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贴上标签的滋味，莆田人吴显军（化名）不经意间就能体会到。

在去年3月百度与“莆田系”医院相杀之后，某民营医院在网站显要位置注明——“本院与‘莆田系’无任何关系”；某个医疗会议上，医生发言之初，强调“我们不做‘莆田系’医院那样的男、妇科……”

一次区人大代表的会上，当一位三甲医院医生代表批驳了“莆田系”之后，吴显军站了起来。作为“莆二代”，他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

“不要用‘莆田系’这个标签覆盖所有的莆田人开的医院！”他列举几家优秀医院，其中不乏中外合资的集团或上市公司，许多七八年前就开拓了海外市场。场上有人感叹：原来这家也属于“莆田系”？

他说：“偏见源于不够了解。”

“莆田系”是福建莆田人所开设医院集合，发展足迹已有近30年。从曾经边缘化的游医到进入公立医院承包科室，再到自建专科医院，占领民营医院中的半壁江山，名声一直不佳。

在今年年初百度被曝将部分贴吧“承包”给“莆田系”之后，记者采访整整3个月。有“莆田系”的二代，有在“莆田系”医院中工作达20年的元老，也有冷眼关注的业内人士。“莆田系”一步步发展之中，有污点，也渐有亮点。

吴显军只是觉得，一个群体里不排除依然有在乎眼前利益的，但对于那一群想要好好做事的人，那些努力能否也被人们看见？

    
【以前聊得更多的是市场，现在聊得更多是如何更规范，吸纳资本】

    
80后陈少新（化名）与吴显军，都是“莆田系”中相对而言的“志存高远者”。

陈少新回忆自己毕业后，对这个行业的第一想法其实是：不想做。

他印象中，老家每个镇都有每个镇的特色。自己所住的东庄镇，整个镇都做医疗，隔壁镇则是做药材的。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到处跑，从南到北。春节回家，一大家人聚在桌子上，总会互相聊，你在哪里做？那边的政策环境怎样？

那时，父亲已在承包外面的医院科室，但对外人，从不说自己是做医疗的，只说是“做药品的”，或是“做工程的”。

陈少新不解，问大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人家公开呢？”大人总讳莫如深。

长大之后，他慢慢理解，这是整个镇的生意，而且是游离于法律边缘的生意。他小时候长疥疮，就是老爸自己配方子治疗的。

毕业后，他依然抵触进入这个从小耳濡目染的行业，选择了自己学习的计算机工作谋生，但后来父母年迈，而且整个镇都在谈医疗，似乎不做医疗就是局外人，最后还是接手了家族产业。

接手以后，他才发现，环境已大变。

变化，光从每年春节的谈话内容，就可窥见一二。以前聊得更多的是市场，现在聊得更多的则是怎么做得更规范，吸纳资本。目前老家已有医疗集团上市，还有不少获得鼎晖、建银、红杉等风险投资机构的青睐。“为什么要做资本市场？又不缺钱。主要还是为了做得更透明、想进入主流市场。如果做得不规范，医院就很容易倒。如果你把一家医院做倒了，回家也被老家说。”陈少新说。

年轻一辈也在带来运营方式的改变。陈少新说，现在自己医院正在做“去百度化”的尝试，首先要靠口碑，但营销也不是不需要，已开始转移到社交网络，不至于被百度绑架。

最令陈少新感慨的，是价值观的变化。不少人谈论医疗，“原来是当作生意，现在是当事业”。

陈少新与吴显军都提到了佼佼者——一家位于上海的专科医院。

这是民营医院里仅有几家属于“高、精、尖”的医院之一，拥有全国级别的专业领域奠基人之一、全国行业协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级别的人物，阵容强大。

不过，达到这种水平的“莆田系”还只是少数。

吴显军给出一个估算的数据——“莆田系”里10%的正在想好好做，已经达到好的标准的，差不多是3%。这个估计，在另两位业内人士处得到认可。

“经历过原始积累，‘莆田系’实际是在不停改变方式方法，不断去适应法律法规。否则，骗子可以骗30年吗？”陈少新反问。

    
【必须要让懂医疗的人管医疗】

    
上述那家“佼佼者”医院的投资者陈仁德（化名），在最艰难的时刻，几乎到了变卖家产以维持医院开销的地步。但他依然下定决心——“即使把集团其它几家医院都关掉，也要让这家活下去。”

为何如此破釜沉舟？陈仁德说，他就是想打破人们对“莆田系”医院的印象。

陈一直被认为是“莆田系”中较早觉悟到旧有模式的弊端并率先转型的代表人物。当初决定开办这家专科医院时，由于风险大，没有一个人赞成，家族里面兄弟也不同意。

但他坚持——他就是要和这个观念较劲。

可以想见的，困难重重。

盖房子、买设备、找专家……最早随陈来上海的该医疗集团工作人员黄同忠（化名）记得，一个月里有七八天是24小时不睡觉，大晚上一群人开会、画图纸、画管理架构。

建完病房才知，许多设备不是有钱就能买。比如，当时必须引进64排螺旋的CT，可进这样的设备必须政府来批，否则海关不予放行。

人才更是问题。为了请一位知名医生，前前后后，“三十顾茅庐”也不止。“专家有很多顾虑。离开体制的专家又转头回到公立医院的不是没有。只有投资人展现出足够诚意才能打动对方。”陈仁德说。

与大多数“莆田系”不同的是，该集团下的医院管理层一把手都有医疗背景，半数以上的高层领导都曾在三甲医院的领导岗位工作。陈意识到：学医出身与做生意出身的人还是两种，必须要让懂医疗的人管医疗，才可能真正打造出他理想的专科医院。

