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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陈清泰谈国企改革40年:当时我们实际上面临一个严峻的政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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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郭泉真 2018-12-17 06:48
摘要: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就是回答江泽民同志那个问题。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还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年关键性一步,是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最难攻克、费力最大”的国企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联前后20多年,至今依然是改革攻坚的核心问题之一。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文件起草组特地把一个人请了出来。

 

这位“有发言权的人”,叫陈清泰。

 

他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此前1年主掌二汽,此前5年和冯根生、马胜利等19人同获“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规格空前。20人中后来他行政级别最高。卸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2014年5月5日,这位老汽车人新创“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并任理事长,为新能源汽车革命奔走。十多天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在上汽指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这位老国企人也至今为国企改革鼓与呼。当年看完十四届三中全会公报,陈清泰长舒一口气。那是1993年,争议、反复讨论中,最终《决定》正式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方向,这是破解公有制、国有经济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理论上一次重大突破。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坚定宣告,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管资本为主、发展混合所有制、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更是迈出历史性一大步。

 

改革开放40年,他拿出一纸泛黄,一位高层领导字迹清晰:“行政干预要减到最低限度。”那是32年前。


组装自行车、自制小提琴、135相机底片拍两次


记者:网上显示您1939年生于北京?

 

陈清泰:其实是1937年6月17日,“七七事变”前20天。小时候一帮小孩在胡同跟日本人周旋,扔块小石子就躲起来。

 

记者:您读的分司厅小学,好像是1929年省立模范小学、1963年北京市重点小学。从小是学霸?

 

陈清泰:我是书生家庭。祖父留日学电讯,4个孩子都是大学生。我父亲土木工程系毕业,铁路工程师,后来肺病在家,闲不住就刻图章,去世还留下个检修铁轨用的小榔头。我受他影响大,从小就想也能有个房间做手工,走3站路上学时,偶尔有美国小汽车开过,一点声音也没,看到就眼前一亮,停下注目,羡慕得不得了。

 

记者:一点声音也没?

 

陈清泰:车子很大马力时,低速开,噪音确实很小。后来我有了自行车,寒暑假就全拆开,一个个零件挂墙上,快开学再组装。大学一有空,我刻图章送同学,自制小提琴,还设法把135相机底片一半挡起来照一次,另一半再照一次,又用老相机镜头,拼装一台放大机冲印照片。我选读清华,因有汽车专业。

 

记者:工程师思维对您后来抓管理、促改革有何作用?

 

陈清泰:烙印太深了。我确实偏向逻辑理性思维,一生遗憾是过于刻板了。我总希望做事应有规程,决不盲从,至少决不说违心话,总认为考虑问题应把本质内涵搞清楚,路才能走下去,不愿没想清楚就决策。我多次换岗,在位时与很多人有很多关系,离开几乎全断,决不多嘴干预。人家朋友很多,我好像很少。说工作海阔天空,别的就感到没什么好说。别人看我有点敬而远之,这个人有点不通人情。(笑)

 

当然我一辈子非常坦然,没为升官找过人,这是凭良心说的。从清华调到二汽,刚去被分在政工宣传组,我反复要求到技术部门,这两次是我请求的,别的都是形势所推。1992年到北京工作,我犹豫过,在二汽要做的事没做完,当然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工作外我从不愿“搞关系”。求了人,人求你怎么办?工作上也是,我认为对就较坚持,甚至有点固执。当然不会吵红脸面,也得罪人。为把事做好,我心里坦荡,大体上一生就这么过来。


从没什么“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一给钱就灵”


陈清泰读中学时,毛主席提出“建设第二个汽车厂”。

 

一汽是中央政治局讨论领导班子,一机部部长黄敬直接管理建设。汽车,是当时国之重工。

 

“两下(马)三上(马)”,1969年二汽正式大规模建设。次年陈清泰调入二汽,45岁任总工,47岁任厂长,51岁获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

 

记者:二汽改革一度“非常困难”?

 

陈清泰:首任厂长饶斌很了不起,大家说“中国汽车工业之父”,我认为不过分。第二任厂长黄正夏是老革命,很有改革精神,思想比较开放,很有激情,非常好的领导。1984年我接任厂长,他留任党委书记和东风公司董事长。

80年代初全国“承包”很火热,某些点上也确有“一包就灵”情况,政府也推,甚至有舆论提出全面承包“横向无边,纵向无底”。二汽1984年全面推开,8月我任厂长,全国又在推厂长负责制,厂内的分层承包热火朝天,成为我必须关注的大事。

 

1979年国家把二汽作为“停缓建项目”后,二汽通过对国家的承包,“自筹资金,量入为出,续建二汽”很成功。但把对国家的承包,扩展到内部“分层经营承包”,却有争议。调动积极性非常有效,可1985年就发现大量问题。

 

记者:问题在哪?

