛“代言人”之间进行一次教义，妄想通过贿赂拥有超自然力的神佛，让超自然力解决自己所焦虑的问题。

真正的“神佛”当然是不会交易的，但存在于不少官员中的这种扭曲心态，倒是给那些“伪大师”们提供了市场——许多“大师”是非常了解自己的“服务对象”的，故而投其所好，从迷信官员手中获取各种利益，于是就有了那一条条貌似“求告解”，实则“送秋波”的利益输送链。

原铁道部长刘志军与“气功大师”王林的合影

认识到这一点，往往能够更准确地认识腐败官员的行为特征和心理变化，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事前教育和干预。

甚至在另一方面，了解这种真实心态，监督执纪也别有一功——党纪党规严令禁止党员干部信仰宗教、从事迷信活动。如果有党员干部在正常的风俗活动和必要的工作交往之外，同“神佛”、“大师”们走得超乎寻常的近，不惜冒着违纪危险求神拜佛、供养“大师”，甚至将迷信活动植入工作之中，那么几乎可以断定，这位领导干部身上很可能有违法违纪的线索。

而如果群众有类似的“举报”，相关部门显然不能仅仅认为该领导干部违反了政治纪律，而是有必要深挖其违反政治纪律的背后原因，并通过严格查处来杜绝官员身上的“实用主义信教”倾向。

这既是还政治生态一个清明，也是还合法宗教一份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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