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常务副院长韩东晖教授在回顾哲学家族悲欢离合的演变史后指出，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尤其是在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以后，对人类自身认识和人性理解，变得更为重要，而这正是哲学能够做也应该做的方面。以下是他在复旦人文智慧课堂的演讲。

哲学，特别是思辨性强、与科学密切相关的西方哲学，非常难讲。相对来说，哲学因其追求普遍性、抽象性而显得比较枯燥，专业化也比较突出，怎么能够让它体现出对智慧的追求、对理智的爱，这是相当困难的。不过，今天在这个大讲堂上，面对这么多哲学爱好者，我还是想不揣浅陋，谈谈在当下这个时代，哲学能够做什么，哲学应该做什么。

哲学系学生最怕别人问的两个问题

在展开主题之前，我先探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跟我们最常被问的问题有关。据说，哲学系的学生最怕别人问两个问题：第一，哲学是什么？第二，哲学有什么用？

对于“哲学有什么用”这个问题，正确的提法实际上应该是：什么样的哲学在什么社会当中、在什么条件下、对怎样的人、有怎样的用处？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根本无法笼统回答这个问题。同样，“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很难指望能够得到一个贯通古今、超越时空的总体理解。所以，我提出按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对“哲学”这个概念采取家族相似性的理解。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大意是欧洲哲学传统是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构成的。人们经常讲到这儿就完了，没有继续引言。其实怀特海明确地说：“我指的是散见于他的著作当中的由一般观念所构成的思想财富——柏拉图的个人天赋，他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时期的广泛体验，以及他由于那些尚未被过分的系统化所僵化的理智传统的遗产，这些使他的著作成为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实际上，怀特海并不是说西方哲学都是沿着柏拉图主义的路径来发展的，柏拉图主要是启迪、丰富了人们的智慧。

对哲学的理解也是如此。西方的哲学传统不是由单一传统构成的，这一漫长而广阔的传统中，既有我们熟悉的古希腊哲学，也有基督教思想，以及来自东方的流风余韵，等等。西方哲学本身不是铁板一块的。中国哲学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哲学这个概念貌似无远弗届，实则是依靠多种多样的相似性识别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与其关注哲学的本质是什么，倒不如关注被称为哲学的各种理论和思想具有哪些相互交叉的重要方式，这就是作为复数而非单数的哲学（philosophies）的各种相似性，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性概念。

比如，没有一个共同点能够让我们把“语言”这个词用于一切语言现象，但是我们能够有意义地使用“语言”这个词或概念，因为它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着，正是因为这些联系，我们才把这些现象、用法都统称为语言。由此，维特根斯坦说：“我想不出有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词来表达这些相似之处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有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比如身材、相貌、眼睛的颜色、步态、性情等也是相互重叠和交叉的，所以各种语言形成一个家族。”

当我们观察与哲学有关的各种哲学理论、哲学问题、哲学思路的时候，所寻求的不是同一个本质，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我们关注的是整个哲学的大家族。家族相似性的描述方法并不仅仅针对哲学，所有一般性概念，比如科学、宗教、生活、幸福等类似宏大观念、普遍概念，都是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它们由一系列相似的特征联系起来，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庞大家族。这个家族既不是无时间性的、非历史性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不断演变。

人们曾经无数次地想为哲学这个家族寻找统一的血脉、统一的DNA，甚至不惜武断地把某种观念、某种理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其实这种构造统一家族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千百年来我们追寻“哲学是什么”的答案，但最终我们又回到了这个词的词源，那就是“爱智慧”。基于此，当我们思考哲学的时候不要尝试去回答哲学是什么，而是要把哲学理解为特定的理智生活。这种理智生活根植于我们的语言、文化、传统、制度、认识，立足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

哲学的问题是有根基的，哲学的河床是人类的生活形式，但生活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哲学是思想史的一部分，而思想史又是文化史的一部分，文化史是人类的自然史。人们之所以在不断地重写哲学史，不断地去分析我们的哲学理念，正是因为我们追问的方式、文化的形成和解决的方案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翻新和拓展。对于哲学的理解要有开放的心态，比如说中国的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我们破除了对于哲学的本质主义观，其实是不成问题的。

