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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聊】开学了,为何我们的焦虑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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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6-02-18 10:23
摘要:我相信,对孩子学习的焦虑还会持续很多年。一个急切而焦虑的社会,还是处于向上阶段。虽然,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或许是五味杂陈的。

今天应该也算“节日”,因为会让无数人换一下生活方式。

 

这一天,人们突然都喜欢一早出门,前几天还空荡荡的马路上挤满了各色小车,很多车停一下就原地调头,许多人在车缝中穿行,穿着灰色棉风衣的人们吹着哨子,型号各异的黄色中巴载着小孩子和大书包……

 

不用问,当然是开学了。传统习俗是过了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但对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开学那天就意味着一切回归常态,特别是放松没几天的心态。

 

 

焦虑的不同层面

 

根据上海的统一规定,今天全市中小学开学了。和学校大门一起开启的,是父母们日渐深邃的焦虑。

 

有些焦虑是常态性的。比如,闹钟又要调到早上6点半了,下班回家又要检查作业了,保护了一个假期的嗓子又要开始吼了。

 

还有些焦虑带有节点性质。一般而言,9月份的开学会多些憧憬,而2月份的开学则充满了“最后的审判”般的忐忑。因为接下来,幼升小要面谈了,小升初要面试了,中考和高考也没几天了。还有,托升幼如果还没搞定,再不抓紧真要来不及了。

 

更有些焦虑,真的只能交给时间了。比如,成绩差的会担心考不上学校,成绩中等的会担心考不上好学校,成绩优异的会担心会不会“少时了了,大未必佳”。而终极焦虑是,我的孩子将来会有出息吗?

 

对于下一代的学习,我们为何如此焦虑?

 

 

二孩能当猪养吗?

 

这样的焦虑症,似乎既有社会性,又有时代性。只要往前推四五十年,没见过我爷爷那一代人,对我父辈的学习如此的上心。那时候,大多数家庭会鼓励但不会强求,看着不是读书这块料,就去厂里当个工人吧。

 

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很多人会说,那是因为以前生三五个很正常,现在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所有的希望都由他承担了。我认识一位某高大上中学的校长,他由衷地认为,“一孩”是提高国民素质之最佳途径,因为每个父母都死命逼着孩子读书,此乃民族之福。

 

这话显然有点道理,但生两个就会改变吗?现在流行一句话:第一个照书养,第二个当猪养。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因为,如果第一个养得很成功,凭什么不让第二个走这条已经证明走得通的路?如果第一个养成了“学渣”,恐怕也没有心情把第二个当猪养了,因为这又成了“唯一的希望”。

 

当然,对于第二个,事情就不会做得太极端,比如天天开半小时以上的车,送孩子上小学之类。因为此时他们已经发现,其实小学没有想象得那么重要,学区房的投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上学价值。

 

但这就牵扯到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把学习视为几乎唯一的希望?

 

 

自古标配的上升通道

 

这当然有历史原因,说得好听一点,这叫文化传承。

 

我们的传统是重视教育,而把读书考试作为社会的上升通道,是从隋炀帝开科取士开始的。由此,皇家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选拔人才,又能实现社会稳定的模式。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进入了帝王与知识分子的共治时代。

 

慢慢地,对于读书这件事本身的价值判断,也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先秦时代,荀子讲“学不可以已”,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人苦学的目的是要“君子贵其全也”,就是要成为德行无缺、成熟完美的人。

 

到了后来,读书的功利性已经讲得赤裸裸了。北宋的宋真宗曾作《劝学诗》,说的是“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皇上给天下百姓指了一条读书改变命运的明道。他的老师吕蒙正也感慨,当年“日投僧院,夜宿寒窑”到后来“官至极品,位列三公”,是“时也运也命也”,其实根本的“运”是中了状元。

 

及至元朝,蒙古统治者不大会玩,一度废了科举,也就堵塞了社会仅有的上升通道。虽然到了后期恢复科举,但已告不治。满清废除科举6年后即告瓦解,很多史家认为,这是把读书人推向了革命,是加速王朝覆灭的一个诱因。

 

最近和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聊天,他们现在的功业大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中国恢复高考之际。对于那次变革,小平同志花了20分钟拍板,那些老人则喜欢说:“真是做梦也想不到。”

 

 

对保持现状的不安

 

父母们的焦虑,不完全是生几个孩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因素,而是对保持现状和持续上升的不安。

 

现在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并非生于富裕殷实之家,而是通过高考或从商来实现命运转折的。换言之,他们自身就是这条上升通道的受益者。

 

我有个颇有身份的朋友,大我七八岁。前些年一起去了趟农村,他看到一处破败废弃的祠堂,突然感慨万千地说:“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上学的。”后来,他从那个偏僻的农村考进了名牌大学,由此获得了身份的转换。

 

当然,自古以来,从商就是读书之外的第二通道。当读书有风险时,从商就是第一选择;当两者都有风险时,那就基本不要抱什么改变命运的奢望了。

 

如果说,1977年重新打通了读书这条路的话,1992年则重启了从商之途。现在很多发展得不错的企业,查一下他们的起点,很多都是“92派”。公务员也在那时大量下海,城乡草根也找到了发迹的切入点。

 

十年之后,互联网来了。先是新浪、网易获得成功,后来是阿里和腾讯光芒万丈。不说这些大佬,还有很多不起眼的人尝到了财富自由的味道。

 

发展到今天,社会阶层已相对固化,“屌丝逆袭”的难度越来越高了。有人甚至说,只看到遍地屌丝,没看到几个逆袭。

 

 

急切而焦虑的社会

 

对于个体来说,焦虑是一种不良情绪,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这说明还在总体向上走。因为大家都担心自己或下一代赶不上趟,害怕滑落,这种在不安促动下的追逐,依然是推动社会昂扬发展的一种动力。

 

在很多发达国家,除了极少数的精英阶层,孩子上什么学校不再是非常焦虑的问题。因为公办中小学大多差不多,无非就是找个近一点的上罢了。大家都觉得,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就这样吧。

 

但我们还处于大变革时代。面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互联网大潮持续冲击,无论是工作还是资产都面临不确定性,兴奋感与忧虑感并存,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现在,不被这辆“快车”抛下的办法,无非就是把书读好或站到风口上创业。现在对读书的要求其实比前些年更高了,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和生活压力都在加大,不到国外上个名牌大学,已经很难逆袭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一个只靠个人努力就有可能走通的路径。

 

我相信,对孩子学习的焦虑还会持续很多年。一个急切而焦虑的社会,还是处于向上阶段。虽然,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或许是五味杂陈的。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编辑邮箱:shguancha@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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