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光影七十年

2019年，当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之际，我们伟大的祖国也迎来了70周年华诞。70年风雨兼程，中国的变化举世瞩目，而上海作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沿阵地，获得的伟大成就更是令每一位新老上海人感到自豪。

在这70年浩浩汤汤的历史变革大潮中，有一群小人物。他们不常出现在聚光灯下，也未曾因某件惊世骇俗之举而广为人知。但在平淡的岁月流转中，他们走遍上海的街头巷尾；在历史性的关键节点上，他们从来不会缺席。他们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上海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柔软的内心去仔细聆听城市的呼吸，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上海发展的一点一滴，用自己平实而又关切的视角为全体上海人民保存下一份共同的时代记忆。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摄影师。我们将以十期的篇幅，向广大读者介绍十位或来自上海，或扎根上海的摄影师。从30后到90后，从新闻纪实，到城市风光，再到观念摄影……这群摄影家代际不同，风格迥异，但他们的作品形成的丰富维度，可以带我们穿越进关于上海辽阔的时空走廊。

让我们一同在这十位上海摄影师的影像世界中回望历史，相信未来。

在《山海经》中，雍和是一只猛兽的名字。而摄影评论家顾峥曾经评价上海摄影家雍和是“中国新闻界的一条大虫”。大虫乃猛虎之意，作为身处时代前进洪流中的新闻摄影师，雍和从不吝惜呲出自己的尖牙，用一种颇为凶猛的姿态去捕捉上海角角落落里常被人忽略的瞬间。

雍和在工作室中。

三十年一晃而过，今人回看雍和作品里的上海，已然换了人间，繁华背后的隐藏笑声与泪水得以留存，成为作风硬派的雍和柔软内心的明证，也成为上海在改革与发展道路上艰难求索，奋勇向前的明证。

2005年8月8日，上海十六铺。

“博士后” 2003年11月，上海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典礼。

“水管树”  2013年7月17日，上海闸北长安路63号。

相比起“摄影师”，“摄影记者”是雍和对自己更加精准的定义。

1988年，世界新闻摄影展（“荷赛”摄影展）第一次进入中国。带作品来参展交流的摄影师中多是来自美联社、《时代》周刊、《美国国家地理》等世界一流媒体的精英。

按照雍和自己的说法，彼时的自己正处于懵懂又迷茫的时期，对光影和构图技法的研究让他陷入“沙龙摄影”的窠臼当中，他不知道心中那种缺失感所为何来，只隐隐觉得摄影总该有不那么死气沉沉的模样。

直至看到这批简洁，直接和锋利的纪实作品，他如梦方醒，“照片原来可以这样拍”。

1992年7月 彼时的南京东路还没有改造成步行街。

1992年康平路上，一位年轻人腰别磁带随身听，这是90年代初上海“潮人”的标配。

1993年6月2日上海第一次房展，许多外国人前来了解购买外销房。

雍和说的“这么拍”，功夫多数在摄影技法之外。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后来者，成为好的摄影记者，首先要成为好的记者。

他开设图片专栏，一周一图配上三五百字的背景故事，一做十几年。他说，不要低估照片的力量，更不能高估照片的力量。

照片的优点在于感性和直观，如果照片被贴上艺术品的标签来呈现，有多义性的空间是自然的事，但如果是新闻照片，就应该规避被误读。

文字的作用，就是把一张照片的故事背景和原委好好交代清楚，这是新闻人该有的诚实与严谨。

1995年4月10日，上海开通地铁一号线。

1998年7月，雍和拍下位于淮海路上的上海第一家网吧。

1993年10月，上海海通证券，“宝延风波”中，“宝安”收购“延中”引发市民抢购股票，也成为中国资本运作的划时代事件。

当别人问起雍和，身为摄影记者，客观记录之外还为照片赋予了评论的属性，何以证明他的观点就是正确的？

他说，自己从不觉得自己就是正确的，但是，把握道德的底线，坚守自己的良知，不断交叉各种来源的观点，是他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三条方法论。

所以雍和的新闻摄影作品里储存着饱满的能量：有故事，有情绪，有观点，有面对众生时的菩萨低眉，亦有表达社会问题时的金刚怒目。

几十年的新闻机构从业经历，雍和很清楚自己手上掌握的是社会的公器。持社会公器而阐明个人观点，雍和并不畏惧责任带来的沉重感。

用照片影响社会，改变时代，是媒体职业给与他的机会，也是他对自己生命意义的确认。

2006年5月，蜡像馆中与“比尔盖茨”合影的游客。

2012年5月，浦东金桥的汽车电影院。

2013年4月30日“上海之春”房产展，彼时距离上海房地产经纪活动的限制已逾20年，上海完成了12家中介到超过一万家中介的变化。

雍和成长于一个优渥殷实的家庭。与那个时代的上海青年一样，他下乡插队，把自己训练成可以干一切农活的标准农民。

1970年代末，回到上海的雍和念念不忘的这段经历。他热爱这座一度以为再也不能回来的城市，也感谢命运让他亲历过基层生活的辛苦。

他不由得对这个城市和城市中人的命运产生关怀。而思考大时代命题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他一以贯之的主题。

