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人社部和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招聘时不得以性别为由限制妇女就业、拒绝录用妇女、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此外还详细规定了一系列保护女性平等就业的制度，并提供多项维权投诉渠道。

《通知》甫一发布，“招聘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这一话题就迅速攀登至热搜榜首，引来网友花式点赞。除了打中了就业市场中的痛点之外，这一《通知》也触碰了近年来舆论热点女权话题。

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提倡女权成为时之风尚。但每每触及这一性别政治议题，总是能引起尖锐争执。有人坚持先锋的女权理念，大谈“精神独立”，却丝毫不关心女性生存中面临的真正问题。本质上，这并非真正捍卫女性权利。

如果不把女性放入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不能有效解释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当下的社会舆论，一方面将具有独立人格，自主追求事业的女性视为成功典范，另一方面，对剩女的嘲讽也从未停止。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本身是客观事实，但今天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差异，不仅仅关乎男女平等。

九部门联合发布的《通知》在一定程度对企业招聘中因为性别歧视，提供了管理办法。但具体到今天的现实社会之中，雇佣关系中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很难以性别进行简单的二元区分。女性就业者所面临的困境不是或者不仅是作为男性的竞争者，不同社会层级的女性在就业市场的面临也大相径庭。

你很难将女明星、女高管、城市女白领、餐厅女服务员、流水线女工，在就业中面临的性别歧视情况统一处理。面对这些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但同样作为女性的群体，讨论女性权利时，就必须加入更为多元复杂的标准和视角来维护其权利。

很多人以为，男女平等来自于西方女权的思想。每每谈论起女性平权，我们总是先天地将这样的理念和高大上的理论相联系，动辄就要提波伏娃、伍尔夫，女权议题成为了书斋里、课堂上辩论的话题。殊不知，在中国从泥土里生发的女权早已走过了半个世纪。

男女平等始终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所坚持的基本国策，喊出“男女平等”的口号来自田间地头。早在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会刊物，针对当时妇女参与劳动“挣工分”与男性同工不同酬发表过《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随后毛主席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

事实上，当时社会中，女性面临的困境表面上是男女同工不同酬，但本质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刚刚从封建社会如何迅速转变理念，鼓励女性走出家门，接纳女性作为平等的劳动者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也正是这种从具体劳动关系出发的政策与口号，使得男女平等理念有效地和现实接轨，进而有效解决社会矛盾。

时至今日，尊重女性地位，早已成为新时代的基本常识。“独立女性”成为越来越多女性追求的人生目标。影视作品中常常将性格独立、事业有成，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都属于高端阶层的女性塑造为成功典范。但与此同时，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女性，却依然在企业的各类明面或暗箱的规则中，饱受就业歧视。

这样荒诞又矛盾的现实提醒我们，当谈论女权之时，并不能只谈论性别。我们不缺乏男女平等的理念认知，而就业市场中的女权议题，本质上是依托于男女生理差异的劳资关系矛盾。

有一句流传了很久的言论是，我们要求尊重女性，不是她们柔弱，而是因为她们中很多人是母亲。往前推一步，我们要求尊重女性，不仅因为她们很多人是母亲，更因为她们在被要求成为母亲的同时，被置于以生产力为唯一标准的就业价值体系中。

所以，西蒙娜·波伏娃的那句话或许依然值得回味：“女人不是天生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