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面对蒋介石高高举起的屠刀，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南昌城头，从井冈山麓出发，万水千山，前仆后继，奔延安，进华中，入东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千万公里地运动作战，最后夺取了全中国的胜利。

与此同时，他伟岸身影投下的一个影子，一支神奇的小分队，容纳着他核心机密的特殊战队，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简称中央文库，在敌人严酷统治下的大上海，在中共重要机关屡次遭遇重大破坏的恐怖岁月，二万余件绝密材料，竟然不可思议地屡次搬迁，惊险地躲过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侵略军的魔爪，艰难而安然无恙地坚持了二十几年，直到 1949 年上海解放。

这批记录着中共由幼小走向壮大的珍贵资料，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档，反复在旧上海噪杂的街头跋涉，单就物理距离而言，其历程长短，当然与人民军队征战的路途不可相比，但是，其间无数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的事迹，千钧一发之际爆发的智慧与胆量，让研读往事的后来者，敬畏而热泪不已。

二

为了对“中央文库”经历的风险，有一个概况的了解，先简略介绍一下，二万余件、分装成二十多箱的珍贵文档，在反动势力铁笼般统治的上海滩，二十几年中艰险跋涉，通过的主要路径。

1926 年-1927 年，北伐战争接近尾声，上海处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激烈交锋的第一线，当国民党即将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之际，依照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意见，为保护党的历史和秘密，中共中央档案文献库，建立于上海戈登路（现江宁路）恒吉里 1141 号。

戈登路恒吉里1141号（现江宁路673弄4-10号)

1931 年 4 月，由于顾顺章被捕叛变，重要机关危机重重，二十余箱文件，紧急搬运至法租界恺自迩路（现金陵中路）一幢独立小楼，是管理者张唯一的家。

1932 年，因为管理人改成陈为人、韩慧英夫妇，“中央文库”搬迁至陈家，明月坊三层的独立小楼。其后 迫于环境恶化，屡次搬迁，曾搬往法租界霞飞路（现淮海路）一位白俄的楼上。

1935 年 2 月，“中央文库”的单线领导张唯一意外被捕，紧接着，机要交通韩慧英也落入敌手，为防万一，“中央文库”紧急搬迁至小沙渡路合兴坊（现西康路 560 弄）15 号，是二层独立小楼，白色恐怖下，管理者陈为人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只能艰苦地独立支撑。

1936 年到 1937 初，陈为人等人终于找到党组织。因为陈病重， “中央文库”转移到中共情报机关徐强李云夫妇手中。

1937 年，徐强将管理任务交给周天宝。周的姨父是招商局大员，广有房产。“中央文库”搬至法租界顺昌里 7 号的花园洋房。两年之后，因为顺昌里的一场火灾，周天宝紧急搬运文件资料。其时，正值日军占领上海的严酷时代，“中央文库”反复辗转于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富裕人家的石库门建筑，乃至赤贫学徒工的亭子间，具体地址不详，一度 还回到过小沙渡路合兴坊 15 号。

1940 年，“中央文库”管理者改为繆谷稔，文件搬运至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立小楼，后又搬至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 1839 号，即缪的家里。

1942 年，缪谷稔病重。陈来生接管。陈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在日本军眼皮底下，将“中央文库”搬移新闸路庚庆里过街阁楼，后租下成都北路 972 弄 3 号西厢房，门面是面坊，阁楼上存放着文件资料。

1942 年，国共谈判之际，谈判代表曾将四分之一的文件运往延安。谈判破裂，运送无法进行，陈来生继续在面馆阁楼上保护文件。

1949 年 9 月，陈来生将全部文件送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我很想绘一幅地图，将“中央文库”在上海的历程，清晰地标明出来。至于日军统治上海的黑暗岁月，二十来箱文档反复跋涉，具体地点已然不详，那就得绘成多次震荡的曲线，犹如红军四渡赤水的形势图。

那二十多年，是非常复杂的历史时期，在敌人统治的核心区域上海，中共在自己诞生地的各种机构惨遭破坏，无数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地下组织的活动几乎停止，而中国共产党一批最为珍贵的历史档案，竟然能在这座城市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奇迹，不可思议的奇迹。

