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发现场的监控视线被遮挡，如何在茫茫车海中找到那辆肇事逃逸的电动自行车？日前，长宁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审理大队警长屠彦旻竟通过观察、比较细微的车速变化，找出了肇事真凶。

“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好比交警中的‘刑警’，分析案情，从现场留下的痕迹中抽丝剥茧，找到指向肇事逃逸车辆的线索。”走上事故审理岗位6年以来，屠彦旻共破获了50余起交通事故逃逸案件。

作为一名从事交通事故调查和侦办肇事逃逸类案件的民警，为了追查事故、解答疑问，屠彦旻自学研究人体损伤学，琢磨刑警破案的手法和技巧，在他看来，做好一件事不分大小，都需要一颗匠心。

抽丝剥茧找到肇事逃逸电瓶车

日前一天晚上，长宁路、威宁路路口车流如织。一声剧烈碰撞声响起，只见一辆电动自行车和车上两人倒在路上，其中一位伤者因伤重最终不治身亡。而撞倒他们的电动自行车却逃离了现场。

案子交到屠彦旻手中。伤者说不清肇事者的体貌特征，监控视线被行经的大货车遮挡，流量巨大的非机动车道上留给屠彦旻的仅是几个模糊的黑点。他反复观察，从事发前后20辆经过的电动车里发现3辆嫌疑车辆在时间上最吻合。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肇事者？屠彦旻反复观察3辆嫌疑车辆的行驶状态，进行了比较：一辆匀速经过事发路段后出现减速停车、回头过程；一辆一直以匀速状态行进；只有一辆在事发路段有急刹车迹象。

顺着这样不易察觉的细节追随第三辆车的轨迹，屠彦旻还原了这辆车当天的轨迹：从中山西路桥由普陀方向进入长宁，沿着北翟路往闵行方向驶出长宁。根据事发时间，屠彦旻推测，嫌疑人应该是每天都骑着这辆橙色的电动自行车沿这条路线上下班。

一周后，路口执勤民警发现嫌疑车辆轨迹并找到嫌疑人在华漕镇的落脚点。已经下班到家的屠彦旻闻讯赶到现场，在嫌疑人居住小区的车棚里，他近距离观察涉嫌肇事的电动车，发现后备箱上有一道明显的新刮痕，这个特征让他更加确认自己的判断。屠彦旻和同事彻夜在周围守候伏击，等待骑车人出现。

第二天清晨，一名男子走向这辆电动车，正当他准备骑车离开时，屠彦旻等人一拥而上，成功将交通肇事逃逸案的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车速变化这样的细节为何能被屠彦旻捕捉到？他的同事给记者讲了一个队内的“经典笑话”：屠彦旻当初刚开始学习和研究人体损伤学时，为体验书上知识要点，居然经常在家捏自己和妻子的胳膊和腿。

为何肯如此下功夫？屠彦旻说，调查交通事故时常常需要面对并问询事故当事人和家属，特别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中，被害人和家属眼神中“写满遭遇变故的痛楚”，屠彦旻觉得，“找到肇事者，是他们对我的期待”。

事故调解要“动嘴皮”更要“换位子”

在交警事故审理大队，处理、调解交通事故是民警很重要的工作。让事故双方就事故责任、赔偿金额达成一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一些死亡事故的死者家属，情绪很激动，难免在调解室里哭喊，甚至出言恐吓、准备动手的情况都有。”这对做事故调解工作的民警来说，是对脾气、耐心和心理素质的极大考验。

屠彦旻印象深刻，有次调解拉锯了近半年。那是发生在天山西路的一起电动自行车与行人相撞的事故，行人死亡。死者是一名退休老教师，肇事者是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受事故双方委托，由屠彦旻进行调解。

“最困难的地方是，肇事者的条件经济很差，没有能力支付死者家属最先提出的赔偿金额。”事故发生后，屠彦旻就对肇事者的情况进行调查：“我去过他住的地方，在远郊的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里。他和妻子在工地做临工，家里的家具都是外面捡的，条件真的很差，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他还联系了肇事者老家的公安部门，了解下来是同样的结果：家里一穷二白。

调解室里，死者家属情绪非常激动，坚持要肇事者支付巨额赔偿金，甚至把气撒在了民警身上。这些屠彦旻都能理解：“换位思考下，突然失去至亲的悲痛，情绪失控确实是人之常情。”屠彦旻耐心地听家属提出要求，然后站在他们的角度，分析了事故的原因和责任。第一次调解双方没有就赔偿金额达成一致。但离开调解室时，家属的情绪明显平缓了不少。

之后，屠彦旻单独约死者家属到办公室面谈，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诉求。“我了解到，死者家里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我就把肇事者的情况跟他们说了，虽然他们对于赔偿金额还是不肯松口，但言谈间，我听出来家属很在意肇事者的认错态度。”

另一边，屠彦旻也对肇事者展开工作。“虽然你条件不好，但对方失去了亲人，精神上已经受到了打击，在物质方面，肯定要尽可能地进行补偿。”屠彦旻劝说肇事者“换位思考”，先不考虑赔偿金额，而要真诚地向家属赔礼道歉。考虑到肇事者的实际赔偿能力，屠彦旻给了他一个建议：先付一部分赔偿金，剩下的分期付款。过程中，肇事者妻子还提出了到死者家属家中帮工表达歉意的想法，在屠彦旻“撮合”下，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死者家属的认可，为肇事者进一步获得家属谅解争取了机会。

做了这些调查和铺垫，屠彦旻此后又组织双方进行了三次面对面的协商调解。经过四次的调解，双方终于赔偿金额达成了一致。事后，双方当事人共同制作了锦旗感谢屠彦旻。

其实，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事故双方共同申请调解，民警调解不成功的，就可以让双方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法院申请调解，屠彦旻完全可以找到依据，不再继续由他组织调解。“但当时双方都很信任警察，希望我继续调解，那这就是我的分内事，一定要做得圆满。”

屠彦旻坦言，能得到事故双方的称赞表扬毕竟是少数，更多时候自己会被当事人当成发泄情绪的对象。“有时候心里也会委屈，但工作就是工作，那就自己想办法疏导一下呗，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处理、调解了2000余起交通事故，今年33岁的屠彦旻已经成了队里有名的“老娘舅”。 “我是个话痨，处理和调解事故需要耐着性子“动嘴皮’还不算难，难的就是要想办法让双方‘换位子’，消除对立情绪，尽量达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