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日本在各个方面对中国的研究是非常透彻、深入的，不仅是专业的学术研究，而且包括不出于学术目的，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与中国的交往，或来中国游赏的体验，来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这些作家、学者回国后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下来所形成的游记在日本也有相当多的受众。”

作为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内藤湖南、佐藤春夫、村松梢风等20世纪初日本重量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华游记丛书“东瀛文人·印象中国”译者之一及策划人，翻译家施小炜说，策划这套丛书，一是希望借助这些当时人的眼睛，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即使经过他人之眼的“观看”会发生一定的变形，这些变形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二是在这些变形中理解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具体地、理性地认识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周边地区的关系；三是提供一种有思想、有内涵，又兼具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因此所选作者以文学家为主，而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作品，则在思想、见识、视野、深度等方面更显所长。

“东瀛文人·印象中国”丛书从数百种游记中精选五本，地理跨度从东北到香港，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民初，视野之大涵盖政、商、军、学、文艺各界，观察之细深入三教九流、衣食住行，可谓东瀛文人眼中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生活的立体画卷。

在建投书局举行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新书分享会上，施小炜、徐静波、谭晶华等翻译家，从这套丛书谈起，分享一百年前中日交流史的思考，带领读者跟随五位20世纪重量级日本文人的笔触，寻找中国20世纪初叶的历史现场和历史细节。

“魔都”一词由日本人发明

“把上海称为‘魔都’，是日本人村松梢风制造出来的。”丛书收录了村松梢风所著《中国色彩》，译者徐静波介绍，村松梢风虽不是一流作家，无法与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并肩，但他在日本也很有影响力。村松梢风主要写大众小说，受到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影响，1923年3月，他来到上海，并完成了《魔都》这一游记著作。“一般日本人是不会去大世界这样的地方，但田汉带村松梢风去过一次后，从北方大鼓一直到听南方评弹，村松竟然上瘾了。在上海体验生活的几个月里，村松觉得上海这个城市非常有意思，一方面繁华程度超过东京；另一方面当时的上海也让人害怕的地方，可能走进一个小巷，突然遭到绑架，警察却无能为力。于是，他想到了“魔都”这个词形容当时的上海。可以说，这个词是村松梢风制造出来的，他在1923年得到了这种感觉，真正成为词语是1924年写出了《魔都》这本书。

“芥川龙之介就是不肯好好说话”

分享会上，译者们也与读者分享了日本作家在撰写游记时发生的轶事。施小炜介绍，翻译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时，古雅不是最难的问题，而是芥川龙之介因为种种原因，就是“不肯好好说话”，要传达这种风格比较吃力。“芥川在中国的120天中，大概有21天是在上海生病住院。他当时身体不好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叫宇野浩二的朋友，称他为蒲柳之质，就是说身体比较弱。所以大家读他的文字会有颇多怨气的感觉，说话拐弯抹角，浑身是刺，这和他当时的身体状态有关系。”

谈到翻译，徐静波说，好的翻译要看三点：首先，一个译本好不好，要经得起看原文对照，才知道译文妙在什么地方，糟在什么地方。其次，外国语一定要好，要能够品味体会原文的风格和节奏，充分领会后，把它用适当的、妥贴的中文写出来。第三，知识面要足够宽，历史、艺术、经济、政治、思想方面要有广泛涉猎，翻译的时候才驾轻就熟。

谭晶华提到，翻译日本文学作品越出越多，但有的题目缺少推敲，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就是一例。“《人间失格》风靡一时，有27个版本的译本，人人都是‘人间失格’，这是歪理压倒正理。不学日语又没看过这本书是绝对不懂题目的意思的。此‘人间’非彼‘人间’，春满人间，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才是中文的‘人间’，日文的‘人间’是人。”

谭晶华还谈到其他日语书名不断订正的有趣事例。“永井荷风有一部作品《比手腕》，后来延伸的意思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那种‘比手腕’，看你手腕高明还是我的手腕高明。因为是讲艺伎的小说，这本书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得以在中国出版，当时被翻译成《较量》。2000年后，我把它翻译成《各显神通》，出版方希望把名字改得香艳一点，比如‘争芳斗艳’。几经周转，这本书最终被译为《竞艳》。”谭晶华说，这个故事本是叙述几个艺伎勾心斗角的故事，最早的“较量”像谍战片，“各显神通”像武打片，“争芳斗艳”太俗了，“竞艳”才是最好的。“然而，‘竞艳’与‘比手腕’相比，有些内涵已经稍稍偏离了。不过，且不说哪一个名字最合适，一个好的题目是需要译者动很多脑筋，包括中文功夫，对日文的理解，和对作品主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