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千金

牟森刚刚在北京时代美术馆量完场地，今年他计划在这里完成《第22条军规》展览与剧场演出。牟森是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媒介展演系主任，光头，戴黑框眼镜，穿松垮的麻织服装，容易让人联想起若干个文化名人。他又不太像功成名就的中年人，面对媒体，毫无居高临下的压制感。回答上百遍的问题，诸如“为什么选这个题材，而不是那个？”“当年导戏感受如何”“多年后重操旧业陌生吗？”等等，他都能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细细唠家常。

牟森

采访偶有滑出既定轨道，聊起创作目标，牟森便双眼放光，“对，我想了好久，要做《射雕英雄传》。等等，让我找找录音笔，我得把它录下来。”身在江南，牟森爱宋朝，爱《射雕英雄传》丘处机和江南七侠，不是武力值，而是双方一诺千金，用十八年践约，“今天说起这种豪情，我依然头皮发麻”。

目标对于牟森而言，非常重要，“可以修订，不可以没有。”他会问学生们有什么目标。有人回答，“妈妈说，身体好就好。”这让牟森感慨，“她还有60年要活，每天24小时这么过？”1980年，牟森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6年，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有一个小戏班能在全世界巡回演出，“1994年我的小戏班真的在欧洲、美洲、亚洲开启巡回演出”。

积极的乙方

牟森被定义为先锋戏剧的代表导演之一。他不太喜欢说“先锋”，“先锋是一个含混的态，什么是先锋？坐标在什么？什么跟什么比？谈不下去。”他自诩是“积极的乙方”，不爱抱怨，没有半点愤世嫉俗的火气，“对我来说，钱永远都不是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经费宽裕。1993年牟森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演员方法训练班，收来的学费勉强够发讲课费。结业排戏，他发动学生去运动场找大绳子，请朋友捐献报纸当作道具。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戏剧讲座，他同样鼓励大家因地制宜，从法官、律师、检方角度解构《哈姆雷特》。

“限定性即兴”，牟森这样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有完美的开始。限定性越大，创造性越强。”他不强求完美，因为知道做戏变数太多， “我首先保证基本盘，看我能不能做，然后能不能做得不坏。预算一开始定了，很多事情就不去想了。”他最近的一部作品在上海大剧院上演，预算、苛刻的口音要求、超长排练时间，都让牟森无法找明星镇场。上下半场主角分别来自上戏和中戏，每人演出四个角色。观剧结束，听说他们都是刚毕业的本科生，犀利的剧评人都傻眼了，“完全看不出！”

演员中还有河北传媒学院大四学生、电台主持人、豫剧演员，年龄最小的在学酒店管理。制作人李东待在上海大剧院后台，发现“连舞台监督都是新人”。他记得第一次剧组合成，“开会全是小朋友。非常没有安全感。在北京国家话剧院首演第一场，字幕没了，话筒也出问题了。我为导演捏把汗。”北京演完四场，接着到西安、哈尔滨巡演，这次是上海，演了两个多月，牟森觉得，到了做总结的时候，“上海站演员太熟练了，少了一些在北京演出的生涩感”。

导演也需要安全感

在牟森身上，完美主义与随遇而安并存。牟森担忧“太熟练”，“过程不重要，就是结果，要让观众感动。”有些导演不爱提“感动”，“感动像吃饱，听上去不高级。”牟森把剧组在北京郊外关了近三个月，追求“感动观众”。他不要求演员改变，而是随着他们自身的特性走。牟森像大多数导演一样，按照剧本地名实地走了一圈，依然很直率说，“不采风，这戏也能排。”比起内心体验，他更看重节奏感，演员们被要求做全方位身体练习，“感受音乐和节奏，是第一位的，看得见，摸得着”。

早年排戏，曾有位扮演焊工的演员问牟森，做焊接时内心体验应该是什么，这让他有些崩溃，“想什么都可以，也可以什么都不想，焊接唯一要操心的是规范操作。”牟森喜欢戏曲演员、舞蹈演员、运动员，童子功让他们能够心随身动，不太强调“内心体验”。

“好的演员适应一切，表演最重要的技术是身心统一，有心理节奏。演员应该是开放的、勇敢的，不固守陈规。超出安全区，有人会变得不自信，排斥不同的表演方式，因为他们内心对不准，没有安全感。”经过三个月排练，从非科班演员到爱问“内心想什么”的表演系科班演员，都开窍了，“和原来不一样了，突然就演出来了。”牟森长舒一口气，“演员需要安全感，导演也需要安全感。”

牟森一直想给上海排一出戏，他喜欢秩序，上海是他眼中最有秩序的中国城市。2010年，牟森参与上海世博会深圳案例馆《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每个人的梦想是一座城市理想的微观体现。”2013年，他为上海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做开幕演出《上海奥德赛》，“普通人构成了上海历史，每个参与者都是英雄。”2016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又有他的作品。“我喜欢任务和羁绊。所谓回到舞台，其实我并没有‘在过’，当年作品没有卖票，戏剧市场火起来，没有我。我也没有长时间在院团里待过。”从中文系毕业生、导演、网站CEO到高校教师，再执导筒，牟森说，“小时候看演出觉得神秘，拍电影不是很容易，有戏剧的机会就做了，一做几十年，就是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