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期到清前期，是传统江南市镇发展的巅峰。这一时期，以太湖周边广大城镇为代表的“江南”，几乎与“繁华”是同义词。当时到底有哪些“明星市镇”，它们有什么闪光点？从扬州、南京到苏州，再到杭州和上海，江南文化的演进和传播又能带来怎样的启示？

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大学教授罗时进，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夏维中，复旦大学教授张海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徐茂明，围绕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化的“风标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原性”合二为一

上观：说起江南，不少人会将其与“吴侬软语”画上等号。请问，吴语、吴地、吴文化的“存在感”为何如此强？在江南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江苏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 

徐茂明：今天所说的江南，大致范围相当于自然地理上的长三角地区。这一地区正是先秦时期吴国、三国时期孙吴以及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核心区域，甚至元朝末年在江南地区互争雄长的张士诚和朱元璋也曾号称“吴王”。因此，“吴”不仅可视为江南地区政治权力的象征，而且是江南历史记忆的主要标签。

罗时进：一定程度上，“吴侬软语”体现出吴地人比较内敛、儒雅的性格倾向，但二者不能等同。历史上，吴地以及整个江南地区“尚气节者”比比皆是，他们“看起来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

对江苏地域文化作大略划分可以发现，主要有吴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楚汉文化四大类型。每一种地域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很难区别高下。客观来看，以吴文化为主要代表的江南文化底蕴深厚，一方面构筑出书卷之气足、风雅之士多、科举竞争力强的文化型社会；另一方面助推开放的风气、促进经济的繁荣，兼有“财赋甲天下，词华并两京”的优势。当我们谈论江南文化时，这种文化的“风标性”与经济发展的“高原性”是合二为一的。由此，其地位和影响自然就很大、很稳固。   

夏维中：江苏是江南文化重要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是沟通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尽管今天江苏政区直到清康熙初年才得以确立，但其长江以南地域及邻近的扬州等地，政区建制一直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又互为一体，是传统江南的核心区域。

一方面，汇聚人口、原料和资本，促成了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外输送人才，转运商品、辐射文化、引领时尚，对周边乃至全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这一地区的文化是江南文化的灵魂，长期繁荣、历久弥新，全面发展、精致优雅。对今天的江苏和长三角而言，既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又是核心竞争力之所在。

上观：在古典文学意境中，太湖流域常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一派田园风光。但在先秦时期，江南也曾是“瘴疠之地”。历史上，“沧海”是怎样变成“桑田”的？   

罗时进：太湖流域被誉为“鱼米之乡”。这是一种客观描述，也寄寓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这块“福地”并非上苍简单赐予的。历史上，太湖水患非常严重，洪涝成灾、人为鱼鳖的惨况并不少见。苏州人范仲淹采取浚河、修圩、置闸三者结合的措施，为后代积累了宝贵经验。没有长期不懈的水患治理，“苏湖熟，天下足”是难以形成的，更是不可持续的。

张海英：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战乱，大量人口南迁，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劳动力，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总体而言，太湖以东的平原地区开发较晚，到唐代才有较大规模的开垦。南宋时期，政府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之后，又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这些措施使低田、高田尽得灌溉，时称“耕无废圩，刈无遗垄”。

上观：说到北人南迁，有人认为仅就推动江南文化的发展而言，侨姓大族的贡献远在土著大族之上。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南北交流给江南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罗时进：士人向江南的集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特别是，随着孙吴政权的建立，“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由此，北方宾旅寄寓之士就逐渐与江东本土大族合流。陆机《吴趋行》中有“八族”“四姓”之说，就是吴郡本土家族和客迁家族合流而形成的著姓豪门代表。

徐茂明：传统时代的江南文化发展大约经历四个重要阶段，分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六朝唐宋时期、明清和近代，每一阶段的发展都与人口的迁徙聚集相关。其中，东晋时期的北人南迁，不仅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而且还导致江南文化的转型发展。