 

陈清泰:首先是负责销售的副厂长周维泰报告,用户反映产品质量下降,外边拼装东风车越来越多。接着管质量、生产调度、财务的副厂长纷纷呼吁。承包了,专业厂拼命搞产量,超产可对外“自销”;总厂只管结果,质量当然下降。专业厂有自主权、钱,对外搞投资和小联营,二汽销售、计划、规划、财务的严格管理体系开始涣散甚至失控,一体化大生产体制面临被肢解。

 

甚至造成“质量差效益不一定差”。按总厂标准,产品质量不合格不能装车,这样正好,专业厂自己拿出去卖。发动机厂要自销,需要缸体毛胚,没总厂调度令,铸造厂不能给,便出现了“地下调度处”。一些个体户从铸锻厂、零件厂买出毛胚、零件,转卖到总成厂从中渔利,几乎什么零部件都能买到,装了车不愁卖不出,没人管合不合格。各专业厂真实财务状况很难掌握,胆子大的“效益”就好。

 

我调查后,征求总厂班子成员意见,找李子政、李惠民等老领导讨教,我确认这种状况不能持续。

 

记者:阻力多大?

 

陈清泰:社会上“一包就灵”舆论很强,专业厂是“既得利益者”,也确有困难,各办着一个“小社会”。总厂领导中也看法不同,还有的高层领导同志支持。我非常为难。

 

我是厂长,出了问题要负责。1986年4月我向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副主任朱镕基同志汇报,吕东说“专业厂可以独立核算,但不能独立经营”,“不能有外卖产品的权,这么搞会走到邪路上去”,又请经委副主任袁宝华(兼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计委甘子玉、饶斌、人民大学前校长黄达和机械部等领导开会,听我汇报后,普遍认为承包对解决企业与国家关系有明显效果,但在企业内部必须因地制宜,二汽要妥善平稳结束分层承包。

 

后来,这事还惊动了中央主要领导。1986年6月二汽领导班子再次调整后,才统一认识,做了大量工作,年底基本恢复正常管理秩序。

 

记者:所以您说从没什么“一抓就灵”,所谓“一包就灵”、“一股就灵”、“一给钱就灵”说法,事实已一再证明,是脱离实际的、片面的,甚至有害的。

 

陈清泰:说到这还有个背景,1982年底我做总工程师,开始考虑全局。两件事触动很大。一是曾与二汽相似的很多三线企业,国家停止投资后,衰落景象令人不寒而栗。二是1980年赴美、1981年赴德,我访问了一些汽车和零部件企业,大开眼界。一汽的“解放牌”没转型升级,企业活力日减,大家惋惜称“几十年一贯制”。我想必须汲取教训,二汽要生产更要“经营”,要做好今天还要准备好明天,深思熟虑写了《结束汽车产品的几十年一贯制》《把二汽建设成经营开发型企业》两文,被饶斌赞赏。

 

二汽前任总工孟少农是我国汽车行业唯一的中科院院士、资深专家,看问题较深远。黄正夏厂长改革精神较强,有前瞻性。1982年厂里资金很困难,但决定投资建设技术开发园区和襄樊汽车试验场。我任总工后,推进与德国弗兰霍夫学会合作,建了全国第一所“双元制”技工培训学校,成立教育中心,毕业进厂就可达四级工水平,很受欢迎。又整合成立技术装备中心、技术开发中心,聚集一批人才,建设当时全国最具规模和水平的汽车道路试验场,研发力量国内数一数二。这些能力,很多当时外面买不到或做不到,我们坚信三大中心可保二汽后劲。

 

记者:您的理念从哪来?

 

陈清泰:我一生除了大学正规教育,很少有机会专门进修,平常见好书好文,真是像法宝一样留下,不时翻看。还要多请教人,蒋一苇、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刘纪鹏等都请来交流讲课,还有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退休副总裁和前苏联汽车专家。福特副总裁白天谈合作,晚饭后我跟他谈到半夜12点。谈生意也是额外学习机会,我很认真的,有时还要做笔记。

象征二汽五位厂长合影的一张难得照片:左起马跃、陈清泰、张矛(饶斌夫人,代表饶斌)、黄正夏、苗圩。    陈清泰提供


企业改革最难解决的,是理论、认识和观念问题


2013年,李克强总理有次开会专门提到,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做了一个调查,有的企业上一个项目,要经过27个部门、50多个环节、时间长达6-10个月,这显然是很高的成本。

 

该协会2012年成立,首任会长陈清泰。

 

记者:“企业改革是伟大的社会实践,但遇到的最难解决的,往往是理论、认识和观念问题。”您说这话,是深有感受吧?

