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来微信同我讨论：习近平新闻思想的精髓是什么？辞书上对“精髓”一词的界说是：比喻事物最重要、最好的部分。另一解是“精华”。（分别见《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也就是说，精髓指顶顶好的东西。由此可以说，习近平新闻思想中最重要、最有价值、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有贡献的部分，就是他的新闻思想的“精髓”。

对这个问题的认知，虽然见仁见智，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有不同的答案。以笔者所见，是否应该包括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概念、标志性学术话语的解说；二是对传统的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和发展；三是对一些国外的、历史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学理、方针的认知、理解和表述的“中国化”，即运用中国特色的新闻学术话语加以“改译”或“新说”。

一，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标志性概念的新时代解说

习近平这些年来就新闻及其传播所发表的多篇讲话、文章中，最重要最全面的要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了。其中论及不少新闻观念，可以说都是“精髓”所在。在该文中，习近平提出并解说的重要新闻观念有：舆论、党性、人民性、新闻观、正面宣传、新闻规律、融合、时度效、话语体系、政治家办报等十余个。这些观念，有的是由习近平首次提及，开人心窍；有的是独辟蹊径，让人茅塞顿开；有的旧词新用，别有一番味道；有的旁征博引，把人的思绪引向新的境地。

这里，试看习近平对“舆论”一词的新解和拓广。

首先，他指出，舆论历来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曾评论过“舆论”的意义。毛泽东的“两杆子理论”（枪杆子和笔杆子）、江泽民的“福祸论”、胡锦涛的“意识形态论”，而习近平的“五个事关”则论述得全面、深刻和贴近当前的现实。

习近平运用一系列正负相反的比喻，形象而全面地论说舆论的巨大社会功能。他提出了“好的舆论”和“不好的舆论”两个十分明了易懂的词组，表达世间的舆论分为正负两类。他说，“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粘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则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

为确保新闻舆论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规定为：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在这“48个字方针”的指导下，习近平强调首先要处理好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体现党的意志就是体现人民的意志，宣传党的主张就是宣传人民的主张，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在这种原则指导下，坚持党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有明确的立场和指向；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只有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才能确保新闻媒体始终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新闻媒体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和提供素养结合起来。

最后，习近平提出要认真做好网上舆论工作。他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舆论阵地的关键，重点要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的问题。有些人企图让互联网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变量。有的社会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并没有成为我们的舆论阵地，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消解着主流舆论和主流价值。我们要警惕起来，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的高度看这个问题。要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

这样，习近平把“舆论”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标志性概念和核心观念讲清楚、讲透彻、讲全面了。对这个“舆论”的习近平解说可以归于习近平新闻思想的“精髓”！

二，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习近平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这个新发展，有着新时代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方位发展的广阔背景，有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支撑的理论内涵。由中宣部领导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认为这种新发展体现在七个方面：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给予新定位，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使命作出新表述，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方针政策提出新论断，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创新发展提出新谋划，对网上新闻舆论工作作出新部署，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出新阐述，对加强新闻舆论工作队伍建设提出新要求。

这里，对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正确实施正面宣传为主方针这个主题作一些分析。他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性质功能作了定位。他说，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山无脊梁要塌方，人无脊梁会垮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挺起精神脊梁。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习近平明确提出要反对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观。他说，一些人宣扬西方新闻观，标榜西方媒体是“社会公器”、“第四权力”、“无冕之王”，鼓吹抽象的绝对的“新闻自由”。少数人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专挑重大政治原则说事，公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西方国家的政治集团、利益集团哪个不同新闻媒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媒体都是受西方意识形态支配的，受一定利益集团支配的。我们要认清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本质，自觉抵制西方新闻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