永嘉南渡时期，北方士族不得不流亡江南，成为“寄人篱下”的侨姓士族，主要聚居在今天的南京、镇江地区。在镇江，当时的侨姓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人口。尽管侨姓士族与江南土著大族之间存在矛盾，但双方共同面对北方外族的威胁，因此选择求同存异、相互靠近，形成了“玄礼双修”的文化特色。

著名的侨姓士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不仅是当时掌控朝野实权的门阀世家，同时也是文化世族，分别以书法和文学见长。同样，江南土著大族包括一些“武力豪宗”，也逐步演变为文化世族。作为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期，东晋时期的江南文化开始由“尚武”转为“崇文”。

多数市镇不仅是手工业商业中心，而且适合居住休闲

上观：以周庄、同里为代表的江南古镇，现在很多成了热门旅游景点。据说在明清时代，它们都是充满活力的工商业市镇。这是真的吗？   

夏维中：今天比较知名的江南古镇，大多有着悠久的历史。如同里镇，宋末元初就已成镇，明初居民已过千家。至明末清初，江南市镇不仅数量激增，而且还出现了一批万户以上规模的大镇、巨镇，其中尤以丝织业市镇、运输及米粮贸易型市镇最为突出。前者如盛泽镇、震泽镇，后者如浒墅镇、枫桥市。当然，更多的江南市镇属于功能综合型市镇。它们不仅是当地的手工业、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适合居住、适宜休闲的市镇。

罗时进：明嘉靖到万历年间，江南市镇发展形成第一个高峰，数量约300个；到清乾隆年间形成第二个高峰，市镇数量达500多个。以吴江为例，明弘治年间仅有二市四镇，嘉靖年间增为十市四镇，明末清初进一步增至十市七镇。

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主要是由商业活动带动起来的。没有商人、商贸，就难言市镇的繁华。例如，吴江盛泽镇主要以绫绸为业，明末清初时丝绸之利日益扩大，南北商贾咸集，至乾隆时已发展为可与苏州阊门媲美的商业区。

上观：有观点提出，四通八达的太湖水系是古代江南的“高速公路”。这应该是催生江南市镇网络形成的重要因素吧？   

罗时进：江南的发展始终与地理环境、生态系统密切关联。从地名学角度来看，大量江南市镇“以形赋名”，如浦、泽、泾、浜、河、渎、湾、港、溪、桥、溇、荡、浔、圩、塘、堰、埭等。此外，水系发达还带来交通畅达，一些市镇往苏州“朝发而夕至”，称为“高速”确不为过。 

当然，谈及明清江南市镇的繁盛，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一般来说，要考虑环太湖流域水环境赋予江南人怎样的智慧和生命态度，较为开放的社会人文环境对江南人心智的积极作用，以及元末以来士农工商“四民”阶层地位的观念转变，等等。古往今来，人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正所谓“两相得”，其中“人”的主体性不能忽略。

上观：江南市镇的繁华，一度被解读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晚明之后，中国社会不仅没有进一步开放，反倒选择“闭关锁国”。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罗时进：江南市镇发展的问题，不能完全放到一般理论的大框架中去理解。事实上，晚明以来江南市镇经济总体上是向上发展的。即便有“闭关锁国、因循守旧”现象，江南市镇还是在努力的“逆成长”。

张海英：晚明所处的时段，正是新航路开辟后的全球化起步阶段。当时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已开始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东南沿海的茶叶、丝棉纺织品及瓷器大量进入世界市场。因此，仅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时期是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难得契机。

但现实中，我们着实是错过了这一机遇。纵观晚明时期的政治生态，从万历到崇祯的几十年间，朝廷上下都忙于“窝里斗”，而对外来的经济文化冲击变得“麻木不仁”。传统政治制度的治理效率与应变能力，已无力支撑和掌控历史的大变局，最终使得中国的优势逐渐丧失。   

集各方面之长便能产生持久的魅力，苏州正属于此

上观：在众多明清城镇中，最耀眼的无疑是苏州。作为“东南首郡”，它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