 

陈清泰:在二汽另一个困难,是调整七五计划。已有的规划要自筹资金,使卡车产量5年翻一番达20万辆。接手后我不同意。

 

搞汽车的都知道,汽车保有量很低时,中吨位卡车为主,但保有量增加后,卡车领域肯定是小型车占大头,再是大型车,中吨位占比会下降。整体上,小轿车会迅速增加,卡车最终降到30%甚至更低。二汽要具全球影响力,产品布局非常重要,否则没戏。

 

记者:是好日子过一阵再说,还是及时为将来打算。

 

陈清泰:我想法是,主要资金投入8吨平头重吨位卡车,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同时力争小轿车立项。这动了专业厂的既得利益,总厂领导花了很大力气统一思路,后来二汽的“三个三”——三级跳的区域布局、三大法宝的内部挖潜、三层管理体制的发展思路,在这时形成。

 

上轿车,上海已起步,解放有红旗等老底子,二汽从零开始。国家六五期间还说要控制投资,批大项目非常难。

 

但这关非过不行,全力争取,当时的国家经委主任宋平在我们报告批示:“二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大家对(东风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联合很积极,但联合起来干什么,要尽快解决。他们说现在中型车已无发展余地,那么应开发什么新产品?二汽多次提出要搞轿车,国家似乎没有必要限制,现已联合了160多家企业,应当由二汽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去发展,开发新产品。行政干预要减到最低限度。”落款日期是1986年12月26日。

 

记者:当时讲“行政干预要减到最低限度”,少有吧?

 

陈清泰:少有的。当时讲减政放权,总是扭扭捏捏地减,速度较慢,因为计划体制大的框架还没改。当时能提出这么一个看法,是超前解放的。我非常兴奋。1月初我就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找张盘副主任、鲁志强司长讨论策划,5月在二汽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意见、建议很快汇总上报,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暑期北戴河办公期间研究。7月底我赶紧去北戴河宾馆写报告,说明这是保持后劲至关重要的大事。8月6日报上去,12日姚依林副总理主持专门会议研究。会议同意二汽轿车立项,选择最难的方案起步后,他说了一句话,“这样做会艰苦一点,实在不行再说”。


“严峻考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可能“基础动摇”


在产品设计处抓技术研发,任厂长抓体制改革,1987年抓减少行政干预的行业性突破,1989年强调市场化导向……陈清泰在二汽的路,与国家改革开放合拍共进。回顾1992年到1998年,在国家经贸委主管企业改革与发展期间的形势,他则曾用“严峻考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可能“基础动摇”等词。

 

记者:当时哪些闯关您捏一把汗?

 

陈清泰:我到经贸委工作第一件事,是推动“转机条例”(即《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条例》)贯彻落实。这是1987年《企业法》颁布后,推进执行非常重要的政策性文件或称实施细则。镕基同志思路很清楚,就是做好三件事。一是转机条例,向企业放权,该放的放到位。二是监管条例,该监管的监管到位。再就是选好人。

 

当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还没到位,还在承包制阶段,一厂一策,每家企业跟政府讨价还价,最差时最有利,潜力释放就是企业红利,谈判技巧比管理水平有用得多。这就使很多东西都扭曲了。承包制只是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一种过渡。当时在镕基同志领导和极力推动下,做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把企业改革的基础设施陆续建立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绩。

 

记者:有哪些“基础设施”?

 

陈清泰:一是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大体和国际接轨了。二是对国企普遍清产核资,摸清家底,企业财务真实性前进一大步。三是把企业破产制度推到可实施阶段。四是社会保障制度从零开始,初步形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形势发生大变化。长期过度投资导致很多产业产能过剩,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企业竞争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缺失问题,充分暴露了。

 

记者:糟糕到什么程度?