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新闻舆论工作，要把它贯彻到新闻生产流程的每个环节，落实到每个新闻岗位上的每个员工。这是习近平的基本要求。他说，各级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有人认为，娱乐类、社会类新闻等不必过于强调导向，尺度可以宽一些。这种认识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如果这类新闻中充斥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勾心斗角、炫耀财富、移情别恋、杀人越货等方面的内容，充斥着有关大款、老板、名人、明星等人物的八卦新闻，就不能对人民起到正向引导作用。要让主旋律和正能量主导报刊版面、广播电台、电视荧屏，主导网络空间、移动平台等传播载体，不能搞两个标准，形成“两个舆论场”。

这一大段论述和分析多么接地气！它和中国媒体的现状、媒体人的思想实际紧紧联结在一起，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反思的深度，还有引导力的强度。

习近平论述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几个层次上，充分显示出他的新闻思想的理论说服力。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的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为了做好正面宣传，习近平结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针对新闻界思想实际，强调了这样几点要求：

第一，做好正面宣传，要注重提高质量和水平，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有人说，正面宣传很简单，材料是现成的，剪刀加浆糊就能完成。也有人说，正面宣传不好做，做出来也没多少人爱看。事实并不这样。正面宣传要用心用情做，让群众爱听爱看，不能搞假大空式的宣传，不能停留在不断重复喊空洞政治口号的套话上，不能用一个模式服务不同类型的受众，那样的宣传只能适得其反。

第二，做好正面宣传，必须坚持新闻真实性。习近平指出，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果只看到黑暗、负面，看不到光明、正面，虽然报道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这是一种不完全的真实。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管这一叶、这一点确实存在，但从总体上看却背离了真实性。同时，除了一因一果，更要注意一因多果、一果多因、多因多果、互为因果、因果转换等复杂情况，避免主观片面、以偏概全。你看，对新闻报道的观察和分析这么仔细、明晰，这实际上就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发展的实践基础。

第三，做好正面宣传，不能只讲正面，不讲负面，关键是要从总体上把握平衡。习近平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新闻媒体要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意见大反映多的问题，要积极关注报道，及时解疑释惑，引导心理预期，推动改进工作。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不是让媒体就当好好先生、当东郭先生、当开明绅士。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奠基人和发展者很早就提出舆论引导、正面宣传、媒体批评等问题，但习近平有新的拓展、新的思考，他结合现时代中国社会实际和新媒体新环境，对相关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揭示和阐述，提出了许多可操作可复制的规范和方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三，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努力和成效

习近平致力于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概念、原理、方针的解读、认知、呈现上的中国化，并且收到很好的效果，这既极大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活力，又由于这种中国化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自身的科学性大大地提升了。

这里且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基人关于党的领导集团与党报编辑部关系原则的论述为例作以分析。19世纪90年代初，重新获得合法地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试图严格控制党报编辑部，恩格斯对此极为不满并致信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你们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

由于恩格斯是德国人，当时又生活在19世纪90年代的英国，文化与国情党情均不同于中国，让我们理解上述论述感到困难，对于道义、道德、意志、纲领、策略、步骤等关键词句要取得共识更加不易。习近平从十八大以来关于党委、党媒、一般媒体的许多论述，用中国人的思维和中国话语对这些传统的话语作了“中国化”的解读，极大地方便了我们学习和贯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习近平首先指出，党媒姓党。他把中国的新闻媒体分为两块，党自己创办与直接掌握的媒体必须姓党，非党创办并不受党直接节制的媒体不姓党，但依据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这些媒体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就是“看齐意识”。这样，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奠基人的思想原则时，就适当地应对了党的道德、道义等国外话语的理解上的困难。

对办报人资格的认定及其权利责任的分列，习近平新闻思想中也有一些论述，比如对“政治家办报”、“舆论监督主体”的论述，其中有一些是对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关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文件相关条文解读的“中国化”表述，为我们对这些历史文献的科学理解和把握，指出了方向。

总之，本文从标志性概念和核心话语的新时代界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对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观念方针的中国化解读，大致分析了习近平新闻思想的精髓，这只是笔者的初浅学习心得，求教于各位。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