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的错别字比杂志、报纸多，

读者为什么不投诉？

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时代，新闻与传播也迎来革新与重构。现实正遭遇哪些问题困境，未来又有怎样的走向？

5月28日晚，一群活跃在传播及企业界的资深人士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与师生展开了一场关于“传播的现实与未来”的对话。这些嘉宾都是公益性组织正知书院的成员，倡导“正知传播、乐观未来”，以传播创新促社会转型。

“我们在互联网上做过一个调查，发现读者几乎不会因为错别字而投诉，但实际上网上的错别字比杂志、报纸多很多。为什么？”界面新闻创始人何力首先抛出一个问题。

他认为，这是因为读者愿意为了效率让渡一部分权利，容忍错别字。由此他引出大家要特别重视文本，文本这个问题可以展开很多讨论。过去他参加专业评审会，消息、评论、通讯、特写……这些文本都有严格的边界。而现在，原先存在的很多边界都在被打破，包括专业和非专业的界限、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等等。“我们要想做好未来的传播，可能在理念、观念的建设上要做一些调整。”拥有27年财经媒体从业经历的他如是说。

到底是算法的胜利，

还是KOL的胜利？

“抖音和快手，到底是算法的胜利还是KOL的胜利？”以“口红一哥”李佳琦等带货网红为例，场景实验室创始人吴声探讨了传播生态的融合问题。在他看来，这种融合不仅让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渠道者等多重属性，而且表现为这个时代被一种新的代理机制重新定义了分发方式。所以，人们在不断寻找门槛更低、接受和连接成本更低的媒介。他认为，未来这种“混合”会带来更多“不可思议”，我们要学会去拥抱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

先后担任过凤凰网总裁、一点资讯CEO的李亚介绍，从自身平台和产品的价值出发，延长用户的时长、让用户上瘾，这种做法不仅在国内，在国外在很多地方都一样：“过去20年风行世界的逻辑就是技术加资本，这样做确实推动了很多事情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局限，如果你是有一定传统媒体基因的人，在这样的取舍中往往会拼不过更纯粹的互联网精神，因而在激烈竞争的互联网江湖中付出代价。”李亚现兼任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专业硕士生导师、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他提出，面对新技术的冲击，我们更应该考虑的是怎样以最小的代价，傻瓜化地让用户表达有意义、有价值、有用的内容，而不止是依赖算法的单一猜测。

做PR，其实是做人品

新奥集团首席品牌官陈丹青总结了自己十年做PR的感触。企业的产品一定会有各种问题，永远不会让客户百分之百满意，那么品牌传播工作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就是把这两个字母倒过来，就是做RP，即“人品”。

在信息被复杂解构的今天，一些品牌的问题无非就是你的产品没有带来足够的惊喜和商业价值，却让消费者掏更多钱，让大家对这个组织的人品产生了质疑。“这些年我觉得很多企业的品牌传播就是在花钱、打广告，做了华丽的包装纸，真正出现危机的时候却没有一张遮羞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她指出，今天这个社会一切都是透明的，企业也不例外，一个组织必须要有坚守的底线。

在谈到对未来世界发展的看法时，“互联网+”概念提出者、易观创始人于扬表示，未来的世界是数字的世界，一切场景都会被数据驱动。“就像大家随处可见的红绿灯，以后很有可能不是固定秒数，而是根据道路状况随时进行调整，最大限度保障道路畅通。”。

“最好的东西没有变”

美国《国家地理》中文版总裁黄翔则认为，媒体还是需要赢在质量上。技术当然很重要，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更要关心什么东西没有变。《国家地理》从1888年到现在131年，为什么用户比以前翻了10倍？“因为我们最好的东西没有变。我们的内容是独特的，给我们写东西的人是科学家、探险家、摄影师，他们在前方把照片拍回来，但是写得没有那么漂亮，我们的编辑就来改写，这种模式100多年来还是管用的。”他认为新的技术手段如无人机、人造潜艇等，要用，但是媒体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无论用什么技术和算法，真正稀缺的内容还是是受欢迎的。”

据了解，本次圆桌论坛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与正知书院联合主办，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正知学院轮值主席吴伯凡出席论坛并致辞。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主持圆桌。“技术演进是媒体与新闻教育的驱动力。但我们并非技术决定论者。媒体的合法性，在于推动人类大同、社会进步与市场完善。”论坛现场，张力奋还展示了一些与传播科技相关的个人收藏品，如17世纪的报纸、19世纪的美国科普杂志、20世纪30年代的老式收音机……这些老物件记录了传媒发展的历程，也凝结着几代传媒人的故事。

今年正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创立90周年，该论坛也是其90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之一。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学院素有“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的美誉。今年，新闻学院将开展一系列院庆纪念学术活动，包括出版博学、切问系列学术著作，举办全球院长论坛及一系列学术研讨会。

（内图：赵撑 刘璐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