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站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浦东，似乎还能听到那片农田与旧宅之上，历史之门开启的隆隆声。

当时，新成立的浦东新区管委会仅800个党政干部编制，史称“浦东800壮士”，带头人是时任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

做过上海市副市长，当过国务院新闻办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但他身上最深的印记，却是浦东烙下的。

甘心，就不是上海了

凡跨江河而建的国际大都市，如横跨泰晤士河的伦敦、横跨塞纳河的巴黎，无不两岸均衡发展、交相辉映。唯独上海像个“跛子”，20世纪初浦西初现繁荣之相，而浦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仍是广袤农田。

“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很多年里，这句话几乎成了“至理名言”，但在今天，再说这话就是“不合时宜”了。

其实，早在1997年5月17日，时任法国总统的雅克·希拉克站在浦东的土地上演讲时就曾一语道破：“大运河是历史，长城是历史，浦东开发也是历史。”

那么，浦东开发史的书页，是如何打开的？

面对记者的提问，赵启正微微闭上眼，再睁开时，瞳仁中有激情在燃烧。

上观：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一决定，把开发浦东从地方战略构想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作为上海领导班子里的一员，您当时感到吃惊和意外吗？

赵启正：不意外，机会是靠自己争取来的。那年年初，刚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的邓小平同志又一次来到上海过年，我们上海的干部抓住时机，向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构想。

上观：怎么会想到开发浦东？

赵启正：我们并不是第一代“惦记”浦东的人。早在1918年，孙中山先生就在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要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但没有具体的方案。而且，因为“革命尚未成功”，这一开发计划如同辛亥革命后他的铁路开发计划一样，皆成泡影。还有黄炎培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发动浦东同乡，以发售股票的办法筹集资金，在浦东铺设由庆宁寺到川沙城的铁路，后又延长至南汇祝桥镇，全长35公里。这条铁路一直运行到20世纪60年代。但这种小规模的开发对于浦东和整个上海面貌的改观，影响甚微。

上海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国民党政府还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下专设越江工程委员会，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赵祖康主持，拟定了三种越江方案，拨款2亿元作为设计费用。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使这2亿元迅速贬值，很快就只够买一袋大米了。

上观：可见，浦东的命运始终与上海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赵启正：国家发展、实力增强，既是浦东开发的有力后盾，也是倒逼浦东以开发求生存的动力。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0年之后，更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起深圳等5个经济特区，加之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上海失去了曾经光耀远东的大都市光环，从中国经济建设的前锋退到了后卫。

上观：从“前锋”到“后卫”，上海甘心吗？

赵启正：甘心，就不是上海了。当时有学者总结了包括住房、交通等在内的上海的5个全国倒数第一。到上海来买上海产品的人越来越少，都跑去广州买东西了。上海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有多少只马桶，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一句话，上海的城市改造刻不容缓，上海的产业结构急需调整，上海人的精神面貌需尽快振兴。

开发浦东，还不仅是上海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要求。那时候，全球化这个词在中国媒体上还用得很少，但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已有深谋远虑。当时中国内地城市中，上海最有潜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专门提到“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实际上是确定了浦东开发和上海振兴的战略目标。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这在当时还是第一次。

上观：1993年，您也在继续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的情况下，兼任起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赵启正：是的，从那时起，浦东的命运改变了，上海的命运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跟着改变了。浦东从“后卫”回到了“前锋”的位置，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缺什么？什么都缺

在浦东陆家嘴，有一条银城路，路如其名，排布着一家家大金融机构。而这条路的旁边，原先还有一条烂泥渡路，一下雨，路面泥泞，行人叫苦不迭。

浦东的变化，何止是一条路？

自然，改变并非轻易得来。

开放之初，浦东能花的钱只有区区4个亿，一圈工资发下来，钱就没有了，拿什么来投资？赵启正去日本争取国际贷款。他拿着一枚日元硬币站起来，把硬币扔到地板上，地板上铺着地毯，钱掉下去没有一丝声响；他又把钱丢到面前的玻璃桌板上，一阵脆响。他对着日方一字一句地说：“你们把钱投到别处，就像扔在地毯上；投到浦东来，就是投到了玻璃板上。”

钱一点点聚拢来了。但开发浦东缺的何止是钱？   

上观：对比浦东开发前后的照片可以发现，开发前的浦东仅有有限的城市化区域。这是眼睛看得见的落后，还有哪些是老照片没法展现的浦东开发所面临的困难？

赵启正：浦东开发缺什么？什么都缺。钱当然是缺的，但还不是最缺的，最缺的是人才。懂国际经济贸易的、懂国际法的、会规划设计的……各种人才都缺。

那时，外国投资方问我们要清算法。我们问：啥叫清算法？人家说，咱今天合资办企业，但不可能永远合资下去，到分手的那一天，得按清算法的规定来分家。我们这才知道世上还有清算法这一说。没办法，法律一时补不了，我们就把合同订得特别细，拿合同来补法律的缺。

