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女性正站出来，揭露自己曾遭受的“性骚扰”、乃至“性侵”行为。有如多米诺骨牌，一个人的勇气，变成了许许多多人的勇气。

被指控的男性们，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却厚着脸皮用“荡妇羞辱”来回应，认为是遭到侵害的女性本身不检点，才导致事情发生。

且不论“不检点”是否为构陷，即使女性“不检点”，“骚扰”就有了合理性、就无可指摘吗？

显然不是。

在男女关系愈趋开放的今天，对于在自愿的前提下、与并非自己伴侣的对象发生亲密关系的行为，很少有人再用道德大棒去批判了。然而，这成了某些人为自己开罪的理由——“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这有什么？”“你不是有很多男朋友吗，多我一个不多。”

你情我愿的关系和“性骚扰”，区别在哪里？很简单，是否“情愿”。那么，判断对方是否情愿是件很难的事吗？

一般情况下，当然不难。但对有些人来说，或许很难呢。

难在哪里？自我感觉太好了。他可能是学富五车的教授，“亲密指导”一下女学生，学生怎会“不情愿”？他可能是功成名就的业内前辈，给后辈一个“进入圈子”的机会，后辈怎会“不情愿”？他还可能是受人尊重的知名人士，面对粉丝，那简直就是“施舍”了，怎会“不情愿”？

这些都指向同一个事实：“性骚扰”通常发生在权力不平等的两方，甚至有学者认为，性骚扰的定义就包含“上位者对下位者”。

在多篇网络控诉中都能发现，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受害者，其反抗往往有心无力。侵犯者多半是师长或上级，又是男性，或者干脆受害者处于无能力的醉酒状态。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是一个小伙子被不相识的女性骚扰，会不会更有可能一拳打过去？现实中女性贸然骚扰陌生男性的案例不敢说没有，但相比男性骚扰女性，出现概率要小得多，恐怕多少受到了这层因素的影响。

很多受害者提到，侵犯者掌握了他们的前途，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权力不对等。“自我感觉良好”或许是种过于客气的说法，真实情况更有可能是，“无论你情不情愿，我都让你情愿”，除此别无选择。

社会结构导致的权力不对等无处不在，性骚扰正是一种极端的表现方式。

另一个角度，则针对侵犯者的性别。作为男性，会认为女性即便当时“不情愿”，但为了自己的名誉，也只好忍气吞声，甚至自我催眠说是“情愿”。

社会舆论仍普遍受到传统观点影响，认为招致“性骚扰”的女性，自身也有问题，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背后的性别偏见无需多说。更深一层，男女发生关系，普遍认为“吃亏”的是女性，“占便宜”的是男性，甚至有知名女演员在谈及导演丈夫的婚外感情时也这样说。女性遭遇骚扰，往往被认为是“丑事”，甚至是对不起丈夫和未来丈夫的事。

在这样一种强大的社会文化观念的支配下，遭遇侵犯的女性，不得不采取种种反常措施，比如放弃举报、忍气吞声，甚至说服自己是真心喜欢对方，通过合理化自己的遭遇来排解痛苦。然而，诸多案例表明，这样的尝试往往解决不了问题。

按理说，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性都不应是讳莫如深的禁忌，遭遇性骚扰甚至性侵害，也根本不应算作“污点”，更不应当由无辜的受害者来承担莫名的“道义责任”。但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应有的常识性观念，至今仍未得到普遍接受，究其根源，还是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力不平等。

一旦权力掺和进来，双方的意愿就成了难以判断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别说受害者可能有过多段情史这种“不检点”，就算受害者清纯如白莲花，也会轻易被侵犯者拿住弱点，让一场原本明确的性侵犯，变成说不清楚的“约会”和“恋爱”。

这类事件，在一些国家有严格的制度约束，有的甚至不近情理。比如美国的高校通常规定，教师与学生之间不得恋爱，即便双方真心，教师也必须辞职。还有，教师如召见异性学生，必须打开办公室房门。

乍看起来，这些规矩甚至有些“矫枉过正”。但现实是，它们十分有效地遏制了校园性骚扰的现象，并且同时实现了对相对强势和相对弱势两方的保护。反例则是，在高校制度管不到的地方，“#MeToo”活动如火如荼。

有的意见认为，眼下国内掀起一阵类似“#MeToo”的风潮，有可能反过来对一些洁身自好的“上位者”造成伤害。似乎只要一份控诉信，就能让一个正经人身败名裂。不能否认这种可能。但在权力显著不对等，而法律和制度规范又付之阙如的情况下，下位者对上位者最有效的反击，一定是——也只能是舆论。

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得不经历的一个过程。当然，过程终究是过程。对这种情况，也并非全无办法。

参照美国高校的做法，有了严格有效的制度，“性骚扰”和“仙人跳”都绝难出现。即便权力结构难以撼动（有些隐性权力关系，本身就是天然存在的），也可以实现对双方尽可能的保护——回过头来人们终究会发现，当人性不那么可靠的时候，制度完全可以提供一个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