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解放军陆军航空兵部队18日在东南沿海举行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对于这场演习，无论美国媒体还是台湾媒体，都理解为敲打“台独”。国台办在答复有关此次军演的记者提问时，也重申“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有人留意到，此次军演划定的演习区域，和53年前的崇武以东海战（台湾称为“乌丘海战”）的战场范围大致重叠。但53年过去，海峡两岸已经时移世易。

台湾当局“反攻”声浪高

在台湾军事史的记录中，“乌丘海战”是“第三次台海危机”的后续。这说出了一部分事实，正是在1958年炮击金门前后，当时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反攻大陆”的准备。

根据目前面世的台湾档案，蒋介石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已在构思所谓“反攻”计划。由前日军卸任军官组成的“白团”，在1953年递交了一份名叫“光计划”的“反攻”策划案，提出在五年内扩军60个师，添购1650架战机，建造29.8万吨战舰，在1958年实施第一波“反攻”登陆。在1957年成型的“中兴计划”则假定，如果发动“反攻”，台湾“陆海空三军应以2倍动员扩军为作业基准，并暂定反攻第一阶段作战时间为1年”。

时间推移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台湾当局自觉军力大增，蒋介石认为时机日渐成熟，着手成立“国光计划室”，更积极地推动“反攻复国”。据档案披露，“国光计划室”共制订了26项“反攻大陆”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向蒋介石报告研究案共计97次，其中有81次是在1962年至1965年进行的，可见当时他对“反攻”的关注之深。

在“国光计划”紧锣密鼓推进的同时，台湾国民党军对大陆的袭扰强度开始增加。根据台湾当局指令，为给军事登陆做准备，台湾国民党军开展所谓“政治登陆”和“心战”。1962年起，国民党的特工人员利用小型机帆船运载炸药和军火，在澳门、广东制造一连串爆炸事件。同年9月，台湾报纸反复报道，当局已在广西和广东发动所谓“敌后游击作战”，1963年，台湾媒体更是吹嘘称，“已在大陆的35个行省区域，建立了‘游击’基地”。每逢秋季鱼汛期和端午中秋等民间节日，国民党军的特遣支队舰艇便进入闽南、闽北、东山、南澳等渔场，驱赶、围堵大陆渔船,诱捕大陆渔民，并进行策反和搜集情报的活动。

1965年，国民党军的袭扰升级为对大陆及近海岛屿进行的“突击作战”，意在通过组织小股部队的两栖突击登陆作战，“提高民心士气，获取情报资料，歼灭一部分有生力量，测验部队两栖作战训练程度，获取两栖登陆作战经验，截断对方海上交通，破坏对方重要军事设施，夺取对方物资”。为此，1965年春，国民党军组建了两栖行动突击大队，1月至3月，国民党军连续7次将94艘机械化登陆艇运抵金门，使这一地区的登陆艇数目增至110艘左右。

1965年7月14日，蒋介石指示海军总部，研究“如何诱敌海军决战”，并指示参谋总长黎玉玺，海军应对大陆沿岸进行侦巡。海军总部则遵照指示，制订了“海啸一号”计划，即运送陆军进行沿岸地面侦察任务，并由空军协力支援，经由预定位于福建沿海的登陆作战地区至潮汕沿海侦巡，以测试解放军的反应。为此还成立了所谓南巡支队。

一时间，福建东部海域风急浪高。

周恩来的指令开火前传到

对于国民党军的海上袭扰，当时在东南沿海的解放军部队保持了高度的戒备，自1965年初，东海舰队专门组织2个舰艇战术群和航空兵战术群，成立前线指挥部，制订了作战预案，准备截击国民党军的特遣支队。台湾方面的档案则显示，至1965年，解放军在东南沿海已集结数十万部队。可惜的是，海军作战部队虽多次进入作战待机位置，却由于对方航线远离海岸，行动谨慎，未能捕捉到战机。