总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储备太少，不懂怎么搞经济，连常用的术语都不知道。有些外方投资者来了，也跟我们谈了，谈完却走了，撂下一句话“我们来早了”。

后来我们请香港的企业家朋友们来给我们上课，至今非常感谢他们。

上观：当时西方社会是怎么看浦东开发开放的？

赵启正：不看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浦东开发就是个“波将金村”。波将金是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他在圣彼得堡郊区弄了一个表面繁荣的假村庄，用来糊弄女皇，波将金村成了大骗局的代名词。弗里德曼很有水平，但他看得懂货币，却看不懂中国的改革开放，看不懂浦东的改革开放。

上观：内有重重困难，外有质疑之声，浦东开发开放如何破局？

赵启正：先得让世界知道浦东这个地方。事实上，当我们决定要开发浦东时，发现大部分的外国人甚至外地人都不知道浦东。有一次，我请一家外国航空公司的总裁在和平饭店吃饭，总裁问我：“浦东远吗？坐飞机去还是坐火车去？”我站起来指着对岸说，那里就是浦东。他说：“那里什么都没有啊。”我回答：“所以要开发啊。”

浦东没有存在感，怎么吸引人家来投资？所以，那时候我对中外记者的采访要求有求必应，老上电视和报纸，就算有人说我赵启正好出风头，我也认了。

上观：在这些采访报道中，您用激光笔为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指点浦东“江山”的故事广为流传。

赵启正：那是1994年，老布什来浦东，我拿着激光笔对着沙盘跟他介绍浦东的规划。那时激光笔还很稀罕，老布什也叫不上来，就指着笔跟我说，“这玩意儿我见过，打海湾战争的时候，鲍威尔将军向我汇报战况，用的就是这个东西。”我接口说：“两支激光笔有点不同。鲍威尔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被炸光了；我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长’起来了。”老布什连连点头，说这是科技产品在不同领域里的应用，还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也来浦东投资。”

在浦东开发开放的过程中，一些老朋友给了我们支持，除了老布什，还有基辛格。在浦东开发开放取得初步成果后，他到处为浦东宣传，说“西方社会都说浦东开发不是真正的行动，而是政治口号，只有我相信，浦东把政策定得这么细，不会是玩虚的，你们看，还是我说对了吧？”

上观：您曾说过，浦东几个园区的建设中，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最为艰难，这是为什么？

赵启正：刚开始，西方社会不相信我们是真的搞改革开放，等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点成果，他们又害怕起来了，尤其是在高新技术方面，对我们设置了很多障碍。类似中兴芯片这样的事，不是今天才有的；中国威胁论，也不是今天才流行起来的。

我接触到的最早带有中国威胁论意味的事，发生在1996年。有人把当年1月7日的《波士顿星期环球报》寄给我。这份报纸用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该怕中国吗》的文章，虽然用的是问句，但配了一张图———一双筷子正要夹起美国国旗当作小菜。文章里提到了我，说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操纵着新式的多媒体，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作者还说，这个计划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将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将会是一个经济大国，那时，我们该怕它吗？

上观：当时您是如何应对的？

赵启正：我给总编写了一封信说，尊敬的总编先生，您的文章和漫画，我都不赞成，中国没有拿美国当小菜吃，恰恰是中国，在1840年后被西方列强当小菜吃过。去年（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美是盟国，我们理应多做一些提升两国关系的事，而你们却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很不满，希望你们把我的不满刊登出来。不久他们全文发表了我这封信，题目是《中国不喜欢弱肉强食》。

“软成果”，更重要

赵启正的电脑里，一直存着一张2010年美国某网站的截屏图。截屏上半部是一张浦东的鸟瞰图，下面是美国网民的评论。

第一条评论：哇，你们看，上海世博会是建筑奇迹展览会，和北京奥运会一样，中国正在显示它是21世纪能干事情的国家，不像我们美国，只会喊口号。

第二条评论：你别替中国吹牛好吗？他们只会造房子，不会保护环境，你看，空气都污染了，多黑。

第三条评论：请看看清楚，拍的是夜景。

开发不到20年，浦东即以上海八分之一的人口、十一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创造了上海四分之一的GDP和工业总产值、二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总额和三分之一的利用外资总额，等于再造了一个半当年的上海。正如邓小平预测的那样：“浦东开发比深圳晚，但我相信可以后来居上。”

累累硕果，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辉煌，但还有些不能用数字表述的经验，在赵启正看来，更为珍贵。“我把它们称之为浦东开发的软成果，它们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恰在其中。”

 上观：今天，浦东的生产总值占全市比重为32%，近三分之一，金融业更占了全市比重的一半，浦东开发开放成果斐然。

赵启正：你说的这些都是硬成果，可以用数字来计算，还有一些亦软亦硬的功能性成果，比如建立起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中心、产权交易所等十多个全国首创的要素市场，以及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土地市场、全国第一个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还率先试点保税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市场。

