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自媒体”的自媒体

两天前，秦朔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写了篇10W+，题目叫《华为的冷静，是一种更有效的力量》。在近15000个点赞后，有一条留言说：“秦总的文字，也是一种冷静的力量。”

作为自媒体界的名人，“冷静”的秦朔的确不像这个领域很多大V那样“爆款”频出。“秦朔朋友圈”上线3年多，发布了2360多篇原创文章，有他自己写的，也有他朋友圈里上百位作者写的。粉丝慢慢地爬过了80万，跟那些超级大号比，不算多；但在微信公号打开率断崖式下跌的今天，他对于这种稳定的增长感到“满意”。

2015年6月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任上离职时，他曾被视为又一名投入创业大潮的“前媒体人”。正如津津乐道于他的连帽衫、双肩包一样，人们也热衷于看到他从“总编辑”到“自媒体人”的戏剧化蜕变。

但很快有人发现，无论“爆款”潮流如何快速更迭，秦朔仍在勤勉而“固执”地发着一些动辄四五千、甚至近万字的长文。他依然聚焦一些宏观、偏“硬”的经济话题，文字也跟杂志版面上的财经报道一样高冷、严肃——这似乎很不“自媒体”。

有人觉得他“还端着架子没放下来”，也有朋友劝他“不要写那么长”。对此，秦朔倒是坦然一笑：“你说一个人要想真正做个转换，也很难对吧？”他把自己的公号定位为“传统媒体的一个延伸”：“我写每一篇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想过这是所谓‘自媒体’，我想的从来就是我关心的、我觉得有意思的问题，这跟我在《南风窗》、《第一财经日报》，其实一模一样。”

最近一篇分析宝马本土化启示的文章，全文9000余字，50岁的秦朔毫不避讳写得“很累”。工厂调研时环境嘈杂，唯恐遗忘重要细节；跟老外交谈，语言之外还有行业熟悉度的考验。回来以后，光听录音就花了一天，此外要找权威信源考证数据、材料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写稿还要花上整整两天。他对自己的要求是“至少不能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但他也坦言，随着年龄渐长，这对记忆力、理解能力和个人体力，无疑是个挑战。

2016年2月，秦朔在刚搬入不久的新办公室接受本文作者采访。海沙尔 摄

“这就像是海妖的歌声”

另一个挑战，来自我们所处的时代。

便捷和连接，曾经是人们对互联网的美好想象，但现实中，“鱼龙混杂、真假莫辨反而增加人们的搜寻成本，极端情绪、污名欺凌反而破碎人们的相互连接”。秦朔认为，在一个后真相时代里，人们不是根据事实本身来判断，而是选择他们想要的、倾向于相信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在塑造公共舆论时，客观事实往往不如主观情绪更有影响力。有了自媒体这个场景以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立场、角度充分化，这使得社会情绪的偏离越来越容易，“真相”越来越难以追寻，回到“原点”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反思，由精英解释事实的模式固然是有问题的，但一切都围绕着追逐受众心理，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我觉得它也可能在重构另外一种秩序和谎言。”秦朔认为，网络上无处不在的“10万+指南”，基本上都是如此假设——假定大家想看的就是这些东西，怎么让他们看得更刺激、更撩动情绪？

“这就像是海妖的歌声，它确实是有诱惑的。如果你偏离得并不远，似乎也没什么大的风险。”秦朔说，“但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是不是就要改掉你的初心？”他把这看成今天这个时代，做新闻特别“挣扎和痛苦”的原因。如何能够在这种复杂的社会情绪里，保持一颗平常心，是“极其、极其难的”。

他自嘲也遇到过类似的尴尬。有时他写一些特别严肃的主题，公号的年轻主编就会焦虑，怕他成为“流量杀手”。这种时候秦朔会反过来安抚主编，表明自己愿意去写一些点击量注定不会高的文章，是因为更在意流量以外的因素。比如写扶贫，写智慧法院的改革，是为了了解陌生领域的新鲜事。

写扶贫主题，秦朔在贵州丹寨当“轮值镇长”。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去写作？为什么要长长久久地经受这样的考验？”秦朔认为，媒体人至少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是为了彰显个人的成功，还是想真正做一些贡献？”

某种意义上说，10万+就是一种成功，对自媒体来说，或者可以再附带上点赞数、打赏数。但是秦朔认为，这跟“真正的贡献”，可能是两回事：“我认为真正有所贡献，是给过去整个媒体生态里很少报道、没有报道，或者报道过但是很不全的内容，提供新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它要么是对新的事实的挖掘，要么是对事实的新的解释，或者说一种新观点。我觉得这个叫贡献。因为它过去是没有的，有了它，就有了新的增量。这促使我们认真地去思考，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

从“读书标兵”到“盲人摸象”

从进入复旦新闻系念书开始，秦朔在新闻行业已整整32年。到今天，他表示最核心的创作动力，其实是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我觉得自己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但还并不真正理解，所以就想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转、不断地摆，最后慢慢地往前走。理解得越清楚就越有充实感，而名利、点击什么的都无所谓了。”就像盲人摸象，他希望自己能把整个象都“摸”一遍，把一些问题搞清楚。

秦朔回顾，促使自己走上商业文明研究路径的，与他早年南下迈出新闻工作的第一步，密不可分。

1990年，他作为《南风窗》史上第一个应届分配的大学生，成为杂志的第27号员工。每天下班后，同事们都回家了，只有他一个人一张行军床，住在办公室里。寂寥之下，他发现办公室跟广州图书馆、中山图书馆都不远，骑个单车最多七八分钟就到。于是下班以后，他吃碗粉或者喝碗粥，就去图书馆，然后一直待到闭馆。据说，广州图书馆现在还留有秦朔的照片，因为他曾是当年评选出的“读书标兵”。

只是“第二位的事”

在财经商业领域，秦朔尤其赞赏财新传媒所体现的态度和素养。信息过载的时代，媒体如何确定自己报道的选题？在这一点上，他认同财新传媒现任总编辑王烁的原则——大众偏好并不等于公众利益，“做自己能做的、重要的、读者应该读的选题，而不是必然做读者爱看的选题。不是说要跟读者的偏好对着干，而是说读者的偏好不是新闻工作者选择做什么报道的准绳。”

秦朔认为，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取决于你是一个怎样的新闻工作者。“我们不要把新闻价值当成易碎品。你当它是易碎品，你对自己、对报道对象就会很随意。如果你力求在易碎品里做一些有价值的延伸，它就会变成资产。这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他说。

在上个月举行的2018财新峰会上，秦朔参加了一场名为“付费阅读与媒体责任”的闭门讨论。与另两位嘉宾梨视频总编辑李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m-lab主任魏武挥不完全一致的是，他坚信从PC到移动互联网，从图文到音视频、直播，分发渠道不断多端化，然而“形式的革命永远取代不了内容的价值”。

他认为核心的一点是——有你和无你，到底有没有区别？“如果世界上有你在和没有你在，实际上没什么变化，我觉得你就很难有价值。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确实是不一样的，那你就是有独特价值的。”

他也承认，现在参与内容生产的主体太多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竞争，难度越来越大。但他相信，付费也好，找一个商业化的买单者也好，这些跟内容的本源价值比起来，都只是第二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