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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访谈】苗雨时:新诗百年,确实像一个人,现正“趋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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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徐芳、苗雨时 2018-04-19 05:57
摘要:新诗百年,从初创、创格、展拓,到转型、回归,确实像一个人,由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走过了往返冲折的正——反——合的历程。

胡适《尝试集》新诗开创的意义和得失

 

徐芳:如果从诗歌语言的角度考察中国新诗,在五四时期从古典迈向现代的过程中, 新诗语言的转换,是其中关键性的一环,是现代性获得自我认同的主要尺度,而它的重要性与断裂性,或许同样不言而喻?第一本被公认的新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这个名字似乎就起得很有意味?请您评价一下这个“尝试”的意义或者得与失?

 

雨时:胡适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之一。他最早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并说:用白话作诗,可以“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1919年《星期评论-谈新诗》)。

 

苗雨时

 

胡适不仅是新诗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最初的尝试者。1917年起就开始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1920年《尝试集》正式出版,本人写了万言自序,钱玄同也为之作序,两年内销一万部,影响很大。关于白话作诗早有争论。梅光迪说:“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致胡适》)胡先骕说:“诗家必不能尽用白话,征诸中外皆然。”(《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任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的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致胡适》)。

 

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说:“我自己正在愁我的解放不彻底,胡先骕教授却说我‘卤莽灭裂趋于极端’,这句话实在未免过誉了。”胡适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自己也承认:“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位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女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的确,新诗的创立的基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代文言的带有根本性质的语言转型。伴随着断裂与脱胎的阵痛,其新生的烦难是可以想见的。然而,降临的却是馨香儿。胡适的《尝试集》就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它有点类似从古拉丁语到现代意大利语的但丁的《神曲》。他一反古代“尝试成功自古无”而为“自古成功在尝试”,表现了极大的创造精神。尽管存在着各种不足和留有某些旧的痕迹,但是“万事开头难”,《尝试集》在中国新诗发展中的开创之功,还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胡适的历史地位和价值,我们套用西方文学史对文艺复兴先驱者但丁的评价:“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吋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位诗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回顾百年新诗,对于它的初生与发展,我们也不应该妄自菲薄!



白情《草儿》的诗与非诗以及新诗的自由与限度

 

徐芳:“新文学”所谓“着眼在白话正宗的’活文学’上”,比如对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曾引发了当时很多人的争议,采取什么态度的都有,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说是诗,有说是非诗;对新诗的自由与限制——即在白话表现的自由度问题上,您是怎么看的?
 

苗雨时:康白情,1918年与友人组织新潮社,为新诗草创期著名诗人之一。诗集《草儿》于1922年3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后,连续四次再版。诗集出版前两年即1920年,诗人发表了《新诗底我见》的专论,论述了新旧诗的差别,并指出“新诗破除一切桎梏人性的陈套”,“新诗的精神端在创造”。《草儿》诗集,就是他这种主张的实践。

 

诗集由俞平伯作序。出版后,引起了诗界的广泛关注。胡适、梁实秋等人相继发表了文章,并收到了读者的各种反应。

 

胡适评:“占《草儿》八十四页的《庐山纪游》三十七首,自然是中国新诗史上一件很伟大的作物了。这三十七首诗须是一气读下去,读完了再分开来看,方才可以看出他们的层次条理。这里面有行程的纪述,有景色的描写,有长篇的谈话,但全篇只是一大篇《庐山纪游》。”

 

梁实秋评:“《草儿》,全集五十三首诗,只有一半算得是诗,其余一半直算不得是诗。”又评,“《草儿》中如《庐山纪游》三十七首,除了一部分是写情写景以外,简直是康君底一本私人‘日记’了?……”

 

勿庸讳言,康白情的《草儿》中确有很多非诗因素,但文学史家应有历史眼光和历史感。我们知道,新诗的开创阶段,胡适的《尝试集》只是过渡期的“小脚放大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诗;继而,周作人的《小河》发表,新诗才正式成立,但《小河》的表现仍嫌拘谨;只有到了康白情,才真正做到了自由放纵地做诗。他以全新的语言和节奏,划开了新诗与旧诗的界限,为新诗开拓了一个自由的新空间。他的诗证实了新诗所能做到的,是旧诗无法达到的。它昭告了新诗独立存在的价值。

 

康白情的新诗是白话自由诗。首先精神是自由的,本色、天然。而他采取的话语策略则是先打破文言的枷锁、把白话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再说。这就难免有过犹不及之处。至于白话自由诗的本质和规律,只有留给后人去探索与实践了。真正的自由诗,它的语言表达,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它既要致力于诗的内在复杂纷纭情感的对立、纠结、转换、流动的平衡态和完整性,又要使语言的语感、语势随内心脉动而赋形。外节奏应和内节奏;建行和排列,视情绪的波动变化而定相应的字数、样式和篇幅。一首诗应该是一个充盈着动力感、节奏性以及开端与终结的完成性的有机的生气灌注的生命体。

 

新诗的语言转型和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芳:您说过:”因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裂痕,也使它(新诗)失去了诸多的古代文化精神。同为汉语,同为东方的表现性语言,弥补这种裂隙,承继古诗的优良传统,再造现代汉语的诗性,发展新诗,无疑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这就是说,您将语言视为一种动态的表述过程,而非诗歌历史研究上曾经强大过的二元对立思维和他者阐释?