1965年11月12日，国民党海军护航炮舰“永昌”号从台湾左营开到澎湖马公，支援在此海域巡弋的猎潜舰“永泰”号。其中的“永昌”舰（1965年初台湾方面改名“临淮”号）1944年下水，满载排水量945吨，装有2门76毫米炮，2门40毫米炮，6门20毫米炮；“永泰”号（1965年初改名“山海”号），1942年下水，满载排水量903吨，装有2门76毫米炮，3门40毫米炮，6门20毫米炮。两艘战舰虽然服役时间长，但都是美制军舰，对比当时的解放军海军，火力和吨位几乎都强了一个数量级。

13日13时20分，两舰由马公启航，编队驶往福建沿海国民党军盘踞的乌丘屿。这一动向迅即被解放军的雷达网测知。13日14时10分，东海舰队通报：“永泰”舰由澎湖要到乌丘屿来。20分钟以后，福州军区通报：“永昌”舰和“永泰”舰一起由澎湖启航，“永昌”舰可能先到金门。根据敌情通报，东海舰队决定将作战海区选择在乌丘屿正南8海里附近海域，以驻泊平潭岛的快艇第31大队K-183型远航鱼雷艇（木质）6艘、100吨级护卫艇2艘和在泉州的75吨级护卫艇4艘组成突击编队，由海坛水警区副司令员魏垣武任编队指挥员。

为了保障作战部队侧翼安全，东海舰队又派出4艘护卫艇在崇武东南15海里处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3艘护卫艇在永安西洋以东海域佯动，牵制驻东引岛的国民党海军舰艇。2小时后，情报证实，“永昌”“永泰”两舰将一起来乌丘屿，东海舰队于是调整部署，把打单舰的调整为打双舰。为集中优势兵力，东海舰队还调动了当时距战区140海里、驻泊霞浦的护卫艇第29大队。

21时05分，参战的第29大队与第31大队会合。在锚地，魏垣武决定把参战兵力编为3个战术突击群，第31大队第573、第579号和第29大队第576、第577号共4艘100吨级护卫艇组成第一战术突击群，主攻“永泰”号；第29大队第588、第589号2艘125吨级护卫艇组成第二战术突击群，牵制“永昌”号；6艘鱼雷艇组成第三战术突击群，以鱼雷攻击扩大战果。

21时25分突击编队预先展开，22时10分到达出击点东月屿待机。

22时08分，总参谋部批准了东海舰队打击国民党军舰的作战方案。8分钟后，编队出击。此时，正在周恩类总理正在总参谋部，传到编队的指示是：“同意打。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抓住战机，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打着自己，天亮前要撤出战斗，要发挥英勇作战的精神。”

夜战1小时半“小艇打大舰”

13 日23时14分，在距离突击编队105链（1链相当于20米）处，2艘敌舰现身：“永泰”号在前，“永昌”号在后，间隔7—8链，航速12节，正向乌丘屿航行。魏垣武指令，编队从敌两舰中间插入，第一突击群4艇从右舷攻击“永泰”号，第二突击群2艇从左舷牵制“永昌”号。不过，23时33分解放军突击群开火后，实际形成的是6艇先攻击“永泰”号，尔后攻击“永昌”号的态势。事后据国民党军俘虏称，在解放军的第一次攻击中，“永昌”舰舱面人员已伤亡20余人。

同时，在开火后约2分钟内，指挥艇（573号）和预备指挥艇（576号）先后中弹。在573号艇驾驶台上的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中队政委苏同锦当场牺牲，魏垣武以下7人负伤。

开火5分钟后，魏垣武命令各护卫艇队停止射击，召唤鱼雷艇攻击。隶属鱼雷艇突击群第二组的131、152号两艇受命先行接近“永昌”号，遭遇敌舰猛烈火力拦截。两艘鱼雷艇于是率先向“永昌”号发起攻击。但两艘艇发射鱼雷均未命中。

