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尝试过了所有镇痛方法吗？”这是范颖晖看到中国台湾知名主持人傅达仁不忍癌痛选择安乐死的新闻时，身为疼痛科医生的第一反应。​

不止她一人有此感受。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疼痛科医生也在一篇公众号文章中表达了类似观点——“为他不远万里花300万选择安乐死感到遗憾和不值……如果有疼痛专科医生来为他解除疼痛，或许不会选择这样看起来极端的方式。”

疼痛科是一个新兴的专科。2007年在中国疼痛医学鼻祖、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院士的倡导下，经18位院士联名呼吁，当时的卫生部下发227号文件，疼痛科首次得以写入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不同于很多人概念中的开止痛药、“打封闭”等初级止痛方法，如今疼痛科的专业技术可使95%的慢性疼痛都得到满意治疗。

“镇痛，在很多人看来还属于高阶需求。”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疼痛科副主任医师范颖晖说，人们的关注点首先都在病上，没有办法了才会想到止痛。

然而，忍痛其实毫无必要。止痛和治病同等重要，这关乎人的生存质量，也关乎医学的道义。

韩济生期待有更多人知道疼痛科，“我就希望，老百姓的病痛在求助无门时，能有个投奔的去处”。

“立竿见影”
    

彭水林很难不被人关注。​

他身高只有78cm，靠一块小滑板“行走”，他说那是他的“奔驰”。2004年那场可怕的车祸之后，他腰部以下的位置空了，成为世界罕见的高截位存活者，被称为“半截人”。

人们关注他的生计，感叹生命的顽强，却很少了解他身体里与日俱增的疼痛。他自己也对记者说：“保住性命就很好了。痛，就尽量忍着吧。”​

痛这个魔鬼，没有因为他的隐忍而退步半分，而是日日紧逼，得寸进尺——止痛药从国产的吃到进口的，从一天2粒吃到10粒，从一粒能管2到3个小时，直至渐渐无效；爱人束手无策，只能边掉眼泪，边给他按摩。

终究敌不过痛的折磨，彭水林想到过死。

2011年，在辗转求医之后，他接受了由韩济生院士发起的北京济生疼痛医学基金的救助，赴北京宣武医院接受了脊髓电刺激治疗。

彭水林很难描绘那个奇妙的时刻——电极的遥控开关打开，几年来身体里那种“被人拼命拿刀砍”的疼痛，倏地消失了。

最近他去了一趟北京，有些地方的痛感回升，医生帮助他调整了电极以后，又迅速不疼了。“立竿见影！”观摩了整个过程的韩济生说。

这项技术是一种使用微量电刺激作用于脊髓，以此改善慢性顽固性疼痛的微创治疗方法。目前在国内有不少疼痛科已经开展，范颖晖2013年赴美国克利夫兰医院疼痛中心（美国最好的镇痛科）学习后，也在仁济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

不同于很多人概念中的开止痛药、“打封闭”等初级止痛方法，如今规范的疼痛治疗是层层递进，多管齐下。

镇痛药物有口服，有针剂，还有贴剂，足以应对轻到中度的疼痛。当然，有些镇痛药有副作用。常见的是消化功能紊乱。傅达仁儿子曾对台湾媒体解释父亲的选择，提及“进入晚期，只能依靠吗啡来止痛，可是吗啡贴上去，他又过敏，奇痒难忍，而且头晕想吐，非常难受”。

在药物效用不明显或无法承受副作用的情况下，也有其他办法选择，例如植入镇痛泵，通过微创手术在脊髓旁边留置导管，持续输注镇痛药物。这个方法的好处是直达中枢，若是原来一天吃300mg吗啡片剂，导管里只需要给1mg吗啡针剂就能达到同等镇痛效果，避免了便秘等副作用。还可以通过脉冲射频减少疼痛信号的传递，或是热凝射频，阻断疼痛信号传输等等。

“不怕病死、就怕痛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要运用规范手段，95%的慢性疼痛都得到满意治疗。”韩济生说。

但前提是，得找到专业的疼痛医生。

范颖晖正在做脊髓电刺激微创手术。  由受访者供图

代码27
    

语言在疼痛面前是苍白无力的。

强烈疼痛之中，公众相对熟知的是分娩痛，但并没有研究证据支持分娩疼痛是最强程度的疼痛。有文献调查发现，分娩痛弱于胆绞痛。从疼痛发作的频率和总持续时间来考虑，三叉神经痛也远比分娩痛要痛苦。

