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上座率八成以上

都说小众电影“叫好不叫座”。真是这样吗？

杭州小学老师波莉，带领605班22位同学，当上了电影《我只认识你》的发起人。这是一部讲述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爱与尊严的影片。波莉自己画海报，带学生做首映礼，做同名诗会……这种忙碌和兴奋，让她感觉到自己的日常“被点亮了”。

武汉学生果果，是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千锤百炼》的发起人。她说，正是由于互联网众筹点映，“我们这些喜欢艺术电影的观众，才有了在影院自主选择片源的自由”。

民谣歌手莫西子诗，发起的第一部电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我的诗篇》。他认为，好电影不应该被埋没和被小众，而众筹点映正是“好电影力挺者的聚集地”。

他们所借力的，都是一个名为“大象点映”的互联网众筹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这群被称为“发起人”的电影爱好者，只花了一年半时间，让100多部原本上不了院线排片的电影，在全国300多座城市完成了3000多场放映，平均上座率甚至达到八成以上。

花200万做宣发，

一分也没收回来

第二十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成立才一年多的大象点映，宣布推出同名App，并发布了“C2B长线放映平台”、面向学生群体的“校园电影艺术发展联盟”、代表未来观影模式的“电影导赏服务平台”等一系列计划，为长期困扰中国电影市场的结构性问题，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应对方案。

目前电影市场主流的宣发模式，是典型的“片方思维”。制片方花钱大力宣传、发行，尽量让影院多排片、让观众多知晓。在这种模式下，谁钱多、资源多，谁就更容易抢到排片。毫无疑问，它适用于商业大片。但对文艺片、纪录片而言，要通过这个模式发行，格外艰难。这样，消费者只能在有限的选项中作出选择，抱怨“看不到好片子”；与此同时，影院找不到合适的观众，抱怨“排了片也卖不出票”。

大象点映的创始人秦晓宇和吴飞跃，深知个中滋味。作为《我的诗篇》联合导演，他们含辛茹苦把电影拍完了，却在发行阶段遭遇了重重困难。咬咬牙花200万做了宣发、尝试了一次公映，换回的结果，却是一分钱也没收回来。

他们的破题方式，是借助互联网搞众筹点映，从“片方思维”到“用户思维”。通过精准、垂直的宣传渠道，让观众了解一部影片，喜欢的话，网友个人就可以发起一场观影活动，影院、时间，排片、谁陪你一起看，都由观众说了算，颇有“我的影院我做主”意味。《我的诗篇》就通过这种互联网玩法，在205座城市放映了1000场，收获了250万票房。

大家交了朋友，

还有谈上恋爱的

让观众自主发起一场观影活动，自由选定影院和观影时间，自主召集观众，就相当于把排片的主动权交还给了观众。通过这种新模式，大象点映把片方、影院和观众串联成线，完成了各方需求的精准匹配：制片方宣发成本减少，影片发行的门槛和投资风险大大降低；影院上座率上升，差异化经营带来可持续的收益；观众个性化的观影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并且，这个模式还带有天然的社交属性——这是一群对同一部电影感兴趣的人。经常有人在点映上花1个半小时看了场电影，花2个小时参与映后交流，再后来大家就交上了朋友，甚至还有因此谈上恋爱的。

吴飞跃介绍，大象点映目前在100座城市建立了30多万人的影迷群，基于这些数据，今后进入点映片库的制片方可以不必去跟商业大片“拼刺刀”，拉长时间轴，在平台长线放映。对观众和影院而言，可以随时在片库中选择影片，发起点映活动或直接排片，甚至策划影展。此外，除了文艺片、纪录片新片发行可以通过众筹平台实现，刚下映的影片、经典老片等，也有望通过点映的方式重回屏幕。

假如你收到

来自1895年的请柬

吴飞跃说自己常常想象，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能把我们带回到电影刚刚被发明的1895年，我们收到卢米埃尔兄弟的一张请柬，去看他们拍的《火车进站》，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观影前我们一定充满期待，看完电影我们也会留在影院交流，和卢米埃尔兄弟热烈讨论，我们所受到的冲击和启发甚至会延续上好几天。”他说。

但是，电影工业和市场的发展，让今天的观众变得越来越像是流水线上的人偶，在各种宣传的轰炸下走进影院，电影还没放完、字幕还没出完就被亮灯、赶走；再进来一波观众，再被赶。自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剧透，作者们恨不得把剧情全写成文章，似乎没有人关心观影体验本身了。

“我们矢志不渝做的一件事就是：持续提供一种用户可依赖的确定性，帮助用户选对好电影、看懂好电影，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一句话——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他说。

发布现场，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电影处处长彭奇志表示，大象点映逐一整合来自院线、创作者、观影人等与电影相关的各方需求，“通过技术将闲置的资源和分散的需求匹配起来，逐步摸索出一套全新的观影模式，尝试解决更多一直试图破解的观影瓶颈问题，比如长线放映、比如老片复映，比如文艺片宣发的新路径等等”。

大象点映合作创作者、导演郑大圣这样和李睿珺都认同，任何一部影片，只有放映才能获得生命，每一次放映，都是电影的“新生”。因此，当一个导演遇到对的观众，就不失为一种幸福。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副会长赵军，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肯定了这种新的发行模式，认为它为丰富当代年轻人的知识储备作出了耕耘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