对于这段曲折的历史，做一个粗略的分析，大体可以划分为三段。

一，国民党大肆屠杀的白色恐怖时期；

二，日本侵略军在上海横行霸道的时期；

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解放战争炮火连天，黎明前的黑暗时期。

在阅读和思考中，我慢慢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那些坚贞不屈的战士：在不为人知的昏黄灯光下，在被死亡与酷刑笼罩的牢房中，在上海街头嘈杂的喧闹中，他们顽强地无声地战斗着，誓与党的机密文件共存亡——不，是宁可牺牲自己乃至家人的性命，也要把珍贵的档案传递到其他同志的手中。

他们只求奉献，并不希冀什么。但是，我们忘记这些无名英雄，是可悲的。也许，参与这场没有硝烟战斗的战士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有的人甚至从来没有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但是，因为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才真实而可靠地保存下来。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奉献的无比可贵。当为无名英雄们请功的文件上报之时，毛泽东把文件里的“有关同志”亲笔修改为“有关人员”，意思十分清楚，不管参与者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甚至仅仅是伸出手来帮一把的普通市民，均应该受到奖励，将永远被我们刻骨铭心地牢记。

三

秋日的早晨，我来到上海西康路，为了寻访“中央文库”曾经的隐匿处——西康路 560 弄 15 号，八十多年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中央文库”紧急搬到此地，那时，此处的地名为“小沙渡路合兴坊 15 号”。

这里，并不是“中央文库”的诞生地，早期遗址，位于现在的江宁路一带。在“中央文库”辗转二十多年的行程中，合兴坊 15 号是相当重要的场所，我想到这里寻访遗迹，是在阅读关于“中央文库”的大量资料后，明白它的重要价值，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特别是共产党高层出现了顾顺章那样危险的叛徒之后，“中央文库”尚能生存下来，此处功不可没，是它守护党的最高秘密，躲过了严酷的时光。此处还有一个特别，因为其安全，被反复使用，直到日军全面占领上海，还曾短暂作为“中央文库”流转中的一个秘密据点。

合兴坊中共中央文库旧址

西康路已经被改造得焕然一新，几乎难以寻找当年的痕迹。除了新建的高楼大厦，就是正在拆迁之中的工地，老房子老弄堂老居民，静静地消失、消散。时间紧凑，我一时竟然没有发现 560 弄 15 号的踪迹。由于许多小型建筑老式房屋被推倒，修建了体型庞大的高楼，建筑物的号码遂显得跳跃和凌乱。我在那个地带闲逛，一幢高楼的脚下，我发现了一处色彩鲜艳、建筑相当可爱的幼儿园，它的号码是“西康路 588 弄 36 号”。我想，当年不惜牺牲性命投身革命的战士们，心底存放着的奋斗目标，不正是为了孩子们脸上能绽放幸福的欢笑吗？

合兴坊中共中央文库旧址现为联谊西康大厦

从 1927 年早春开始，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就降临上海，那时，“中央文库”刚刚建立。由于最初设立时的严密制度防范，“中央文库”与党的其他地下活动有严格的分隔，它并未受到迫在眉睫的危险。

1931 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白色恐怖迅速加剧，共产党的机构被破坏得所剩无几，“中央文库”及其管理者，也被笼罩在可怕的魔影之下。顽强坚持到 1935 年，代表党组织单线领导“中央文库”工作的张唯一不幸被捕。事发突然，张唯一甚至来不及发出报警信号，紧跟着，负责张唯一与“中央文库”通联的交通员韩慧英，也落入等候在张唯一家中的特务们的手爪。兵临城下，“中央文库”命悬一线。

陈为人

“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陈为人，单兵作战，沉着应付危机。他相信自己的妻子韩慧英不会叛变，也相信久经考验的张唯一宁死不屈，但是，根据“中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保证机密档案万无一失，必须立刻转移。失去组织联系的陈为人，没有经济支持，也没有帮手，他伪装成阔气的老板，以每月三十银元的高价，咬牙租下合兴坊 15 号的独立小楼，随后，想尽各种办法，把几十箱文件，分散地搬了过来。