 

陈清泰:1996年、1997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39%,停工、半停工企业达40%左右,职工发不出工资,巨额三角债,约7500万名国企职工,下岗约三分之一。形势非常严峻。到底怎么办?应当说,我们的高层在改革中是勇敢者,没有屈服于经济状况恶化带来的压力,反而成了倒逼改革的决心和动力。

 

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政、税收、金融外汇等体制改革一项项落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启动。对企业暴露的问题不回避,提出政府宁愿出钱去帮助因此下岗的职工,决不能挽救没有希望的企业。坚定推进企业“破产兼并”,抓大放小,减人增效,下岗分流,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实施再就业工程;纺织砸锭,淘汰落后产能;剥离部分企业不良资产,优化资本结构;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实施三年脱困计划。可以说,90年代中后期形成一波惊心动魄改革大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初步基础,也为我国入关后若干年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记者:当时没有社会保障机制。

 

陈清泰:我们经贸委配合当时的劳动部、民政部、财政部、银行等,反反复复研究,请了很多国外专家参与方案设计,最后提出三条保障线——社会最低收入保障线、失业保障金、养老保险,都从零开始建立。再就是采取多种途径,分流富余人员。从后来情况看,大约三分之二靠企业内部消化,三分之一进入再就业中心。国企职工非常了不起,为改革作出巨大牺牲,个人、家庭都有很大付出。

 

在杨家杖子矿务局,我们企业司一位司长带队调研,在房里与职工代表交谈,出门时,40多位职工“唰”一下跪在地上。这几乎是无助的。像那样一个矿区,到哪里去找就业岗位?当时真是很悲壮。

 

记者:上海纺织砸锭,我们也印象很深。

 

陈清泰:“抓大放小”,国企陆续从轻工纺织退出,中小企业得到较快增长,重要的是保住了、又增加了很多就业岗位。很多国企职工慢慢开始创业自立。国有资产开始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集中,结构大大改善。由此看出,转向买方市场后,企业有生有死、职工有进有出已成必然现象。就企业搞好企业已进行不下去,因为它已离不开外部环境改善的配合。

 

发现这个问题后,我们建议“优化资本结构城市试点”。经国务院同意,由经贸委牵头,九部委联合推行,核心是转变思路。由注重搞好每个国企,转向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由注重“减税让利”,转向“优化资本结构”;由注重挽救国企,转向推进优胜劣汰。在操作上由就企业进行企业改革,转向发挥城市优势,改善企业外部环境,综合治理。实施抓大放小,调整结构等。开始选了18个城市,最终发展到119个,取得了好的效果。

 

试点城市对有希望的企业,总计剥离不良资产1.4万亿元,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建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市场化运作。后来他们说,回收率大约15%-20%,也算不错了。这些措施应该说是很成功的。通过这一轮,包括“三年脱困”取得成效后,国企的产业结构、整个状况,发生很大变化,部分企业具备资本市场上市条件。回顾起来,这是一条线,另一条线是深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

上世纪90年代,陈清泰(左三)在自贡考察困难企业。陈清泰提供


但基本的东西不能动,因为希望就在这里


记者:起点在1992年?

 

陈清泰:对。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破解长期困扰我们的“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问题,实现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反应非常好。1992年十四大就把这定位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我们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性调整,走上了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记者:新体制要真正落地,就需要一系列理论突破和政策保障。

 

陈清泰: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央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一个框架,提出改革路径。为此要出台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起草组设了16个调研课题,其中一个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被要求承担这个调研组的组长。

 

那年6月初,负责文件起草的温家宝和曾培炎同志组织开会,部署16个调研课题。会上传达了江泽民同志对起草组的一句话,就是十四届三中全会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公有制、国有经济跟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怎么结合。实际是我们组要回答的问题。会上并没说出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总之,就那么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难题,必须找可行方案。

 

两个月后,起草组听汇报,我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的、制度要点、实施步骤等提出了思路和框架,共分六个方面40条做了汇报。我感觉起草组听了很兴奋,认为这个路子看来可以走通,信心满满,提了些意见让我们进一步修改。再后来,我们接到通知,政治局常委会对重点调研题目听取汇报,我们列在第一个。

 

记者:很重视。

 

陈清泰:9月6日汇报,1日中财办又找我和另一位同志到中南海商量,写个小材料,下点毛毛雨,大家届时好理解。中财办孙树义与我们一起反复推敲,很简短地写了3个题目——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法人财产权问题,有限责任制度问题,会议前发下去。开会时,我还是心里打鼓。

 

会议由江泽民同志主持,我汇报后大家讨论,集中在几个问题。一是担心引进了有关产权的概念,特别是企业法人财产权,会造成资产流失。“一物不能二主”啊;二是关于国企是否一定要向公司转型,一些意见认为国企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转;三是将来企业发展资金来源主要靠什么,一些意见认为还是应靠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反正就那么一点钱,那边多了这边就少了。放到银行还好控制些,等等。