 

苗雨时:是的,我在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新诗的诞生,与传统的决裂,是一个既成的事实。然而,在断裂中也有继承。因为它毕竟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彻底脱离母语。不论是古汉语还是现代汉语,都是本土语言。虽有转换,但必然有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而语言之于诗歌是它安身立命的根基。特别是随着“语言学的转向”,对语言的崇拜成为现代诗的特征。在人与语言发生学的关系上,现代诗把语言界定为诗人存在的家园,生存的筑居。

 

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有语言才能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已逝诗论家陈超曾说过:“在传统的诗歌写作中,语言或者是盛载‘意思’的容器,或者是先于诗人写作而存在的可公度语义符号,而在现代诗中,语言与感觉同步发生,且有诗人注入的个人信息。在此,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构成,它通过诗人的天赋、智慧、秩序感和形体感的努力,最终成为独立于诗人之外的、积极和自我运动的、比诗人更无常更有生命力的精灵。”(《打开诗的漂流瓶》)。所以,再造现代汉语的诗性,是建设现代汉诗的当务之急。

 

而重铸现代汉诗的的语言自觉,必须接续传统,置身于历史的谱系,找回曾经丢失的民族诗歌的艺术精神和某些古汉语的表现力。传统不是一道枯死的河床,而是一条奔涌的流水。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在一特定的基点上,是两面一体的。极而言之,继承就是创新,创新就是继承。没有创新的继承,是没有出息的仿造。没继承的创新,是没有根底的泡沫。

 

真正有实力的现代诗人,敢于在艺术历史的共时空间,与古典大师们作交流和对话,从他们那里获得传统的真实与活力,汲取对艺术本质的理解、母题和超迈卓越的创造精神。以自己话语血液,去粘和几个世纪的椎骨,并加以凝聚生发,从而在艺术伟大纯正的高标点上,于活生生的今天文化语境中,结合社会进步的要求和美学律令,创作出真正属于这个时代文明的伟大诗作。

 

新诗走向成熟时段的诗歌评价系统的厘定
 

徐芳:要做到真正诗歌性地评介新诗,有没有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标准?或者这个标准也只有在新诗的发展中建立与完善?对此,争论也许是必要的,有时也是有益的,这也是您对百年新诗发展的反思之一吗?您将新诗的发展看作是有生命的,如果像一个人一生由童年而少年而中年……的话,您看新诗是到了哪个年龄段?成熟与否?


雨时:新诗百年,从初创、创格、展拓,到转型、回归,确实像一个人,由童年而少年,而青年,而中年,走过了往返冲折的正——反——合的历程。现正“趋于成熟”。这是留有余地的。因为有世界影响的大师级的诗人还太少。
 

关于新诗的评价标准,讨论、争论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因为标准有时代性和具体性。但从诗歌共时性考察,我认为标准应分三个梯次:好诗、重要的诗和伟大的诗。

 

好诗,具备了诗的一切质素:有感受,有情感,意象比较鲜活,结构较为集中,话语较有诗性。如果一首诗在这些方面完美合格,我们就称其为好诗。好诗,最起码是诗,而不是非诗。把诗写成诗,写成好诗,也并不容易。它需要诗人的禀赋和诗歌素养。应该看到,网络上也有很多好诗,但也无庸讳言,也确有为数不少的散文分行或回车。这是因为有的人把写诗看得太轻易了。

 

重要的诗,不仅是好诗,而且在好诗的基础上,还要有人生洞见、精神火焰,也就是要有思想。诗的思想,在中国称为“意”,在西方叫“诗性意义”。美学家雅克.马利坦在《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一书中说:“诗性意义之于诗,恰如灵魂之于人”。一首诗只有情感而没有思想,成不了重要的诗。重要的诗,需要理性对生命感性的穿透和融汇。它应该“追求对社会生活的当下理解和表现”,认识历史的某些本质与自我存在的意义。

 

所谓诗歌的现代性就是人本主义的理性主义。法国现代诗人瓦雷里认为,一首诗的艺术持久震撼力来自一种“理性的激动”。时下诗坛,好诗不少,但真正深刻表现现实,闪烁锐利思想锋芒的诗,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我们有些诗人无思想、不思想。

 

伟大的诗,葆有形而上学的品格。形而上学本来是哲学的范畴,那么为什么诗也有形而上学呢?因为诗与哲学一样,都是寻绎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探求世界的本源和宇宙奥秘,只不过两者所采取的方式不同而己。

 

哲学的形而上学是逻辑思辩的,而诗的形而上学,则主要是建基于体验又超越体验,在现实生活之上创造一个属于自我的独立的世界,以泯化了理性与感性的智性直觉,穿越表象直达生命的本真和事物的本质,从而实现对人和世界的终极关怀。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以中国古典诗为例,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独,也不只是李白的个人孤独,而是寥阔宇宙间的人的孤独;而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叹,也不是他个人的仕途失意,而是人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以有限对无限,在生命与天地共感里表现出来的一种千古人类的寂寞与悲哀。

 

这样的诗,我们认为是伟大的诗。而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国际形象,需要诗人创作出伟大的诗,但令人叹惋的是伟大的诗人似乎还没有出现!

 

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求人人成为伟大诗人,只是在我们面前摆放了诗歌向上攀登的阶梯,作为诗人们努力的方向。至少我们应写出更多的好诗,尽可能创作有思想的重要的诗。这样,我们的诗坛,就不仅有数量上的堆积,而且也有质量上的峰峦。在大量好诗、重要的诗的根基上,伟大的诗的出现,也许是可期待的吧?!


【嘉宾简介】苗雨时,著名新诗研究学者,廊坊师范学院教授。

栏目主编:徐芳 文字编辑:徐芳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周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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