但我一直强调，浦东开发开放还结出了一些软成果，更值得好好研究。

上观：据说当年浦东机关食堂的墙上贴着一句口号———“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您刚才也说了，彼时的浦东连国内知道的人都不多，何以开发之初就有这种在“地球仪”上寻找站位的勇气？这种思考模式就是您所说的软成果之一吗？

赵启正：在当时的中国，能够进行国际经济对话的城市有两个：一个是香港，它已经成熟了；另一个是上海，它还只是国际经济对话的首选后备城市。因为上海的资格还不够，要通过浦东开发来振兴上海，使上海先成为亚洲的区域经济中心之一，再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之一，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纽约、洛杉矶等齐名。

那时我提出了一个“路灯说”。意思是亚洲有一条经济走廊，走廊上有若干路灯，就是东京、首尔、上海、台北、香港、曼谷、新加坡、吉隆坡等明星城市。这条走廊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达25亿之多，GDP总值在1996年底已占全世界的25.6%，它们各相距800公里到1000公里左右，而上海恰在这条走廊的中心。

站在地球仪旁看亚洲经济走廊，会更加感到开发浦东的意义深远。这一步妙棋，带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

上观：因为目标高远，所以浦东开发执行的标准也很高，一些规划设计放到今天看依然具有超前性。这是您常说的“三岁的娃做五岁的衣服”吗？

赵启正：一个新兴城市的建设必须集中各方智慧，作好长远规划。这就像有了一块好料子，想做一件高档时装，裁剪之前必须精心设计。仓促动手，万一剪坏了，哪怕再缝上几颗金纽扣也无济于事。浦东开发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慎之又慎地开始规划的。尤其是，形态开发要服从于功能开发：功能不同，形态设计不同；功能太超前是浪费，不适度超前是保守。用世界智慧、世界水准和世界眼光规划好功能和形态，是开发浦东的重要秘诀。

上观：规划固然重要，但如何避免“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现象？

赵启正：需要定力。开发不只是造房子做生意。当时，某国的一家造纸厂，想在浦东投资建厂，我们谢绝了。我们只有一条黄浦江，糟蹋不起。我们还谢绝过一家显像管厂，那时小尺寸的液晶电视在国际市场刚刚出现，显像管正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虽然外商投资对于浦东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没有来者不拒，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符合产业导向的，比如现代金融业、服务业、创意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主动引进来；但坚决排除有污染、高耗能的项目。十多年里，我们先后否决了100多个项目，涉及投资总额达50亿美元。

总之，当几个企业争土地争资源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对基础设施、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照顾，这是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原则。

上观：一般批租土地都是一亩一亩批的，浦东为什么是一平方米一平方米批的？

赵启正：不仅一平方米一平方米批，我们还是按建筑面积批的，建10层楼就得算10层楼的钱。

困难时期，上海的鞋带都是一根一根卖的，如果你带着旧牙膏管子去买新牙膏，还能少付一分钱。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凭什么批地时就大方？

浦东开发伊始，我就请书法家写了“惜土如金”四个字，挂在办公室墙上。有的投资者来了，说您这地价很贵吧，我说不仅批得贵，还管得宽，要管你拿地来做什么。

这幅字还起一个作用。每当有人来我办公室让我照顾照顾时，我就问他墙上这幅字写得怎么样。人家就识趣了。

上观：您曾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怎么理解这句话？

赵启正：有些人把纪委的正常工作当成改革的阻力，这是没认识到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

外国大公司落户浦东，需要在当地大量采购零件，如果采购员不廉政，就会购进不合格的零件，最后成品召回，这不是让投资者受损么？所以，从根本上讲，外国企业也痛恨贿赂和暗箱操作。

廉政对干部来说还是一种保护。规规矩矩做事，就不用担惊受怕。我们当时土地批租最容易出现腐败，项目招标最容易泄露标底，动迁最容易给亲戚朋友写条子，所以我们就在这三方面设置了三条高压线。

高压线要设置，小问题也得注意。当时浦东不断有新项目开张，有些大项目，我不去不行。我就跟大家说，有我去做“大花篮”就行了，你们就不要去做“中花篮”、“小花篮”了。当时我们有一个目标，希望“浦东800壮士”能做到无一落马。但很遗憾，最终还是有落马的，到现在还关着呢。

上观：在党的十八大开始大力反腐之前，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确实有些严重。有人说这是因为现在的干部素质不如从前了，您怎么看？

赵启正：这个说法冒失了一些。随着经济的发展，金钱的流动性越来越大，金额也越来越大，干部接触金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的交易方式和新的金融产品，相应的监管制度还没跟上，漏洞也就多了。这可能是有段时间腐败增多的客观因素。

当然，重要的是干部自己要有使命感。1963年我大学毕业时，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做了3小时报告。他说，你们有机会上大学的人，只占同龄人的1%，你们要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上大学是件很普遍的事，但你别以为是你自己交了全部的学费。实际上，国家在每个大学生身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资源。所以，当国家需要你做事情的时候，要有那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

赵启正

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核物理专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历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93年开始兼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是浦东开发开放的领导者与亲历者之一，被称为“浦东赵”。

    1998年至2013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和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