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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 戛纳电影节掌门人福茂:在戛纳,电影必须是唯一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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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桐 2018-06-17 09:30
摘要:“在戛纳,电影必须是唯一的焦点,不是红毯,不是明星,不是八卦。”

蒂耶里·福茂穿着西服,戴着他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出现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上最有权力的人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刚刚荣获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电影《小偷家族》,毫无悬念成为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影片中的“最热门”,一开票就被“秒杀”,引得无数影迷在手机屏幕前叹惋。这就是戛纳的魅力。

 

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小偷家族》海报 上海国际电影节提供

 

每一年,哪些影片可以出现在戛纳电影节上,蒂耶里·福茂手握最终裁判权。作为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和选片委员会主席,是他每年站在红毯尽头欢迎每一个来客,更是他带领着他的团队,在无数烂片和平庸之作中找到那些真正优秀的电影,将它们介绍给世界。

 

这些影片是如何被挑选出来的呢?福茂为此写了一本书,揭秘戛纳幕后的种种。这本长达782页的《我与戛纳》刚刚在中国出版。福茂用日记的形式纪录了从2015年戛纳电影节闭幕到2016又一届戛纳电影节闭幕期间发生的一切:如何在当年报名的1869部电影中挑选出官方选片,如何组建最恰当的评审团队,如何与世界各地的电影人交流,如何进行商业谈判,如何与媒体斗智斗勇。当然,光是那些和科恩兄弟、阿莫多瓦、伍迪·艾伦、妮可·基德曼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间交往的故事,就已经够吸引人了。

 

在戛纳,媒体对福茂的追逐不亚于任何电影巨星,他儒雅渊博又极富话题性。他是戛纳传统的捍卫者,他明令禁止明星们在走红毯的时候自拍,试图维护戛纳的优雅。与此同时,他也是戛纳的改变者,他还反对戛纳电影节的媒体场放映,认为那是纸媒时代的产物,在互联网时代已毫无必要。

 

今年5月,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次在戛纳电影节举办电影论坛,还参与主办了戛纳电影节市场的开幕酒会。如今,福茂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亮相,意味着更多合作的可能性。不过,福茂此行最想做的,还是进电影院多看几部好电影。比起戛纳掌门人,他更喜欢称自己是个“爱看电影的里昂人”。

 

蒂耶里·福茂亮相上海国际电影节    吴桐 摄

 

即使她的瑕疵,也是那么美好

 

上观新闻:作为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你最享受和最厌倦的分别是什么?

 

福茂:最享受的是把最好的电影带给观众。那种放映电影的兴奋,等待观众反馈的兴奋,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没错,我是戛纳的掌门人,但我同时也是一个影迷。我的生活就是电影,我为我的工作骄傲,百分之百地热爱和忠诚于戛纳。在戛纳,电影必须是唯一的焦点,不是红毯,不是明星,不是八卦。

 

要说厌倦的地方,还真的没有。的确,戛纳有大年小年,有时候媒体也喜欢给戛纳找点麻烦,我必须承受许多压力。但戛纳仍然是全世界最好的电影节,即使她的瑕疵,也是那么美好。

 

上观新闻:每年你最重要的工作是为戛纳选片,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常常被卷入争议的漩涡。你和你的团队的标准是什么?

 

福茂:我有一个很好的选片委员会,要知道,戛纳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任何人拍摄了一部超过一小时的电影,都有权报名并一定会被我们看到。无论这部影片来自哪里,无论拍摄者有没有名,无论使用如何简陋的设备。我有时一天要看4、5部片子,多的时候甚至看过10部。选片没有严格的标准,标准就是你的品味和判断。当你拥有最终裁判权时,为了不犯致命的错误,你必须广泛征询意见。当然,作为选片人,你必须很开放,甚至敢于去挑战观众的审美。作为选片人,常常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你必须要了解当年全世界电影的情况,靠精挑细选去维持戛纳一贯的品质。

 

这常常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官方选片常常会遭到媒体和影迷“马后炮式”的攻击,但你必须习惯。我和我的前任艺术总监都牢记一条准则:片子选得好,功劳在于电影本身;片子选得不好,责任在于选片人。

 

上观新闻:有哪些无名之辈的作品让你感到非常惊喜的时刻?