 

记者:都是核心问题。

 

陈清泰:结束前家宝同志问了一下,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词是不是可以用。江泽民同志最后指出,大家对企业制度要创新这一点是赞成的,可以提。这里涉及很多法律概念,比如对终极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等,怎么准确理解,要进一步搞明白,绝不能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我感觉当时并没达成一致,会场出来,压力很大。王忠禹同志当时任经贸委主任,也参加了会议,出来我赶紧跟他说,坦率讲,这里边讲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观点,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我负责。曾培炎同志很快找我谈,认为我们报告主体没问题,不能动,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真正讲清楚还是有可能接受的。他让我们针对大家的问题,把稿子再调整调整。后来我们又认真改了一遍,但基本的东西没有动。曾培炎同志也是这个意见,因为希望就在这里。

1990年,陈清泰一家四口在十堰。陈清泰提供


当时实际上我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政治选择


记者:再后来就是11月全会召开了。

 

陈清泰:我高兴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二章的题目,就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我们主要观点和表述都接受了。开宗明义就是一句分量非常重的话,“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句话,太重要了。这就是回答江泽民同志那个问题。如果我们在公有制、国有经济的范畴,不能构造出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我们将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政治选择。要么保留公有制、国有经济,退回到计划体制;要么选择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就得搞私有化。但这两者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很到位的表述。

 

另外,“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五个基本特征、企业法人财产权等都写进去了。实际上,你一琢磨,这就是公司制度。

 

记者:核心变化在哪?

 

陈清泰:《企业法》依然是政府管企业的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于规范企业是可以的。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借助公司法制度安排。一是使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不仅享有民事权利,且有能力承担民事责任,成为独立法人实体。二是实行有限责任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投资者退居到股东的地位,通过公司治理保障投资者权益。三是公司自主决策做强做大,投资者追求投资收益,通过资本市场可进可退,由此构成相关但不受约束的“两个自由度”。

 

记者:您怎么回顾改革开放?

 

陈清泰:40年,国企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关联。左脚迈一步,右脚才能迈一步。梳理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就这个问题的一次次理论政策,可以看出,使公有制、国有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回答这项改革的基本命题,有3个核心要点。

 

一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是通过企业制度创新,在公有制、国有经济范畴构造千万个独立的市场主体。二是改革国有资产的实现形式,就是由实物形态的企业改制为价值形态的资本,同时建立有效的国资委托代理体制。三是国有经济的功能转换。国有经济可以有两种功能,即政策性功能,如把国企作为政府行政的工具等,另一个是收益性功能,就是获取投资收益,用于补充社保资金的不足和财政的补充来源。政策性功能往往会扭曲市场,收益性功能则靠公平竞争。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升级,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应逐步尽数转换为收益性功能。

 

记者:三方面进展怎样?

 

陈清泰:都有进展,但参差不齐。国有资产管理问题更加敏感,进展相对迟缓,但三方面相互关联。由此使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和国有经济的结构调整与功能转换,达到一定程度后,就难以深入进行了。

 

记者:您被认为是最早提出国企改革突破口在“管企业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的学者,40年后再出发,怎么进一步把握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陈清泰:我认为,真正要调整,必须靠资本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是提供产品的生产单位。后来在经济发展追赶期,我们实行政府主导、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发展方式,较快奠定工业化基础。这时期国企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推动经济增长点的抓手。但随着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在竞争性领域,政府必须转向管资本,并通过投资运营公司的隔离与衔接不再管企业,原来的国企应当改制为混合所有制公司。我想,这是国有经济的主体部分,但在某些特殊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并不排除国企的政策性功能。由于这都是些市场失灵领域,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所以中央提出的是“管资本为主”,很准确的,就是说在某些特殊领域不排除政府管企业。

 

记者:据说您曾表示,国企应从市场竞争激烈的产品中退出,比如汽车。

 

陈清泰:我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伪命题,哪种资本进入市场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它的进入能不能保持竞争公平性。政企不分的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确实容易产生不平等竞争。国资进入市场,如果追求对某些产业或企业的非经济因素的控制,那会扭曲市场;但在政府管资本不管企业的情况下,追求投资收益的、国有资本投资和持有股份的公司,进入竞争性市场,则没有任何问题。中国市场已有不少境外资本,增加些国资并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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