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放鞭炮，不是新鲜事

今年元旦起实施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堪称史上最严鞭炮禁令：上海外环线内禁放、禁售烟花爆竹。如今春节来临，鞭炮禁令面临大考。上海市民其实也能感觉到基层、社区对“禁放令”的上心，告知书不仅贴在小区里，家家户户都被楼组长们通知到位了。

对于禁放鞭炮，上海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部小小“鞭炮史”也体现了民俗与公序、环保意识之间的消长变更。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前，受“左”的思潮干扰，放爆竹作为“旧民俗”受到压制。到了198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社会氛围的变宽松，放鞭炮等旧民俗也开始逐渐恢复，这也是当年公民权利兴起的一个注脚。

但是，1980年代春节大规模的燃放烟花，对当时上海的大片旧城区造成严重的消防隐患。于是1988年底，上海市政府就此第一次作出规定，严禁在中山路环线内燃放。1993年，上海市将原先“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限时限地燃放，适当放宽了烟花爆竹的燃放范围，规定南京路等6条主要马路和静安寺等4个主要贸易区禁放。1997年，进一步缩小了禁放区域。

为什么必须禁放鞭炮

应该注意到，当时鞭炮烟花的主要问题不是空气污染，而是消防隐患和“噪声污染”。按《上海环境志》的说法，“根据1987年1月27日至2月3日（春节期间）为期7天的监测，南市、静安2个住宅区的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分别可达87.5分贝和94.3分贝，燃放鞭炮高峰时的声级值分别可达104分贝和110分贝。国际饭店离地面50米高空处等效声级值达到87.5分贝，比平时夜间高出32分贝。”

也正因为当时空气污染问题没有那么突出，相反鞭炮的“噪音污染”是一过性的；且鞭炮造成的消防隐患，对于当时住宅条件改善、棚户区逐渐减少的上海来说，越来越小，所以燃放烟花、鞭炮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会显得“利大于弊”，于是上海成为了当时中国禁放工作最宽松的大城市之一。

基于同样的道理，在2003年之后，中国各大城市也逐渐取消禁放令。当时，媒体竞相报道这是传统年味的回归。2006年春节，北京也取消了禁放令。有人称之为：法律与民俗文化博弈12年后，文化获胜。

但是，在“解禁”了六七年，到2010年之后，全社会对烟花爆竹的态度，又有了微妙的变化。在公共舆论空间里，烟花爆竹从之前被“压抑”的民俗，变得常与噪音、伤害等联系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近三五年，中国遭遇严重的雾霾危机，雾霾对市民的环保意识形成了很大的刺激，使得全社会对治理大气的污染达成空前的共识。在这个背景下，制造严重大气污染的鞭炮，自然被重新放在了社会治理的天平上。要鞭炮，还是要PM2.5？要年味，还是要命？

年味无须一成不变

说到“年味”，很多人对鞭炮割舍不下的情结，是因为把它植入了个人的童年记忆中，形成一种“移情错觉”，好比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穿进13岁的裙子里，自己就还是13岁的少女；觉得自己只要还能放鞭炮，自己就还是那个不用考虑房贷、加班、等着拿压岁钱的胖男孩。13岁时的裙子和一包沉甸甸的鞭炮，只是一种“移情”，并不是传统本身。

世界上本没有什么纯之又纯、一成不变的传统和“年味”，大家都觉得一个东西不好玩了、很LOW、危害挺大，也就该被淘汰了。

在中国古代“寒食”节是个重要节日，但后来大家觉得吃一天冷糕饼，没意思，就不过了呗。端午节原本有喝雄黄酒的习俗，后来知道雄黄里含砷，不利于健康，就不喝了呗。过去北方有一种年俗，就是正月里不能动刀（菜刀），结果整整一个春节只能吃饺子、把之前做好的馒头反反复复地蒸，年轻人受不了那个罪，也就没这个传统了。

同理，鞭炮这个民俗也是这样，如今大气污染都这么严重了，大家有这么多娱乐方式，干嘛还要死盯着这个“年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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