 

福茂:2002年,我成为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的第二年,一个日本朋友给我寄来他一个朋友导演的电影,片名叫《祝福》。那是一盒老式磁带式的录像带,却给我带来了惊喜。评委给它颁发了“一种关注”单元的第一个奖项,这就是年轻的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的第一部长片。8年后,他凭借《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第一次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并最终拿下金棕榈奖。

 

福茂为《我与戛纳》签名   吴桐 摄

 

在商业与艺术之间,中国电影有更多空间

 

上观新闻:今年5月,贾樟柯的《江湖儿女》入围了戛纳主竞赛单元,毕赣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进入了“一种关注”。你怎么评价他们的作品?

 

福茂:我非常喜欢贾樟柯,他让我了解真实的、处于变革之中的当代中国。他的眼光非常敏锐,看他的电影,2个小时的时间,比读一本书还受用。至于毕贛,他非常年轻,他对我来说就像是大卫·林奇,有些古怪、晦涩,但非常吸引人。

 

当然,除了他们,我也非常喜欢张艺谋、陈凯歌拍的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我也非常期待姜文最新的电影。中国很大,有很多有才华的导演,他们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是值得赞扬的地方。

 

上观新闻:那你觉得中国电影还可以在哪些方面发力,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福茂:在来上海的飞机上,我刚看了一部中国电影。其实从整体来看,中国的电影已经和世界接轨了,既有票房不俗的商业大片,也有很丰富多元的艺术电影。我想中国电影需要做的,是在这两种类型之间,找到新的空间,创作出更加多元的电影。探索既不失艺术性,又能面向更广泛的受众的电影。我相信在中国,很多有才华的电影人可以做到这一点。

 

上观新闻: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达成了新的合作,这次你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想见到谁,想达成一些什么样的目标?

 

福茂:来到这里,我是想传达一个信息,戛纳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是好伙伴,我们会一起谋求更多合作的可能性,我想我们未来会越来越近。上海有这么好的电影节、电影院和电影博物馆,这对热爱电影的人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这一次,我会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之夜,会去见见王家卫等老朋友。当然,更重要的是,我要进电影院多看看电影,多认识中国电影人。

 

上观新闻: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积极拓展其国际影响力,你对此有何建议?

 

福茂:其实戛纳也在做相同的事,我们在阿根廷、在南非等国家,设置戛纳电影周,传递戛纳电影节的精神。也许,未来我们也会把它带到上海。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年在戛纳的亮相,也是重要的一步。一个好的国际电影节必须建立全球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去发掘有潜力的电影人、发掘真正伟大的作品,并推动这些优秀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

 

福茂的签名   吴桐 摄

 

维护优雅的传统,戛纳才能走向未来

 

上观新闻:写《我与戛纳》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福茂:我想通过自己的视角去讲述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是如何运作的,让人们更加了解戛纳。而对我自己来说,这些日记它构成了我的回忆:我遇见的那些电影人,我看过的那些电影。我想,有时候我们都该强迫自己做一点这样的日常的“精神练习”。

 

我非常高兴《我与戛纳》可以在中国出版。这是继西班牙语之外,这本书被翻译成第二种外语。它讲述戛纳的同时也讲述我对电影的迷恋。我希望这本书可以对中国年轻的影迷以及年轻的电影人有一点帮助。

 

上观新闻:2015年,你禁止了在戛纳红毯上自拍,媒体因此批评你走在了时代的对立面,你对此如何回应?

 

福茂:这不是“老派”,我的出发点反而是戛纳的未来。在家里自拍、和朋友自拍毋庸置疑,但我反感走在红毯上满怀虚荣的自拍,我不希望戛纳变成可笑的、自恋者的舞台。我常常说,你去戛纳不是看自己的,是去看电影的。你需要去维护一种优雅的传统,这样戛纳才能真正走向未来。

 

上观新闻:戛纳已经71岁了,它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你希望它未来能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福茂: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还是如何保证每年入围电影的一流水准,因为电影的水准决定了戛纳的水准。虽然每年的戛纳电影节只有2个星期的时间。但一年结束我们就必须立刻投入下一年的筹备中去。

 

71岁的戛纳,像是一个老太太,但它又仍然是个年轻的电影节。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了,电影和以前不一样了,戛纳也需要改变,这是必然的。电影节必须敢于尝试、实验、质疑,不能怕犯错误。至于戛纳将走向何方,这是个秘密。但我向你保证,5年之后的戛纳,会和现在很不一样。

 

栏目主编:施晨露 文字编辑:施晨露 题图来源:吴桐 摄 图片编辑:朱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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