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四五月时节，漫天飘舞的杨柳飞絮 必然成为北京人的话题。园林绿化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关于它，京城的报纸、电视里少不了它，街谈巷议说的还是它。人们恼它、咒它，却似乎又奈何不了它。

飞絮的源头是杨树和柳树（下文合称“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日前宣布：经过两年调查，清点出五环内杨柳雌株28.4万株，今后将对其精准治理，力争明年飞絮明显改善。

飞絮难住了北京人

一阵风起，飞絮蒙蒙，直扑行人面。落到地上，便圈成毛茸茸的团状，或在行人脚下碾碎，或随脚步再次扬起。飞絮原本无足轻重，且在诗词里常作离情别绪的意象，如今却成为北京人的烦恼。

飞絮让敏感体质人群备受煎熬，一到春天，医院的变态反应科患者人数激增。飞絮体轻易燃，易引发火灾。曾有媒体报道，仅2017年4月28日一天，北京119指挥中心就接到飞絮相关火灾301起。

有些不堪飞絮之扰的北京人 开始报复杨柳。2015年春天，羽毛球奥运混双冠军高崚将自家小区内的8棵杨树横腰砍成8根光秃秃的树干，后被邻里举报。高崚称是为了“治理飞絮”，随后城管介入调查，也认同了她的说法，不予追究责任。

政府也想了不少治理的法子，但效果都不理想。早在2000年，北京市园林部门就把治理飞絮作为一个大课题来研究。最初想到的是“外用”花序疏除剂，喷洒这种药水后，雌花序会在飞絮前脱落。但是药水会在空气中飘移，污染大气和树下植物。

后来，给杨柳“内服”过飞絮抑制剂（也被称为“避孕药”）。园林工人将这种药物注射入树干，抑制雌花分化。但40元一针只管一年。

科研人员甚至还试过给杨树做“变性手术”。砍掉原有雌株树冠，在其主枝上嫁接幼嫩雄性枝条，将雌性树变为雄性树。但“变性手术”成本高、效率低，每棵树花费500元左右，一位熟练工人一天嫁接数量不足10棵，2008年至今，北京嫁接的杨柳总量仅1000余株。

十多年反复试验下来，园林绿化部门和科研人员发现，这些生物和化学方法各有弊端。而最“老土”的物理方法可能才是最管用的方法。

今年，喷水、剪枝两大“土法”重回主流。日前，在首都机场高速附近的飞絮治理现场，一辆高压喷雾车正对着几棵杨树的树冠喷出高压水雾，水滴顺枝条流下，夹裹着飞絮，落在地上的绿化带中。另一边，园林工人正在为一棵柳树疏枝修剪，通过控制花序数量，减少飞絮产生。

不过，面对五环内28..4万株雌株（全市建成区约200万株），喷水、剪枝等物理手段不仅耗时耗力耗水，也只能管得一时。

北京人的确是被飞絮难住了！

半个世纪前的选择

京城飞絮成患其实也只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张建国介绍，北京现有的杨柳主要集中种植于六七十年代。种植后一二十年，也就是上世纪后期，才逐渐开花结果，散播飞絮。

在关于老北京的记述里，很少见到杨柳的身影。旧时北京的四合院是讲究种树的，但多种枣树、榆树、紫白丁香、西府海棠或是槐树，尤其是槐树  。1948年，张恨水在《五月的北平》里写道：“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有（槐树）。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颠，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

但是，杨柳却很少种在四合院。北京作家肖复兴说：“北京人认为杨柳不成材。如果现在你到了四合院里看见杨柳，都是后栽上的，年头不会太长。”明清两代，皇家园林、寺庙或私家花园里也种树，当然同样没有“不成材”的杨柳。

直到1949年以后，杨柳才逐渐“占领”京城。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自然环境恶劣，绿化任务紧迫。春季常常沙尘漫天，北京观象台统计，上世纪50年代北京地区春季沙尘日数平均高达26天。

1953年3月31日，新华社一则电讯稿说：“几年来的造林绿化工作规模仍然很小，速度不快，和首都各项建设发展的要求极不相称。”

为加大绿化规模、加快绿化速度，当时的北京市委决定，大量种植容易栽活、生长较快、容易成荫、能够较快供给木材的阔叶树。备选的有杨树、柳树、杉树、桉树、泡桐、马尾松等。

选来选去，还是本土树种杨树和柳树好。首先，适应能力极强，耐碱耐旱，适合少雨的北方地区。其次，成材快，一般5到8年就可供砍伐利用。再次，叶绿时间长、树冠浓密、遮阴效果好，是城市绿化的优选。

恰逢当时的河北省林科院研究出表现优秀的乡土树种——毛白杨，它具有生长势好、树形美观、易管护等优点，因此被大量引进北京。

不过，这批毛白杨却是雌株，学界称为“易县雌株毛白杨”。据张建国研究员解释，这是因为雌株在前期生长速度较快。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雌株都发育成熟，进入壮年，开始繁衍后代，飞絮问题显现。

杨柳对京城功远大于过

回过头来看，当初选择杨树作为北京的主要绿化树种是不是错了？有些市民甚至建议，直接把产生飞絮的杨柳雌株都砍掉。

林业专家则认为，杨柳对北京来说功远大于过。张建国说：“杨柳是增加北京城市绿量、调节环境气候、改善生态的大功臣，仅杨树就占全市森林面积的近一成，森林蓄积量（即森林中林木材积的总量）更是占全市总蓄积的42.2%。”飞絮只是短期现象，十天半月就结束。如果因为飞絮而把杨柳一砍了之，实在是因噎废食、得不偿失。

另一方面，反思飞絮问题，不能脱离既定的历史条件。半个世纪前的选择是基于半个世纪前的主客观条件。张建国说，当年首要是解决木材和防护林网问题，而杨树最可满足这两个需要。正如一位园林工作者所说：“当时园林绿化工作者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让北京尽快绿起来，没有特别在意飞絮问题。”此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城市绿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可选择的树种相对较少。

当然，也不是没有经验可以汲取。半个世纪前，当人们在挑选北京绿化树种时，似乎认为，一定有某种植物是最好的，所以要找到它、大规模种植它。后来，人们渐渐明白，单调的物种构成使城市生态变得脆弱，而多样化能带来稳定性。张建国说：“生物多样性，也就是以乡土树种为主的多树种配置，能带来更好的生态效益。”

今天，城市绿化的理念已大大进步。北京市正在实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工程明确提出“生态优先、保护生物多样性”。绿化树种的选择标准也从过去的“容易栽活、生长较快、容易成荫、能够较快供给木材”变为“乡土、长寿、抗逆、食源、美观”。

2013年，北京出台《北京市主要常规造林树种目录》，其中对杨树明确要求采用雄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同时也规定，自2015年起，在各项园林绿化工程中，严禁使用杨柳雌株，以求从源头上治理飞絮。

然而，眼下的飞絮如何处置？张建国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把杨柳雌株伐去，但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逐步用雄株或其他树种替代老龄雌株。

大树不是一天长成的，更新也不能指望在朝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