此时，“永泰”号已受重创，脱离战斗逃往乌丘，“永昌”号则继续南逃。

为了不使敌舰逃脱，鱼雷艇突击群以第一、三两组124、126、132、145号四艇向“永昌”号接近，从敌舰两舷实施强攻。海面上，鱼雷穿梭往返，五进五出。战后，俘虏们对这一幕仍然胆战心惊。“永昌”舰一个枪炮兵称，当他看到鱼雷艇反复实施攻击时，就知道逃脱不了，急忙穿好救生衣，躺在甲板上，等着下沉。14日0时31分，第三组145号发射2枚鱼雷，“永昌”号舰尾命中一雷，当即失去机动能力。“永昌”舰舰长陈德奎、副长陈本维均负重伤。据后来的报道，陈德奎是这样向台湾报告海战情况的：“在我军舰周围1000码之内，都是共军快艇。”

就在鱼雷艇攻击敌舰时，第二突击群588、589号两护卫艇的雷达发现一个较大的目标，处于微速航行状态。这正是已经丧失机动能力的“永昌”号。于是突击群指挥员命令起航。在距目标不到1海里时，前导艇588打一组曳光弹，刚好从敌舰上空穿过，借助光亮，艇上指战员看到，敌舰上悬挂着的正是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确认是敌舰后，0时42分，588、589两艇4座双联装37毫米炮和4座双联装25毫米炮同时开火。从距离5链打到距敌100米，第一个航次打完，又右转弯打第二个航次，密集的火力打向“永昌”舰的水线位置。20分钟内，两艇发射各种炮弹4500多发，命中率高达80%。588号艇在攻击中还使用了固定在前甲板锚机前面的75毫米无座力炮，在100米距离内发射两发炮弹,一发击中敌舰尾水线，一发炸倒敌舰副桅杆。

14日1时06分，“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整场海战，从解放军艇队开火至“永昌”号沉没，历时1小时33分。

逆转台海制海权平衡

整场海战中，解放军指战员牺牲2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2艘，消耗鱼雷6枚，各种炮弹7165发、枪弹250发。以不大的代价换来了“小艇打大舰”的战例，台湾海峡的制海权天平也在逐步逆转。

11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临福建前线，看望凯旋的参战部队，并参加福州军民祝捷大会。陈毅告诉大家，崇武以东海战当夜，周恩来和贺龙始终留守总参指挥位置。直至14日凌晨，在亲自签发新闻战报后，周总理才离去。1966年2月3日，参战的588号艇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的荣誉称号。

而在国民党方面，则是无穷无尽的问责和处分。海战中整个国民党舰艇编队被俘9人，“永昌”号舰长陈德奎以下14人被美国驱逐舰救起外，其余80余人全数丧生。国民党军方一度打算将责任归咎于陈德奎，但在海军副总司令宋长志、前司令刘广凯与蒋经国的力保之下，陈德奎才免于牢狱之灾。但逃回乌丘的“永泰”号舰长朱普华，南巡支队长麦炳坤就没那么走运，海战后两人都被以“敌前脱逃”罪名遭受军法处分。不过，拉不下面子的国民党当局对外仍宣称“乌丘海战”中，“击沉敌舰艇四艘，重创一艘”。

对于蒋介石和台湾当局来说，“乌丘海战”更大的震荡波还在后面。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吹冷风，要国民党当局退守台湾本岛，而且还压住了国民党军从日本购买登陆舰的要求。1965年中，国民党海军先在“八六海战”中折损两舰，3个月后，美制军舰又被解放军的百吨级小艇击沉，可谓颜面丧尽。更让台湾军方感到震惶的，是他们发现，解放军的备战水平超出预期，而且雷达侦测网已覆盖台湾，军舰驶出驶入，都在监控之下。这样一来，台湾海峡制海权在不在手都成问题，退守防卫台澎金马尤感吃力，还有什么资本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反攻大陆”？

此后，毫无悬念地，“国光计划”逐渐被束之高阁。“国光计划室”（后改名“作战计划室”）也在反复缩编之后，1972年7月20日正式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