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孔子是个鼓吹加官进爵的“官迷”吗？我们都知道孔圣人，但我们真的了解他吗？

“有人说，孔子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都知道孔子这个人，但很多人其实对孔子并不了解。” 7月14日下午，学习读书会第七期在浦东图书馆开讲。烈日炎炎中，比气温更高的是读书会的人气：百多人的会场在开场前早已座无虚席，本期主讲嘉宾是著名文化学者、上海开放大学教授鲍鹏山，他曾在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孔子是怎样炼成的”“新说水浒”等热门专题。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曾撰著作《大哲学家》，列出了15位几千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在这15位里，他又单独列出4位最最伟大的思想家，是人类思维范式的创造者。他们是孔子、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由此看来，孔子的崇高地位，不言而喻。在鲍鹏山看来，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代表，但因为历史上有过几次对孔子的非理性批判，使得很多人对孔子的认识产生了歪曲。

比如，《论语》中有“学而优则仕”一语，孔子似乎就成了“官迷”的代言人。仿佛他创办私学、教书育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们加官进爵。事实真是如此吗？“孔子绝对不是什么‘官迷’，这是现在人们对他最大的误解和诋毁。”鲍鹏山说。

“我们看看孔子的人生轨迹，就知道他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研究六经、整理书籍、传授弟子。孔子在十五岁时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吾十又五而至于学），20岁时，他的才干被上层社会所认可，成为了季平子的家臣，管理后勤和畜牧业。这个官做了十年，政绩出色，能力有目共睹，他却在官运亨通时选择辞官，放弃大好前景去创办私学。”孔子创办的私学可谓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从30岁到51岁的20年间，孔子一直致力于教育和学问，即便是朝野上下对他施加诸多压力，希望他可以“出山为官”，拯救鲁国日渐衰微的国运和风雨飘摇的社会，他却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底线。“曾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孔子却说，他创办私学，传承文化，教化百姓懂得礼仪，改善社会风气，这也是‘为政’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做官’，更是为鲁国做贡献。所以他拒绝了。后来他的学生子贡也旁敲侧击地问他为什么不愿意做官，孔子表示，天下有道时出来做官是正常的，天下无道时出来做官是一种耻辱。这是他的原则，这样一个人，我们还能说他是‘官迷’吗？”鲍鹏山反问道。

那么孔子对于做官的态度是什么？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这个“行其义”，用今天的话，可以理解为“为人民服务”。在孔子以前，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他们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没有东西可以继承的人就成为“士”这一阶层。士的目标是做官，也就是“仕”。“儒”的地位很低，“儒”是做不了官的“士”。但在孔子以后，“儒”开始被世人瞧得起了，因为孔子给士和儒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论语》中，子贡和子路都讯问孔子什么是‘士’，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转变。因为他们问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而是孔子对‘士’的定义。这恰恰说明了是孔子赋予了传统的‘士’以新的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孔子改造了‘士’。”

孔子在他的私学中，超越了知识和技术的“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加入了培养情怀、眼界、胸襟的“大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孔子为“士”与“儒”赋予了完全不同于前代的新内涵，使儒士的面貌焕然一新。 “士”被改造之后不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谋道”，所谓“忧道不忧贫”、“士志於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士’原本作为上层社会四个阶层里最差的一个阶层，最被人瞧不起的人，在孔子的重新定义下，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担当。孔子对‘士’的阐释，代表了中国古代的政教分离，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了解“士”的使命不再是做官以后，孔子对为官者的态度也更为明晰。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在孔子看来，“从政者”心量狭小，见识短浅，不足挂齿。孔子明确地表示了“士”的核心内涵与做官无关，至于“学而优则仕”的说法，鲍鹏山认为，此“优”并非“优秀”的意思。“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优不一定是指优秀，而应该指‘闲暇’、‘有余力’。整句话的意思是‘做官有闲暇你就来读读书，读书你有余力你就去做做官’。”因此，孔子不但不是“读书做官”传统的开创者，恰恰相反，是“士”而“仕”传统的终结者。

孔子的志向是志于学、志于道。活动最后，鲍鹏山勉励读者要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和觉悟，认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人物，更要怀着憧憬之情，去了解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