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出镜率最高的驻外使节,非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莫属。自中国游客遭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事件曝光后,桂大使三度接受当地媒体专访,阐明中方严正立场,批驳瑞方错误言论。
虽然这几位中国游客行为有不妥之处,但中国驻外使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无可指责。试想,当公民在海外遇到困难时,是希望飘扬着五星红旗的使领馆伸出援手,还是在旁默不作声呢?
“有理更要大声说出来”
这些年,外界明显感觉中国外交官越来越敢说了。除了这次桂从友的例子外,前几年还有驻英大使刘晓明。他多次接受当地媒体直播访谈,并在政论节目中隔空舌战日本驻英大使。
一般来说,中国外交官密集发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配合重大国事活动。比如,中国领导人访问其驻在国,或者是驻在国领导人访问中国。此时,作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最高代表,有责任也有义务向中外媒体介绍两国关系、访问行程、此行期待等内容。
今年7月16日,也就是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内加尔前夕,中国驻塞大使张迅接受塞国家电视台和国家电台联合专访。9月3日4日,在肯尼亚总统肯雅塔访华前,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孙保红在当地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畅谈此访的重要意义。
另一种情况是向所在国宣传中方外交政策与传递中方关切。文首所述的中国驻瑞典大使就中国游客遭粗暴对待接受专访,便属于后者。而去年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年中非合作论坛前后,中国相关驻外使领馆都频频发声,这属于前者。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比如最近我驻外机构就中美贸易摩擦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上表态,表明中方态度,寻求国际理解与支持。
可以说,这些年如此高密度的“中国声音”在过去难以想象。长期以来,中方的声音在西方主流舆论场比较小。这其中有西方媒体对我们的偏见甚至是歧视,但也有中国外交官自身的不足。
“外事无小事,事事需请示”“外交官是文装解放军”,这些观点自然没错,但在资讯发达的当下,更需要辩证地理解。在国际舆论场中,我们不讲,或者说不大声讲,就等于把话语权让给别人。过去我们常说“有理不在声高”,但如今“有理更要大声说出来”。笔者注意到,之前桂从友就“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接受瑞典记者专访。过去由于中方在这个敏感议题上讲得少,给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谣的空间。
还有,就是对政策的把握程度。前外长李肇星在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时有过一个例子。一位随员跟他汇报,刚才有个陌生人向他散发“一中一台”“台湾独立”材料。李肇星对这位年轻同事的政治敏感性很不满意,“外交授权有限是对的,但也要看什么问题。你看有人散发’台独’材料还要向我报告?你应该当场驳斥这个人,当面把材料撕掉。你快跑回去,看看那个人还在不在。”
越来越多外交官愿意面对镜头
当然,中国外交官不仅要“说出来”,更要“说得好”。国际社会目前还是西方社会的“主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是继续用中国人自己的惯用概念和表达,还是用“本土化”语言来产生更多的共鸣?
比如,桂从友以瑞典人身边事实来反驳所谓“警察无过错论”。他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据我们了解,2011年11月,瑞典南部城市布罗斯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件。当时受害者是一位瑞典公民,肇事警察被认定为渎职。”以此显示瑞方在处理类似事件上的双重标准。
此外,就是用驻在国听得懂的话。比如,在向英国观众解释中方为何坚决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时,刘晓明大使将日本军国主义比作是小说《哈利·波特》中的大反派“伏地魔”,并引用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忘记历史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外界注意到,过去中国外交官往往通过接受外国媒体“书面采访”的形式来表达中方立场,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官愿意面对镜头,甚至上直播节目。这是对中国外交官的心理素质及临场应变能力很大的考验。
要知道,与国内某些问政节目“首先、其次、然后、最后”的慢条斯理不同,欧美国家媒体的专访节奏要快得多。这些主持人、记者往往都是经济、法律领域专家,知识储备丰富,往往能够迅速抓住对方破绽来“拷问”嘉宾,甚至让嘉宾下不了台。比如,瑞典记者就围绕“中国游客有错在先、瑞典警察没有错、中方是否小题大做”等问题频频向中国大使提问。
再看英国广播公司主持人与刘晓明的问答过程。10多分钟内,双方共有近30个问答来回。刘晓明往往回答了几句话就给主持人打断,要么是继续追问,要么是转换话题,没有空档期。而刘晓明的回答也直截了当,“你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对抗,对于外交官的要求,无论是驻在国语言的熟悉程度,还是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掌握程度,甚至身体素质,都提出很高的要求。
对于中国外交官频频发声,有些西方媒体用了“aggressive”一词,认为中国外交官具有“侵犯性”。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对于国际争端的态度没有改变,变的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式。换句话说,中国主张的还是这些东西,没有增加一星半点。只不过对于别人的无理企图,我们有了更多、更有效的应对手段与底气。究其原因,中国外交官之所以腰杆更挺直,背后有一个日益强大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