其间的风险与艰难，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妻子韩慧英入狱，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需要陈为人照料。陈为人很快用完了仅有的资金，即使大人与孩子不吃不喝，那每月三十银元的租金从何而来？白色恐怖之下的上海，陈为人难以获得可靠的援助。他想方设法，争取可能的扶持，一度甚至通过关系向鲁迅先生求援。最后，他走投无路，只能求助于在乡下教书的妻妹韩慧如。韩慧如的出现，使陈为人和“中央文库”获得一线生机，暂时脱离了绝境。韩慧如不但担负起照顾三个孩子的责任，让陈为人得以专注于文档的整理，她随身带来的 300 银元的积蓄，也支撑了相当长时间的合兴坊的租金。在如此危险的环境里，每天深夜，陈为人躲进密闭的屋子，在昏黄的灯光下，细心整理几十箱材料，把零散的文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体现了高度的革命自觉性和专业精神。

韩慧如（右）秦鸿钧一家合影

他们终于坚持到韩慧英出狱，坚持到与上海地下党组织恢复了联系。

严酷的环境，日以继夜的工作，彻底摧毁了陈为人的健康，党组织派人接过了管理“中央文库”的重担，并且把陈为人送进大医院治疗，他却想方设法逃避治疗，他不愿意消耗党组织宝贵的资金。1937年初春，三十八岁的共产党员陈为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经他系统整理过的“中央文库”的文档，留下了这位战斗者永不磨灭的印痕，他是倒在维护党的最高机密的默默无声的岗位上。

今天，当我们站在面貌全然改变的西康路上，秋风轻轻扫过新建的大楼和待建的工地，我们回忆着陈为人和他的战友们。韩慧英在狱中受尽折磨，丝毫没有暴露党的秘密；韩慧如在经历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考验之后，成长为坚强的地下工作者，她协助秦鸿钧烈士，创造了上海地下党“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奇迹，这自然是后话了。

四

陈为人去世后，“中央文库”的管理，在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手中交接棒。曾经利用中共党员周天宝的亲戚关系，隐匿在顺昌路一带的花园洋房。当时形势日益险恶，特别是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中央文库”屡屡遭受风险，秘密文档多次仓促转移，在上海租界的洋房、普通市民的石库门建筑甚至拥挤不堪的亭子间辗转。守护者们用生命呵护这批宝贵的文档，竟然多次化险为夷。1940年，“中央文库”的管理责任，落到缪谷稔身上，他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老缪，是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他对敌斗争的资历深，年纪并不老，与陈为人接受管理任务时年龄相仿，三十几岁而已。这又是一位呕心沥血保护“中央文库”、最后病逝在管理岗位上的共产党人。1942年，他重病去世时只有三十九岁，比陈为人离世的年龄仅多了一岁。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敌人严密统治的上海，要保护一大批党的秘密文档，风险之大，压力之重，苦难之多，绝对不亚于拿着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缪谷稔

根据文库的管理制度，为了不引起周围人的怀疑，管理者必须以普通家庭的面目出现。老缪与陈为人的不同之处，他的妻子并不是中共党员，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女人深明大义，默默支持老缪的艰苦战斗，从不多说多问，甚至老缪把收入抽出一部分，用以支付存放文档的房租，而自己家里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妻子也咬牙承受，不发出怨言。在日本人统治之下，他们断绝了各种收入来源，党组织也难以提供管理文档的经费，他们是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为秘密文档遮风避雨。当妻子发觉老缪身体越来越差，想为他买些排骨补补身子，竟为老缪严词拒绝。关于导致缪谷稔病逝的原因，有一种简单的分析，说是受到肺病的传染。我却相信，那是坚守岗位的结果。为什么陈为人与老缪死于差不多的疾病？因为他们对于文档的整理和管理，是在极大的压力和极差的条件之下进行，他们在密不透风的小屋里，在昏暗的灯光下做事，还随时支起耳朵，警惕外面任何异样的声响。那般恶劣的工作条件，那种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和家人的压力，需要极强的意志来承受；管理者甚至经常烧着炉子，万一敌人突然闯入，准备点火烧房与文档共存亡。我想，他们最后染上严重的肺病，与那样的工作状况密不可分，是把生命奉献给他们所守护的事业。

