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局门口
代写家书的行当没有了
“100年前,识字的人很少,有个别会写字的人在邮局门口摆摊,帮人代写家书,这样就有饭吃,因为可以传递信息。
我们摄影某种程度就像邮局门口的文抄工,因为过去大众不会曝光,不知道光圈是多少,只有我们可以把照片拍得很清楚。现在,邮局门口这个代写家书的行当没有了。同样,你作为摄影记者如果只会用光圈快门把照片拍清楚的话,那么这个角色也肯定会消失,因为现在人人都能把照片拍清楚。”
5月14日,雍和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纪念讲座上这样描述摄影记者的定位。曾供职于上海《青年报》、《新民周刊》、《新民晚报》等媒体的雍和,现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席。
在同顾铮教授提及新闻摄影的未来时,他颇有自信地表示“一点都不担心”:
“当人人都识字、都会写简单的家书和文章的时候,作家会担心吗?不会。越是好的作家,越希望识字的人多,他怕的是文盲太多,大家看不懂他的文章。半吊子的作家才害怕别人识字太多,抢了他的饭碗。我也希望懂得照片的人越来越多,这样摄影记者的成就感越大。”
在自己的能力半径里做事
雍和当晚讲座的题目叫“使命必达”。他自嘲在新媒体时代讲这个题目有点不合时宜,但他仍认为,这个“没有什么新花样”的老题目,是自己“最想讲的”。在他眼里,做新闻,担当、责任是首要的。
在上海摄影界耕耘30多年,雍和口中的“使命”,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确定自己的角色是什么。他认为记者这个角色不能满足于信息的快递员,只采集和传播,但没有观点、没有立场。“我觉得做记者还是要观察世界、社会和人生,要通过我们的报道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他也坦言,在实操中这个尺度并不容易把握。他把自己的经验归纳为两个窍门:首先要在自己的能力半径里做事,比如地域、人脉,都不要舍近求远。“目标太大容易受到挫折,从你周边的小新闻做起,可以做深做透,以小见大。”他说。
其次要有回报激励的机制。雍和很庆幸自己遇到了好的平台和舆论环境,发表作品除了稿费,还能收到各行各业的受众反馈。他说:“如果老是做没有回应的事情,你或许可以坚持三次五次,再往后呢?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他认为,像苦行僧一样做媒体记者很难走得远,一定要有一个比较良性循环的机制。
“认命”还是“认使命”?
在讲座后的对谈环节,顾铮教授回顾了20多年前雍和拍摄克林顿到访上海的一张照片。当时雍和在上海《青年报》做记者,因无法挤进虹桥机场,他就在机场外寻找机会,最终在夜幕中拍到了上海市民抬头张望“空军一号”降落的瞬间。顾铮表示,这就是一个“认命”还是“认使命”的问题:“他不会因为有客观现实的限制就不拍了,而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说出自己的观点,并且这个观点相对来说是一个更平民、非特权的瞬间,同样给我们传达了一种希望了解的新闻事实。”
顾铮认为,有一些摄影记者的成名是通过所谓“尖峰时刻”,运气好,同时自己的素质也好。但除这些“尖峰时刻”以外,新闻记者的神经应该始终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记者的眼睛就是城市的天线。雍和的作品就展示了这另外的一面——摄影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片段,然而片段也有可能累积成史诗。他赞誉雍和过去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是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视觉记忆:“他拍上海心无旁鹜,专注于市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用这些点点滴滴折射时代的大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觉得这些照片会越来越有分量,它的内涵会被大家从各自不同的需要、不同的观点和立场出发进行解读。”
雍和拍上海,能发现日常中的非日常,他如何决定这些预示现在和未来变化的瞬间?顾铮认为这种判断力来自于雍和在上海生活60多年,对上海变化历史脉络的积累和了解:“记者在捕捉这样瞬间的时候,不是靠道理去分析,而是和这个城市同呼吸、共命运获得的一种本能的东西,这样他才会在这个瞬间做出决定性的反应。这对新闻记者来说尤其重要。” 顾铮表示城市发展故事是无穷无尽的,记者骨子里对城市的命运、对人的命运有深切兴趣,才会如此执着和跟进。这些日常最后汇聚成了滔滔历史洪流。什么是使命?这就是一个新闻记者使命。
“天赐良机”的时代
雍和则用“天赐良机”来形容今天这个时代。现在人人都有照相机,手机也是照相机,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镜头来拍照。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波澜壮阔、暗潮汹涌的时代,它产生了多种可能,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
雍和经常被问:“这么多人会用照相机,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人在拍照,在你赶到现场之前已经有照片上网了,会不会担心原来的使命无法达成?”他的想法是,如果要以速度、猎奇达到使命,在互联网的时代已经没有优势了。记者要有独特的观点解读新闻、表达看法,这才是专业媒体存在的必要。他寄语现场学生:“对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年轻学子来说,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们是碰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
(内图来源:受访者提供;现场照片陆宁玥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