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审美性文章转换的中介点，即审美独立性，包含：形象、思想、审美张力

徐芳：散文的边界在哪里？也就是说作为散文的文体特征究竟是什么？在当下的网络时代，“散文”全民写作与全面突破之际，是否应该将披着散文伪装的文字，从散文之中清理出来，以提纯文体？有人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又是实在必须做的事？可这又该如何去做呢？

楚些：2014年的时候，光明日报曾组织了一批文章，集中探讨散文的边界问题，我注意到，所取得的共识非常有限。关于散文的定义，散文的边界问题，一向如此，大家皆是各抒己见，而相切和搭界的地方较为稀少。与其他文体相比较，散文的边界缺乏明显的标识，所以相对比较开放。

某种意义上，散文是唯一一个沿袭文章概念的文体，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散文发展到今天，既包容审美性的文章，也吸纳实用性的文章，很多新兴文体和边缘文体，比如微博文章，企业或公司软性推广的文章，公号作品等，一旦具备了某种审美独立性，都可以纳入到散文的范畴中来。其中，实用性文章向着审美性文章转换的中介点，即审美独立性，包含如下因素：形象、思想、审美张力。

有人曾说过，诗歌是一个时代情感水平的标志，散文是一个时代智慧水平的标志。这句话与散文的文体特征看上没有关联度，但可以作为一个注脚而存在。

我理解的散文的文体特征分内外两个层面，形制多样、结构自由、真实性这三个要素为外在层面的内容，精神个体性的鲜明则构成了散文文体的内在要素。所谓精神个体性，通俗地说，就是鲜明的自我伫立在文本之中。

至于全民写作的兴起，与互联网的茁壮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个好事情，不仅文化要下移，文学也应该下移，民间和基层的写作，其内容的健康与清新，将会冲刷所谓精英写作的朽气和僵化，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带来活力。因此，大可不必视为洪水猛兽，至于，从中加以提纯，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当然，其可行性也较差，从海量的文章中打捞具备审美独立性的作品，几乎不可能。让其自行激荡、凸显、沉落，就像莫洛亚说的那样，时间是唯一的批评家，它可以使人们曾经觉得脆弱的声音，巩固下来。

变是散文的常数，而所谓不变就指向了文本中本真的自我

徐芳：随着时代、思潮的变化，散文的叙事，让我们更为常见的仍是变化；也许改变一般意味着进步，但有时也会表明某种程度的退步吧？就像我们时常说的一句话:有一个永远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变化……您认为这变来变去的散文文体中，是否存在一个永远不变的核心内涵？如果它变了，那散文也就不成其为散文，而成为其他别的什么？

楚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是刘勰讲过的话。中国是诗文大国，诗与文两种大的文体，在历史的隧道中始终在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形制、体式以及审美观念和思想观念方面。就变与不变的问题，当代散文研究领域内的两位专家，王兆胜先生著有《散文的变数与常数》一文，谢有顺则著有《散文的常道》一文，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从大历史观出发，变是散文的常数，那么，有无不变的因素？在我个人的理解，还是有的，这个不变的内容就指向散文文本中本真的自我。庄子有不精不诚，不足以动人的表达，而《史记》众多篇章的结尾处，常见“太史公曰”的句式。《坛经》里有明心见性的言辞，李贽有童心说的阐发，王国维有“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判断。

费尔巴哈曾指出，人的感性存在是人的最高本质。

本真的自我一旦坦示，必有强大的感性冲击力的发生。那么，何谓本真自我的袒示？这让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一则轶事，如下：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茅山是江南的一座小山，海拔高度不到400米，为何能引发王长史天地悠悠怆然涕下的情思呢？那是因为，个体的本真内核在这一时刻訇然洞开，因此，歌与哭皆声情并茂。

散文中的自我很难装扮，更不易于造假，因此，本真自我的敞开与表达是不会改变的。

随着互联网写作的兴起，可能改变最大的是传播问题

徐芳：该如何评价当下网络上出现的“新媒体”散文,“小红书”、“照片”文体（也当然包括了散文体裁）……这是一种发展吗？还是一种突破？甚至是一种创新？或者我该问：散文在继承传统并转化传统，创造新语汇、新语境等方面，是否已走在创作的“康庄大道”上了？

楚些：新媒体散文这个概念，非常有限地在报纸上被人提及，然而语焉不详。新媒体只是作为载体，作为介质而存在，不能把发表在新媒体上的散文作品称之为新媒体散文，比如公号文章，文学论坛上的作品，博客文章等等，这些新的载体上的散文，就有一些观念陈旧写法老套的作品。

载体的变化，与文学作品的精神属性之间只有在特定时间段内，才会产生效应。随着互联网写作的兴起，可能改变最大的是传播的问题，其次是写作队伍基数增大的问题，再其次为阅读习惯的问题，至于散文的文体属性，依然稳定在相对的曲率之上。这一点，与类型小说对小说文体的冲击不可同日而语。