“中央文库”历任管理者，均有可歌可泣的事迹可以描述，我选择陈为人与老缪，作为他们的代表，原因在于，这两位管理者几乎在差不多的年龄，患上大同小异的疾病而倒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用共产党人的一腔热血，守护了党的最高机密。今天，走进我们的档案馆，各种各样的库房，已经全部现代化，恒温恒湿，空气新鲜。回望当年，想到陈为人和老缪这些烈士，如何不倏然泪下？

五

读者可能产生疑问，在敌对势力严密控制下的上海，两万余件绝密的文档，是如何行走的，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安全转移，在上海滩喧闹的大街上实现来来回回的大转移？

在我详细阅读有关资料之前，我同样有这种难以想象的疑惑。当年的战斗生活，比众多描绘旧上海的电影，严酷得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们，并没有汽车等工具可以使用，而满街遍布的特务军警，也不会像打闹片里的角色那般愚蠢。二万余件二十来箱资料，即使后来整理归并，其体量依旧不小。让它们多次穿街走巷而不被敌特发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奇迹的创造者们，能够使用的工具，相当简陋或原始。比较阔气些的办法，就是雇佣旧上海街头的黄包车了，那种在电影上看到过的靠人力拖行的车辆。当时，那是有钱人使用的代步工具。最初，在地下党还能够提供基本的经费时，陈为人他们，为了遮人耳目，雇佣过黄包车搬运文档。

后来，情况的变化，形势的严峻，经费的短缺，连黄包车的使用，也不可想象。

以最后接棒的管理者陈来生的故事为例。与陈为人、老缪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老资格革命家相比，陈来生很年轻，接棒时，才二十三岁。那是 1942 年，老缪病重，党组织不得不选择新的“中央文库”的管理者。选中陈来生，除了他年纪轻轻便闯荡过大风大雨，是经历过严峻考验的战士，恐怕也是看中了他的年轻力壮。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了租界。老缪原来保护文档的秘密处所，危机四伏，但是，要把那么多秘密档案转移出租界，从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的日军眼皮下通过，简直无法想象。年轻的陈来生，一直在底层拼搏，有底层市民生存的方式。他动员自己的家人兄弟，以挑担货郎走家串巷的方式，以破篮子面粉袋为工具，甚至以偷运粮米的“跑单帮”形式，蚂蚁搬家似地把两万件文档偷运出了租界。他们的英勇无畏，让后人感叹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命运眷顾了这些特别的战士。笔者的祖母，当年也居住在上海。听她说起过，日本占领时期，没吃的，活不下去，只能跟人去乡下买米，夜里钻铁丝网爬过封锁线。她说，同去的人，不少被打死，她命大，活了下来。陈来生他们的偷运，不是一天两天，是整整一个多月，只要其中一次出了差池，后果就难以估量。

陈来生把文档偷运出来后，开设一个面坊，阁楼上藏着那些宝贵的文档，如此一直坚持了七年，熬过抗日战争，熬过四十年代末期的黑暗，终于等到了上海的解放。期间，依据延安的指令，抄写过秘密文件，还协助参加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将一部分文档运到了延安。

六

八十多年前，在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全面破坏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同志关心“中央文库”的安危，希望瞿秋白同志起草管理制度。瞿秋白同志认真地撰写了管理条例。“中央文库”能够屡屡闯过险关，是管理者们严格执行管理规矩，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结果。今天，我们回忆瞿秋白撰写的文字（陈为人题为“秋白遗笔”），惊叹不已的，不仅仅是秋白先生思维的慎密，还有他处变不惊，高瞻远瞩的革命家心怀，在随时可能掉脑袋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信心百倍地告知大家，保护文档的目的，乃是“备交将来”。

今天，身处秋白同志所说的“将来”的我们，在每天平凡而幸福的生活中，当你静下心来，阅读和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是否感受到前辈革命家鞭策和激励的目光？

（本文系：上海作协“红色足迹”主题纪实作品之一,原载于《浦江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