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身份意识并不仅仅是一种官本位，更体现为一种特权意识：在“临时工”面前，既觉得高人一等，更觉得可以有超越规则规矩的一面。如果自己的“权威”受到“临时工”的挑战，那肯定是不能被容忍的。

一方是正在实施违法行为的嫌疑人，一方是违法行为受害者；一方是小偷小摸却失去了生命，一方是追击小偷却莫名其妙成为命案“主犯”。这种强烈的矛盾冲突，使这一事情具备了非常复杂的话题性。

过度消费贫困的现象层出不穷，而这些行为最终最大的受害者，都是贫困地区。

大多数地方不规范设置的初衷，当然并不是自身的“官本位”思想，而是为了“方便”开展工作。

非得从官员个人感慨中找到“幕后的故事”，下一些耸人听闻的论断，无疑是“阴谋论”过头了。

许多时候，办案人员将群众的举报当成了“不良影响”，由此进行定性并将之作为处理的“事实”。这么一下，他们认定的“事实”是“不良影响”，而不是处分对象真正做了什么。

有的网友看到一个副局长通过写作成为“富豪”，就以为是权力因素，是一种无知和“见官必喷”的习惯使然。

当年的“只生一个好”并非选择性规范，而是强制性要求；今天的“多生一个好”则属于公民的选择权范围，并没有强制性。用红头文件去规定一件本应自主选择的事，效果往往不会太好。

对违规违纪干部滥施同情心的社会心态，体现出的是对规则的不尊重，值得警惕。

长期以来，民间对官员总有一种“个性情结”，把官员在会上发几句狠话、骂几句粗话、抓几个瞌睡虫，甚至独断专行，一些违规行为视为“个性”。幸而，丁雪钦的“尿性”不是这样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