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成为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如何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求我们更加前瞻性把握形势，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定位，高质量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是源于诸暨、闻名全国的政法工作旗帜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核心内容是“矛盾不上交”。在55年的发展历程中化解了大量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与社会减轻了现实压力。“枫桥经验”也从早期的社会改造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转型成社会治理经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已经成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全局经验。

2013年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枫桥经验”做出重要批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习总书记的批示为“枫桥经验”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群众观

“枫桥经验”是源于浙江诸暨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绩，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早在1990年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高度重视新时期如何继续贯彻群众路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要求党要与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最重要的是要始终能够在第一时间倾听和了解广大群众的呼声、诉求，及时回应、真心有效地服务。“枫桥经验”之所以历久弥新、久盛不衰，其核心原因就在于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依靠好群众、发动好群众、凝聚好群众。

纵观“枫桥经验”的发展，可以发现坚持群众路线是“枫桥经验”不断与时俱进的主要动力源泉。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做好群众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既是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化解社会矛盾、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过程就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也是不断考验党引领和组织社会能力的过程。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着力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枫桥的干部群众还是勤于思考、勇于实践，能够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不断地构建交流、对话和沟通的平台，在国家与社会、党和人民、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真正实现纠纷解决在基层并使“民主”和“法治”在基层扎根。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一，加强自治是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容。乡村治理有其内在复杂性。治理主体多元，治理内容复杂，治理方式交织，区域性地方性特征鲜明，规范性与乡土性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共生，稳定性与变动性并存。要顺应乡村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因应乡村人民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域情、体现时代特征、规范有序、充满活力的乡村治理机制，必须坚持和完善乡村群众自治制度。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是与广大人民群众距离最近、联系最密切、利益关联度最高的组织机构，其作出的每一项决定和推进的每一件事都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在乡村治理中实行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乡村治理领域的实现形式，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法治是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中的村民自治，是法治基础上的自治。自治需要通过法治加以规范与保障。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村民自治的运行提供了顶层设计和方向指引。规定村民委员会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依法界定了其职责范围，这实际上也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在乡村治理中实现法治，需要依法赋予并保障村民自治权限，划定村民自治的政策法律边界，逐步营造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氛围，引导群众依法行使权利、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第三，加强德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进入新时代，我们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沉淀在民族精神中的推己及人、行为适宜、遵守规矩、谨守本分、明辨是非、温和友善、诚实守信、忠国爱家等传统美德，也应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乡村文化，塑造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的道德标准。通过道德标准体系的完善，乡土信任的重建，正民心、树新风，营造乡村德治氛围，维护乡村德治秩序。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应当吸收中国优秀的德治传统。优秀的德治传统对于民风的塑造和淳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明代，王阳明就提出过“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的观点。顾炎武更是指出“法令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法令繁而教化亡，则机变日增，材能日减”。这些发人深省的观点提醒着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关注良好道德和风俗习惯的养成，要关注法律的本质在于引导和教化人们走向更高的道德水准。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除了需要不断完善既有的制度规则，更要注重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的传承。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科技创新与社会治理相结合

信息化时代，做好网络管理工作既是当前社会管理中的难点问题，但也是不断创新发展社会治理的重要契机。网络舆论是网上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时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产业不仅改变着产业格局，也对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当特别重视平台治理。平台首先是动态的、多元的网络生态圈。平台在不断的进化中也逐渐形成一套自我治理体系，这套体系不仅在平台中发挥着规制和引导作用，同时也从网络走向现实，影响着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并产生互动。

平台治理的多元化和动态化深刻影响着未来社会治理格局的发展，并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平台治理的过程中，国家权力与平台权力产生了一定的紧张和冲突，公权和私权存在交叉，虚拟社会平台权力一定程度上也侵蚀着国家的部分行政权和立法权；这个模糊地带正是未来社会治理的核心矛盾所在。所以，在新时代，必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依法治理、科学治理、动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管理承担了绝大多数社会治理任务。但社会治理不仅仅是加强社会治安和维护社会稳定，不是政府对社会的单向度管理和控制。社会管理必须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让渡一定的空间给公民和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尊重社会管理中的市场逻辑和自治逻辑。

在新时代，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就必须发挥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建立社会治理新格局，当然需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将社会管理的一切任务都推向党政部门。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改革社会治理体制，首要解决的就是党政部门的职能转变，要让党委政府能够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政府的行政服务水平提升，充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集聚人民群众的智慧。

党委政府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社会事务管理、社会公平执法等工作中，对于动态社会治理必须依靠群众参与。社区是城市管理和建设的基础，随着社区成员结构的日益多元化，对社会秩序的管理也要求多元治理。只有政府合理的引导和培育，各类自治组织才能在社会建设中焕发出持久的活力。从而实现治安管理与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行业管理等有机结合。在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只有合理培育和引导社会自治组织，才能使一些看似复杂的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内部群体予以化解。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