1986年8月，免税店门口的黄牛。

1993年上海，彼时已出现了直拨美国长途，对方付费的服务。

2014年6月30日，上海青浦，玩具工场正在拼装的巨大变形金刚模型，雍和以此来隐喻全球化下开放的中国。

 1999年，雍和去北京进行采访任务，得知欧盟代表团在外贸部进行WTO的谈判，他与数十名记者前往外贸部蹲守，试图记录下签约成功的瞬间。

整整两天，谈判意外破裂，欧盟谈判代表团准备离开北京。在去机场的途中，中国政府的诚意终于还是打动了欧盟代表们，而雍和也成为了少数蹲守到最后，记录下激动的欧盟代表们跨过长安街宽阔马路的隔离带，冲进场重启谈判的摄影记者。

就是在那个时刻，雍和意识到，中国加入WTO，会深深地改变上海的命运。

后来的许多年，一个又一个洋品牌进入上海，一群又一群的外国人来到上海，上海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高歌猛进，而雍和如同一台疯狂运转的机器，没日没夜地记录着上海变化的点点滴滴。

1993年上海街头乘凉的人们和2017年网红冰淇淋店形成了很鲜明的时代对照，多年以来雍和一直在用两个时代画面对比的方法，来提醒人们改革开放给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改变。

从学骑车到学开车，上海人的出行方式也悄悄发生着改变。

2001年3月26日，上海陆家嘴彭家宅，这里便是后来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大厦。

2013年，陆家嘴的三座“高峰”格局已定。

尽管雍和总是强调照片叙事的价值远大于画面形式感的价值，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雍和的照片缺少可读性，相反，雍和的作品影调冷峻强烈，角度刁钻精准，人物神态自然生动，有着堪称教科书式的画面美感。

时至今日，尽管纪实摄影已经在不同的题材和创作背景下从类型上有了许多新的分野，而数码化的拍摄工具也令新闻摄影师在保证真实的基础上有了更多主观创作的空间，而雍和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十分清醒的。

2008年12月，互助式聚餐游戏中的外国人。雍和以此画面隐喻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与西方的合作与相互取暖的状态。

2002年，住在弄堂中的法国一家子。中西元素的并置，人物关系的呈现都十分清楚，画面充满了饱满的信息量，这也是雍和常见的画面叙事技法。

雍和承认且肯定西方纪实摄影师创作技法的多样化，同时认为其成因来自于西方社会的成熟和稳定导致新闻内容严重地固化，摄影师只能从叙事的方法上寻求突破。

而在中国社会激荡发展的过程中，现实题材足够丰富，戏剧化程度也足够强烈，用白描式的写实主义手法去记录已经非常精彩，过分追求表达的形式反而会弱化纪实摄影真实的力度。

2004年，和朋友在黄浦江上兜风的爱尔兰人。

2010年，上海长宁，在公园里和师傅学太极的意大利人。

关于自己的作品为什么多数是黑白照片，雍和也有自己的解释。雍和作品的体量和拍摄思路的系统性决定了他的图片可以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为跨度来形成诸多系列。

而他早期使用的黑白胶卷，到各种不同色调的负片、反转片，再到今天的数码影像，色调的不统一会给观者的连贯阅读带来干扰。同时黑白影像也更加能够回归纪实摄影纯粹以画面元素完成叙事的道统。

2017年中兴路，被收缴的共享单车被集中放置，宛如自行车的坟墓。

2016年6月，戴上头饰游迪士尼的可爱阿姨。

从1980年代始直至今日，雍和以守望者之姿站立在上海新闻一线已逾30年。

从他坦诚而率真的镜头语言里，世人见到的是上海律动中的只言片语，感受到的却是激情澎湃的时代气度。

在他作品里，可以看见被时代眷顾的宠儿们幸福的面孔，也有不小心掉队的人们失落的背影，雍和公平地记录下这一切。

咨询动迁政策的群众。一个城市的建与拆是无法分开的，这也成为了雍和记录上海城市变迁中重要的题材之一。

2007年的中华路。雍和为这张照片起名《敞篷车》，表达了对贫富差距悬殊的关切。

改革开放，是雍和创作一以贯之的母题，也是作为上海的摄影记者必须面对的课题。

他说，中国改革的伟大，就在于经历了曲折，走过了弯路。一个没有经历过困难、跨越过障碍的改革，既不是改革，更谈不上伟大。

而我在上海拍下的这些照片，就是为了让后人看见，我们从哪里来，从而明白他们要向哪里去。

说到开放，上海的开放是刻写在基因里的，过去三十年，我拍下无数外资、外企、外国品牌产品进到上海的时刻，也正因为上海可以如此自如地去观世界，才有了上海独特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