张海英：1845年，法国的一个商务代表团成员耶德到苏州后，为其繁华所倾倒，盛赞苏州为“世界最大的都市”。他说：“这里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的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从史料记载来看，耶德对苏州的称赞并非信口开河。

徐茂明：明清时期，太湖东部地区是全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形成了由府城、县城、市镇不同层级的城镇所构成的城市群。其中，苏州是这个城市集群中的耀眼明珠。清代苏州延续了工商业的发展势头，并发展到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极致境界。当外地人炫耀象牙、犀角、狐皮等地方土产时，苏州人却把“状元和优伶”视为本地特产，尽显大家气派。 

罗时进：有一方面之长，谓之特色；集各方面之长，便能产生持久的魅力。苏州正属于后者。

清乾隆画家徐扬所绘的巨幅图卷《姑苏繁华图》，生动展示了18世纪中叶苏州的繁华景象，全图自灵岩山起，由木渎逶迤向东，过横山，渡石湖，历上方山，从太湖北岸渐入姑苏郡城。其中，苏州城内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商业店铺鳞次栉比，各种品牌层出不穷。而在城外，仅木渎镇就占有画面的约三分之一，形象地传递出苏州这个中心城市与周围市镇的关联。倘若把苏州比作皎洁的“月亮”，那市镇恰恰起到了“众星拱月”的作用。

夏维中：苏州的魅力，还在于都市文化的繁荣。持久而强大的创新能力，是苏州得以保持鲜活文化个性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源泉；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对文化建设的共同参与、雅俗之间的不断互动，则是推动文化发展、激发文化创新的永恒动力。这对今天的江南文化发展繁荣，应该说也是有鼓舞和借鉴意义的。

上观：史料记载，当时的苏州还具有“主导天下雅俗”的能力。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夏维中：明清时期的苏州，确实是时尚的创造者、全国文化消费的引领者。自信的苏州人，善于并敢于为天下之先。昆剧的繁荣与传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昆剧的改良之功首推魏良辅，但推广之功应归于苏州文人梁辰鱼。正是梁辰鱼编写的第一部昆腔传奇《浣纱记》上演，才使昆剧进入苏州雅士的法眼。也正是依靠江南文人的积极传播，昆剧才得以成为文化消费的新时尚，进而成为全国性剧种。

徐茂明：苏州私家园林，可视为苏州士大夫人生理想和审美观念之表征。其中，又以明代吴门画派的领军人物文徵明参与设计的拙政园最具代表性。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所著《长物志》十二卷，详细探讨日常生活中闲适玩好之品位，如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等。在这些苏州文人的推动之下，江南人的生活和审美形成了以雅致闲适为宗旨的标准。

罗时进：在雅的方面，人们自然会想到昆曲、园林。它们分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但苏州的“代表作”不止于此。在通俗文化方面，明清时期苏州的书籍出版和流通也是非常繁兴的，有“书肆之胜，比于京师”之说。这一时期，苏州以通俗流行小说为主的俗文学创作达到高潮。

张海英：明清时代有一个词叫“苏意”，意思是说：只要苏州人说好，大家便群起效仿追捧；苏州人说过时了，大家便弃之不用。“苏意”之外，还有“苏样”“苏式”“苏作”等说法。作为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它们寓新鲜、离奇、风雅乃至奢靡之意，有时也是身份和品位、意蕴和境界的象征。

上观：包括苏州在内，明清时期的江南还盛产才子佳人。但有观点提出，明清时期的江南才子相对来说不怎么追逐权力，反倒乐于“风花雪月”。请问，是什么缘故让他们“不走寻常路”？

罗时进：客观来看，江南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不断内化出文人的“乐土”意识，进而形成某种“守土”观念。明清以来，江南士人是科举的热衷者和胜利者，但并非仕途上的执着者。他们似乎对科举利益“拿得起”，也“放得下”。科名，是家族门第所需的声誉；为官，是个人生平必要的履历。但是，这一切都未必是心性所向。   