从疼痛分级来看，分娩痛可达到8级，而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晚期癌痛可以达到10级。

范颖晖的疼痛门诊曾经因为有凄厉的叫喊而引来保安，误以为发生了什么冲突。

求诊者们用各类描述表达他们各种部位的痛：“有人在撕我的肉”；“像火在烧”；“满床打滚，想要撞墙”……

有人每小时都要忍受2到3次暴击一样的疼痛，疼得嘴唇发紫、浑身颤抖；有人到了诊室疼得不能坐、不能站，在家每躺1分钟就要变换姿势，整夜无法入睡……

在2007年疼痛科建科以前，这类慢性疼痛患者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他们被与急性疼痛患者一起分散到临床的各个学科就诊，包括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骨科、肿瘤科、康复科、风湿免疫科等，这些学科只是从不同角度对他们进行常规诊疗，对顽固性疼痛的治疗效果往往并不理想，有时反而延误病情。而大约有30%的慢性疼痛患者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治疗就更为困难。

这与当时国外疼痛医学发展状况的差距巨大，韩济生萌发了推动中国疼痛医学的想法。

1952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韩济生服从国家安排，放弃了当临床医师的机会，转向基础研究。他研究的是针刺镇痛，在参加多次国际学术交流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西方疼痛医学的理论和技术。1989年，他发起成立“中国疼痛学会”，后改名为“中华医学会疼痛学分会”。1995年，他创办了期刊《中国疼痛医学杂志》。

1995年，在法国一家研究所的帮助下，北京大学医学部中法疼痛治疗中心成立。韩济生做了不少组织工作。这个治疗中心，为早期的中国疼痛医学界输送了不少人才。

那是韩济生与临床贴合最紧密的时光。

在与疼痛医师的互动中，韩济生听到不少苦水，比如治疗技术没有编码，就无法收费；医生们分散于别的科室，只能对疼痛零敲碎打、单纯被动应付式疼痛治疗……

于是，在医院中创建疼痛科的想法在韩济生心里萌芽。

但要在诊疗科目里塞入一个新的名称太不容易。建立了泌尿外科的吴阶平院士深有感触，便给他出主意，请医学界相关学科的院士朋友们一起呼吁效果可能更好。韩济生给17位院士发传真，没想到传真机很快就把院士们的支持信呼啦啦地传回了。

2006年，韩济生汇总了包括他在内的18名院士的意见送到了原卫生部。卫生部经过反复调查和审议，2007年下发的227号文件明确，《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名录》中增加一级诊疗科目“疼痛科”，代码“27”。根据文件精神，国内二级以上医院可设立疼痛科，开展以慢性疼痛的诊断与治疗为主的诊疗服务。

至此，中国疼痛医学发展迈出了历史性的、令国际同行钦羡的一大步。2007年9月，国际疼痛学会主席简森发来贺信，认为中国创新推进疼痛医学的发展，这一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疼痛医学的前列，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最大误区
 

但认知的普及并非一日之功。

老赵是被很多科室“拒绝”过的病人。他是一位前列腺癌术后患者。外科医生认为，手术已经解决病灶，且无转移，因此“不归我这里”。但老赵在其他临床科室也转了一大圈，CT、核磁都做过，仍旧查不出明确病因。最终，他被家人认定为心理出了毛病。

“可我真的疼啊！”老赵说，竟没有一位医生向他推荐过疼痛科。

201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8千万慢性疼痛患者在遭受着疼痛的折磨，仅有不足65%的慢性疼痛患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少于28%的慢病疼痛患者接受传统药物治疗，接受神经调控疗法的患者则更少，数量不足0.002%。

是中国人更耐痛吗？并非如此。

有些药不必医生开处方就能在药房柜台上买到，称为“非处方药”。中国非处方止痛药销量惊人，2017年全国地级市零售药店的非处方药中，非处方镇痛类药仅次于感冒咳嗽类药，且增速远超市场平均，达10.5%。

治标不治本，是公众甚至医疗界对疼痛治疗的最大误区。

韩济生说，不少人认为，“疼痛是一种症状，而不是病，病好了自然就不痛”，这种看法对于急性痛来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对慢性痛来说则不尽然。