我专门通过百度查阅小红书，原来是个APP平台，借助短视频、图文，彼此分享各自的生活方式。对于小红书以及照片文体，我缺乏特别的关注，更谈不上深入的了解了。

直观上看，其间的文字处于辅助性地位，即使是近似审美个性表达的文字，其功能指向还是社交。进入微信时代之后，海量的信息先是通过文字向我们涌来，不过，文字信息很快被短视频所取代，抖音，快手的迅速崛起，短时间内集聚人气和现象，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视频方式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视觉，强调的是感官的冲击力，不过，来的快去的也快，而文学则是借助语言文字作用于人的五官感觉，其持久性和心理作用力，非常显著。狄德罗曾说过，没有语言的帮助，你几乎什么都记不住，而要准确地表达出文明感觉到的东西，语言几乎永远不够使。

不能因为社交功能的存在，就断言小红书、照片文体就是娱乐性文字。但也需要警醒的是，比如美颜相机遮蔽了人的本相，而小红书、照片文体里面的文字内容，是否是别一种形式的美颜相机？这里需要打一个问号！

另外，就对新词汇的吸纳而言，散文相对滞后，因为散文的语言系统，相对比较雅化，国内有很多方言区域，每一年皆会产生不少互联网新词，但这些对散文的语言系统的影响微乎其微，从某种程度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散文作家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当然是理想之境，但即使抵达不了，也需要无限靠近

徐芳：对余光中先生，很多人了解、熟悉他，是因为那首著名的乡愁诗；但他也可以说深知散文的“三昧”，曾笑及：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他和读者往往保持对话的关系，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向读者发言。老派的诗人虽然也可以偶尔来一句“君不见”，而旧小说家也可以直接对读者叫一声“列位看官”……但不像散文家这么公然、坦然地面对着读者，因为散文家所说的是“亮话”，少用烘托、象征、反讽之类的技巧……您在散文研究中，着力捕捉的散文气，是否也有这种所谓“面对面”的发现？

楚些：余光中先生对散文的见解颇为精湛，他写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今天来读依然受益。他所言及 “三昧”涉及到散文写作的立场、审美关系和表达方式三个方面。所谓散文家必须目中有人，如同绘画中要求画家胸中有丘壑一样，目中有人，不是有人的形貌和故事，而是要有一份深厚的人间情怀，懂得爱、慈悲、怜惜、敬畏，面对自然和日常生活，有一份独特的深情在里面。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过，一朵微小的花对我而言，能够唤起用眼泪也表达不出的那样深的感情。这句话也许可以当做目中有人的最佳注脚。

因为散文作家目中有人，所以，再微小的事物，在其笔下也可以得到烛照，并闻见其辉光。这也意味着散文紧贴日常，烟火气十足，不像诗歌、小说、寓言、神话那样建构一个超越性的视域，而是在日常现实的场域内，观照出深情所在。

同时也意味着，在自我身体的内部，不独驻留着我自己，还有无穷的远方和远方的他们，当然，我也是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其中一部分。达到这个地步，就表征着散文作家与日常生活水乳交融，这当然是一个理想之境，即使抵达不了，也需要无限靠近。

与读者保持对话关系，是目中有人命题的一种延伸。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散文作家理应在作品中敞开自我，不虚美，不隐恶，不矫揉，不造作；另一方面，不可把读者当做被教育的对象，而是在平等的前提下，借助文本，开启找寻知音之旅，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余光中先生也借助这句话告诫了散文作家，作家与读者之间，既非上下级关系，也非高低层次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对话关系。

把心交给读者的别一种说辞，实际上就是倡导一种平民情怀。应该说十七年文学时期的诗化散文路线及当下的哲理散文写作，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话语的高蹈及主体抽空的现象。读者并非是被教育的对象，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审美经验共享者，他们获得共鸣的地方在于审美体验，而不是结论或者指导性学说。

说起平民情怀，这方面好的案例在哪里呢？汪曾祺先生就是一个，他的故乡高邮系列，活色生香，写和尚的生活尤其传神，家常的背后，其实有一种大慈悲在里面。

至于随时随地无拘无束地向读者发言，涉及到散文在语言传达上应趋近明白如话的境地，这一点，林语堂先生也有过类似的看法，倡导一种家常话的表达方式，倡导一种有温度的表达。

综合以上三点，散文作家独特的体温，自我的血肉，敞开的状态，明白如话的表达，这些因素熔铸在一起，就会形成特别的文气，而气韵一旦形成，那将是散文作家最具辨识度的因素。这方面，如果让我来推举典范性作家的话，比如来自河南的冯杰和安徽的胡竹峰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可谓气韵独特，自成高格，可以从中读到特别放松、随便、自如的味道。

有真性情者谓之有真境界，若再搭配上好味道，散文的宴席上，就会有珍品的出现了。希望这样的珍品越来越多，以飨读者，带去形而上的慰藉。

【嘉宾介绍】楚些，本名刘军，大学文科教师，现居开封。致力于当代小说、散文的评论工作。现主持《广西文学》散文新观察栏目，《奔流》评论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