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让步了，“黄背心”运动能平息吗？日前，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桑·塔鲁尔（Ishaan Tharoor）刊文分析“黄背心”运动背后的经济和文化焦虑现象，并发现这种焦虑同样根植于特朗普主义的支持者和英国“脱欧”派的内心。也正是这种焦虑，折射出这些西方国家正处于火山边缘。文章编译如下：

法国“黄背心”反政府运动已进入第二个月。在第四个周六，抗议者们穿着黄背心游荡在法国的各大城市。在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也在持续下滑。圣诞期间本应有的繁荣旅游业也遭受严重打击。上周六（8日），埃菲尔铁塔和巴黎的一些博物馆宣布停止营业，法国政府称经济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但抗议者们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原本是抗议者反对上调燃油税，现在演变为一场工人阶层对马克龙的反抗，”外交事务专栏作家詹姆斯·麦考利说。

为了平息抗议浪潮，法国政府上周决定取消调高燃油税，但未能见效，反而激起了抗议者们对马克龙政府的不满。抗议者们认为，马克龙的执政方式过于专制，所谓的经济改革也不过是让富人受益。对此，马克龙不得不在当地时间10日晚发表长达13分钟的全国电视讲话，以应对他上台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与此同时，类似的抗议示威活动也在其他国家蔓延。上周在比利时，受到“黄背心”运动的影响，有400多人因参与反政府运动被捕。在英国，支持“脱欧”的右翼示威者也穿上黄背心走上街头，他们认为政府与欧盟的协商是对“脱欧”支持者们的“背叛”。

在法国，“黄背心”运动不过是起源于社交媒体上的一呼百应，缺乏有效且稳固的组织架构，但运动所覆盖的群体之广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意识形态的交融。有民调显示，抗议示威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极右翼人士，但也包含政治光谱中的其他政见人士，比如激进左翼人士，甚至还有马克龙中立派政府的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种族结构问题。“这次的大多数抗议者都是白人，很多人来自地方——因为购买力不断降低而深感焦虑的省市，他们将这归咎于马克龙的冷漠，”麦考利指出，但这场运动还没有蔓延到大城市的边远郊区，因为那里聚集了法国更贫困的少数族裔和移民人口。

“黄背心”运动表明，法国富有的、生机勃勃的大都会中心地区与其他地区（后工业时代的城镇及农村地区）之间存在巨大裂口，后者因为缺少机会和经济停滞而被慢慢掏空。“租金、物价和税收不断上涨，农村地区和城市边缘地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居民生活水平普遍不稳定，工资也不涨，‘黄背心’运动让不同政见者团结起来，因为生活难以为继的他们内心都充满了愤怒，”法国记者宝林·伯克在《卫报》上如此评论。

这种地方上对经济的强烈不安全感也出现在英国和美国。在美国许多支持特朗普的中西部地区，因为制造业下滑，这些传统工业城市开始感到危机。《华盛顿邮报》记者约翰·朱迪写道，这批老一辈的美国选民们原本支持他们的工厂、工会和工人团体，但现在他们发现，工厂关了，工会没了，社区也空了。正是在这种失落和绝望中，选民才会投靠特朗普主义所代表的强硬路线和本地主义。“在这种认同背后是这些人根深蒂固的愤怒：他们认为征税只会让非法移民获益，而这些移民改变了他们原有的语言和生活，他们因此对少数族裔感到不满；也为那些城市精英对他们生活方式的鄙夷感到愤怒，”朱迪说。

2016年的“脱欧”公投也是如此，英国人怀着相似的愤懑、委屈和质疑，尤其是对那些“精英”群体试图改变他们生活的不满，最终做出那样的决定。一些专家担忧，“脱欧”后可能出现的危机也将给英国带来类似冲击。“2016年‘脱欧’公投，就像马克龙赢得选举、现在又被反对一样，代表了民众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抵制，以及对现状愈加强烈的不满，”彭博社记者特雷泽·拉斐尔说。

法国的动荡局面也折射出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危机。在经历了数十载温和的共识政治后，日益拉大的经济不平等和不断加深的政治极化现象使这些国家的民主体制变形。“政客”网站记者本杰明·哈达德写道，尽管法国人的血液中一直流淌着抗议和罢工的基因，但“黄背心”运动的激烈与过去不同，也让法国人自己对“民主制度的稳定性”产生怀疑。

“社会调和与共和政体始终贯穿于我们国家（法国）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巴黎第八大学历史学家丹尼尔·塔达科夫斯基向《费加罗报》表示，“但现在这种情况不多了。一种新的社会变革方式正在产生。在我看来，‘黄背心’就是这一问题的预兆，但似乎没有人能够控制它所带来的后果。”

正如左翼人士希腊前财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最近所言，西方好像正步入“后现代版的上世纪30年代”——在那个年代里，右翼民粹主义者们调制了一杯混杂着文化恐惧和愤怒的毒鸡尾酒，而其他人则在等待既有体制的分崩离析。有批评者担忧，一些西方国家正在火山边缘徘徊。

“无论是特朗普前顾问史蒂夫·班农、法国‘黄背心’，还是英国激进的‘脱欧’派，他们的共同点不仅是他们都想要改变现有秩序，更在于他们认为暂时的经济问题是目前最大的挑战，”《金融时报》记者贾南·甘尼许写道，“他们当然不希望看到文明崩溃，但他们低估了他们的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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