多数慢性疼痛不能仅仅被看成是一种症状，有的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近年来的神经生物学研究表明，长期存在的疼痛刺激可直接损伤神经系统，形成慢性神经源性疼痛，这是慢性疼痛性疾病的主要发病机制。

用药方面则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患者自行诊断，不管什么痛都吃止痛药，不会区分疼痛类型，也不看说明书随意吃药，厉害了就多吃，缓解了就少吃，对药品的禁忌症、剂量和方法都不了解；另一极端则是医生们不敢或不善于使用吗啡。

在范颖晖的门诊中，老黄的爱人捧来一塑料袋的药品，“请范主任帮我们算算量”。老黄来自浙江，肾癌晚期患者，住在别的科室病房。

范颖晖一计算，“阿片类加起来得有560mg了！”阿片类药物是包含吗啡在内的一类止痛药物，每天用量若超过300mg大部分人就难以承受副作用。

“嗯，以前的量不管用，就加上去了。”老黄爱人解释。　　　　

“癌痛是一个综合性的疼痛。我判断他有炎性疼痛，抗炎药物用得有些少了。此外神经痛也是一方面，阿片类对神经痛效果并不好，但是一般的医生不太清楚，一味加阿片类是没有效果的。”范颖晖说。

在新发癌症病人中，约有1/4伴有癌痛，75%的终末期癌症患者会被癌痛折磨，但我国只有30%至40%的癌症患者获得正规的抗痛治疗。

韩济生介绍，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吗啡的误解，另一方面，我国对吗啡有着严格控制，很多医生也不敢用。

2016年，一次关于吗啡的案件更是震惊了医疗圈。一名胃癌术后患者住进北京某医院肿瘤科，医院给予镇痛、平喘等姑息治疗，其中包括注射吗啡，该患者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时隔半年，患者家属以医生“过量使用吗啡”为由，将医院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最终，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医院胜诉。其间，《医师报》组织了2次吗啡使用的临床与法律问题研讨会，韩济生也去做了声援。

他认为，现在吗啡不是用得太多，而是用得太少。中国在世界各国的吗啡用量统计中，一度位于107位，2017年是88位。从医学角度来看，吗啡有止痛镇静之用，用得正确，是天使；用在歧途，才是魔鬼。

医学道义    
   

疼痛领域还大有文章可做。“这里头可有意思了。”91岁的韩济生说。

为什么情绪可以影响痛感？为什么安慰剂对疼痛是有作用的？国外最新的研究已经有所突破。

针刺镇痛也有进展。一项研究想看看是否能够通过针刺减少癌痛患者止痛药的用量，但结果并不明显。不过研究过程中也有惊喜，研究人员发现，针刺可以预防突如其来的爆发痛的发生。

“新的治疗技术我们一去学就会，但目前在科研的创新突破方面，中国还需要追赶。最要紧的是要后继有人。”韩济生说。目前，他正在积极推动疼痛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和专业化培训事宜，“我们要争取培养疼痛科医师的权利，疼痛科已经存在了，但是疼痛科的年轻医师谁来培养呢？我们现在争取下来，由麻醉科和骨科共同培养”。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忍不住感慨，“你又不是临床医生，你还那么操心为这个科发展创造条件？”

韩济生说：“我是想，我要为疼痛科的发展尽最大努力。万事开头难。疼痛科这个头已经开了，中国一定要继续走在前列。”

在韩济生家中玄关处，有一幅巨大的照片。那是2017年拍的会议留影。当年“中国疼痛医学大会暨疼痛科成立十周年新闻发布会”召开，专家们回顾了从2007年7月16日疼痛科诞生之后的十年发展。2007年，全国独立开展慢性疼痛疾病诊疗的科室不足50个；十年后，有独立建制的疼痛科全国达两千余个。2007年，全国专业的疼痛医师不足一千人；十年后，注册在案的全国疼痛医师有近两万名。

韩济生很珍视这张照片，特意领记者去看。“十年，就像当年的种子开枝散叶了，而未来，他们还会播下更多种子。”他说。

疼痛不同于其他生命指征，没有客观指标，也因此被不少医生低估，认为解决病是主要的，解除痛是次要的。但是，医学的道义本就该回到人的本身——每个人对于疼痛的感知以及疾病状态不同，永远不能低估或忽视个体的痛苦感受。

国际疼痛学会曾提出一个口号，免除疼痛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韩济生希望，在全国各个地方建立起来的疼痛科，可以成为众多慢性疼痛患者争取这个权利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