徐茂明：从远因讲，江南人的退隐几乎可以追溯到江南文化的创始者泰伯、仲雍兄弟。商朝末年，他们体谅父亲意图、避让王位而逃到江南荆蛮之地。尽管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故事表示不解，但在传统的儒学时代，泰伯奔荆蛮的主流叙事一直恪守着谦让、退隐的宗旨。

从近因看，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因为记恨当年苏州士人对于张士诚的支持，因此采取多种手段打击江南人，包括征收重赋、没收田产、强迁富民垦荒等。这对江南文人的入仕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很多人转而选择归隐。但朱元璋同样厌恶这种归隐，认为是在消极对抗朝廷。进退两难之下，江南文人选择了市隐的方式。它既可以隐于官场，也可以隐于酒肆、诗文、行医或书画，不拘形迹，适志而行。在这种心态主导下，很多江南文人不再纠结于与权力的关系，而是听从内心的召唤，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

既积极交流又求同存异，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和共识

上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南京和扬州之于江南文化又意味着什么？   

罗时进：南京、扬州与苏州，从地理上看是江苏的“金三角”。但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南京、扬州都可归属“江南”范畴。

南京，地理上就在江南。当今不少学者界定“江南”时采用“八府一州”说，就包含南京在内。扬州的“江南化”问题，稍微复杂一些。从位置上说，扬州在长江之北，但“京口瓜州一水间”，扬州得长江之利很多，也成为长江下游文化区域的有机组成。而且，扬州自古繁华，文化和商贸都很兴盛，与江南有很强的渗透和互补。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徽商在扬州和江南之间流动，激活了相互之间联系的脉络。显然，扬州之于江南文化，远不止于一个连接点或一个参照系的意义。   

夏维中：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具备同一性的同时，其内部也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由此形成了江南文化的次区域特色。大致而言，南京、扬州都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载体，但也不应回避其与江南核心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差异性正是江南文化多元、包容和开放的象征。

上观：从扬州、南京到苏州，再到杭州和上海，江南文化是不是“一路往南”？

夏维中：从文化辐射及传播的角度来看，江南文化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一路往南”现象。尽管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地域概念，但由苏、松、杭、嘉、湖、常等地组成的核心板块相对稳定。今天的苏州、上海和杭州，都位于江南文化的核心地区，不存在南北之别。

罗时进：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一路往东南”。明清两代，环太湖地区经济、文化得到显著发展，苏州在江南的区域地位更加突出，这为上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上海崛起为国际性大都市，苏州及江南各地文化精英自然汇聚申城。原本的“沪渎”成为全新的“东南形胜”地，也成就了今天江南的“新高原”。 

上观：往北看，传统江南文化和江北文化又有着怎样的互动？这对当下的长三角协同发展有什么启示？   

罗时进：清初置江南省，扬州府、通州（今属南通）皆列其中。这些地方政治上与江南有联系，文化上也有互动，而且越到近代交往越多。比如，南社成员中，泰州有9人，徐州有17人，周实与阮式还在山阳（今属淮阴）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夏维中：文化的辐射和传播范围本应是全方位的，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江南文化的向北传播历史上反倒更明显一点。

所谓的江北文化，其实并非铁板一块。以淮河为界，北部是以徐州（彭城）为中心的楚汉文化区；南部则是以扬州为中心的淮扬文化区；大致覆盖今南通、盐城、连云港等地的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海洋文化区。

而就江南文化和江北文化的交流来说，其实质是江南、中原两大地区以及南北文化互动中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江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多次得益于北方文化的南下。这种文化的南移，以大规模的移民为载体。永嘉之乱和晋室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和宋室南渡，是“逼使文化中心南迁的三次波澜”，南北的地位由此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江南文化也屡次北上反哺，如六朝之于隋唐、吴越和南唐之于北宋、明初之于北京等。

就明中期以后江苏境内的南北互动而言，江南文化相对处于优势地位。但在接受江南影响的同时，今天苏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仍保留自身特色。在某些特定时期，如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江北文化还对江南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二者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长彼消，而是互补融合的。在当下区域联动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中，既积极交流又求同存异，既相互竞争又包容尊重，应该成为一个原则和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