这意味着他必须对自己改革——放权，以及去家族化。

如今，在他的医院里，管理层几乎没有莆田人的身影；还实行“科主任当家，重要事情院长说了算”的办法，即科主任有相对自由的空间去提升科室的影响力。

据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闫东方透露的数字，这家专科医院的手术量放在全市已能居于第三或第四，与公立医院不相上下。

此外，该院还每年举办一次学术会议，以及开设微创外科技术学习班。“开始也担心，民营医院来组织，人家认可不认可。但是数字能证明我们是优秀的。第一年100多人，第二年就有200多人参加，第三年就变成300多人了。”陈仁德说。

【名声跌至谷底，如履薄冰】

    
“我们现在是如履薄冰，唯恐使这个行业再度收到伤害。”陈少新对采访始终谨慎，“害群之马不是没有……而我们想做得规范，在用一点一滴的细节累积……不少故事，对我来说，就是事故。”

陈少新提到的，是2007年上海协和医院事件。

上海协和医院是当时沪上一家“莆田系”。31岁的未婚女士王洪艳看了电视广告后，到该医院做检查，被诊断为“不孕症”，入院检查不到3个小时、诸多检查结果尚未出来，医生便将其推上急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医药费近4万元。一周后，王洪艳拿到另一家医院做的妇科检查报告，发现自己没有大病。

在上海医生陈晓兰的坚持举报下，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吊销了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这一案对当时的“莆田系”可谓重创。名声跌至谷底。

“当时出于追逐利润目的，我相信报纸上报道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协和事件之后，我们集团的投资层、管理层都已经开始思考。整个行业下一步该怎么发展？还是打这么多电视广告吗？一家医院出现的问题导致所有‘莆田系’被看低，该怎么处理？医生的接诊执照怎样才能更公开透明？每一次事件，都会推动改革。‘莆田系’的特点就在于求变。”陈少新回忆当时事件之后的反应。

他说，如今医院都是规范化运营，因为违法成本很高。一般每月都会经历一次政府相关部门的检查。按标准，医院一年只能被扣12分。比如根据医疗废弃物处置方法，医疗垃圾不能乱扔。1个棉球就要扣除1分。户外广告没有按照规定、院内感染做得不到位，都要扣分。如果12分扣光了，就会吊销执照。再申请执照，则异常艰难。“我们已经走到了今天的透明化，没有必要再走回去。”

2014年“莆田系”一个大的改变，是成立莆田（中国）健康产业总会。陈少新认为，以协会抱团的方式，可以让话语权更强大；且当时想投入医疗行业的资本很多，以协会身份接洽更方便。

“另一方面，互相之间不是同学、朋友就是亲戚，外界又戴有色眼镜，所以只能抱团取暖。我们之间也有竞争，但不会是恶性的那种，主要还是需要依靠内功，因为市场很大，一个人是吃不完的。”陈少新坦言。

而一位长期观察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学者则给出了更中肯的评价。“抱团，容易把自己内部好的、坏的都抱在一起，无法区分，最后如果坏的出了问题，反而是好的要帮着擦屁股。”

【未来，还需要一代代人努力】

    
在国家倡导社会办医的大环境下，民营医院已被视为医改的倒逼者。

我国台湾地区的长庚医院其实就是不少想好好做的“莆田系”的榜样。

台湾长庚医院也是一家私立医院。在其成立之初，台湾地区的医生也很短缺，红包泛滥，专家们很少愿意为了利益离开公立医院。长庚医院拿出了一系列举措，比如门急诊先看病后缴费制度、废除“住院保证金”、严禁红包等。

开业短短3年，长庚医院就取得了利润15%的经营业绩，15年后长庚医院竟然超过台湾地区各大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了台湾地区最大的医院系统。长庚医院的成功，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最终改变了台湾地区医疗产业的格局，市场占有率由公立医院占80%变成了私立占80%。

这让黄同忠等人满怀憧憬。作为民营医院中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思考的已不仅仅是“莆田系”发展的问题，而是民营医院发展的问题。

“有时候我们真的走得很难。”黄同忠说。

关于民营医院的生存之艰难，业内常说一个段子——在一次重点专科的评审中，面对民营医院所遭受的政策歧视，一位离开体制的专家曾经当场落泪。

“这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不是一个口号、几个动作就可以解决的。”陈少新还是怀有希望，“毕竟父亲那代人基本上都是小学、初中文凭就去做这个的。而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素质、价值观都在进步。”

陈梅（化名）也是“莆二代”。海归之后，她在医院开设了社工部，还带队前往西藏阿里地区，为当地儿童进行先天性疾病筛查。她记得第一次去是飞到拉萨后就坐车颠簸12个小时直奔工作组，海拔一下子升到五千多米，嘴唇缺氧发紫，血氧不及当地人的一半，差点晕倒。但如今已去过4次。

截至2015年8月，她带去的队伍已为当地累计义诊20000余人，安排赴上海接受手术的患者已有100余人。

陈梅说：“其实，我一直觉得人们的幸福指数与物质没有太多的关联。在阿里，我看到虽然物质匮乏、基础设施条件差，可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有时候欲望越大，人反而可能越觉得不幸福，因为想要的东西多了则意味着不满足与失落。”

“任何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还是社会的企业，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黄同忠说，“就像外界习惯性认为中国人喧哗但也有不少人是有修养的一样，民营医院中也有想要做出成就的人。不能一棍子打死所有人。这种难受，是精神上的伤痛，只能努力打破。”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编辑邮箱：eyes_l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