哲学家族的悲欢离合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哲学家族的演变史，它的悲欢离合。

哲学这个大家族在不断扩展过程中，与历史上其他“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几何时，被当作西方哲学家族的“嫡亲成员”，大多数都已经分化出去，有的远走他乡杳无音信，有的弃暗投明脱胎换骨。更有甚者，有些似是而非的“家族成员”拿着新的谱牒、新的方法要求老迈无能的家族领袖退位——这就是所谓“哲学已死”的种种宣判史。在20世纪初，当一批新的青年逻辑学家在世界哲学大会上用逻辑分析的方式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时候，惊呆了一大批年迈的传统哲学家。但是，哲学真的已死吗？我在后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最初的阶段，哲学、科学、神话尚处于未分化的状态。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哲学的童年，人们都在好奇地注视着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力图通过获得知识来解释一切现象，所以才出现了我们要去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柏拉图曾反复追问，什么是勇敢？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但是他最终没有办法给出普遍性答案。把哲学从天上召唤下来的是苏格拉底，他让哲学进入千家万户，让哲学从自然本身的这个幽暗的背景当中解脱出来。在中国，也经历了相似的过程。比如在《系辞》里面就讲，当年伏羲王天下的时候，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也就是说，八卦既是对事物的认识，同时又是对人神之间关系的考察，同时也讲出了若干普遍的朴素道理。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我把它称之为哲学与科学结盟而与神学及神话相分离的阶段。在近代早期欧洲，经过中世纪的理性精神和基督教哲学的长足发展与重大变化，近代人文主义诞生了。人文主义的哲学运动迫切要求我们获得关于世界的精确认识，获得崭新的普遍知识。这种科学的追求以上帝的超越视角和人的经验方式建立起新的自然科学，因而，自然科学又是按照人文主义的原则所产生的。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就说，近代自然科学是人文主义的女儿。

在这个时期，哲学和科学结盟，但并不是都在反抗神学，哲学始终在保持着与神学和宗教的一致性或者说在两条轨道上运行，但是它与科学的关系显然是更加密切了，以至于近代的大哲学家往往同时也是科学家。这些身兼科学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思想家要求我们去独立地认识自然，放弃对自然源于宗教或天启的认识，把自然作为理性和经验的对象去把握。

在这个时期，科学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哲学范式上：一个是新柏拉图主义，另外一个是机械论。新柏拉图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强调数学在一切知识中的基础地位，甚至认为整个世界都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第二个是机械论，机械论认为我们可以把世界理解为巨大的机器，通过对现象的挖掘，就可以把握世界背后所蕴藏的奥秘。爱因斯坦总结到，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一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主要体现在欧几里德几何学当中，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简言之，一种是形式科学，另一种是实验科学。

20世纪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看法。他说近代科学，甚至整个西方文明、西方科学传统都建立在一个概念之上，即数学因素。这里的“数学”不是说我们现在所学的高等数学、初等数学，而是数学化的世界观：万物均可计算。用当下的说法就是数字化生存。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大数据、互联网+，这些因素都与西方传统中的数学因素有密切关联。

第三个阶段就是哲学与科学的分离，它导致了社会科学的诞生。该分离主要发生在19世纪。从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就以飞速的发展摆脱了对哲学的依赖。当哲学仍然在讨论无解的传统哲学问题的时候，科学不管这一套，哪些领域能够做出突破，科学家们就奔向那些领域。哲学被科学的发展远远地甩在后面。到了19世纪，人类的知识可以说呈扇形展开，一端是自然科学，另外一端是文学、哲学、历史这样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居于其间，主题上接近于人文科学，但是在方法上、宗旨上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这一变化导致了哲学的人文化，使哲学变成人文科学中的一部分。康德在讲学科之争的时候认为哲学是更基础的，它在学术机构当中应该具有更高的位置，所有学生都应该有哲学的训练，哲学在整个学科布局当中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实际上，哲学在学科分类当中被归入人文学科。这既是对哲学的误解，也像是哲学的宿命。

科学领域的分化所引发的争吵至今不休，而且裂痕越来越大。最典型的就是理科生和文科生的差别，科学家对哲学家的讽刺和不屑，以及哲学家的反科学倾向。回到上面提到的“哲学已死”，这句话出自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之口。在他看来，诸如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在过去是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是现在哲学已经无力回答了。相反，它们是由自然科学来回答的。然而哲学家们还在不断地在哲学史上回顾这些问题，同时又无力去进一步结合自然科学的发展来解答和解释，这就是霍金讲“哲学已死”的原因。我觉得霍金的哲学观存在一些问题，他对哲学的理解比较传统，没有达到对哲学更为完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可是他的批评值得哲学家群体警醒。

与哲学特点相关的几个关键词

在谈论哲学的特点时，有这样几个关键词：真理、力量、控制、秩序和设计。这些关键词构成了一个重要主题，对这个主题的思考，恰恰是当代哲学的历史性责任。

我们通常说，哲学或者科学在追求真理，而宗教旨在获得信仰。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界限分明。基督教和近代科学本身都是在追求真理，但是追求的方式有差别。科学追求真理，同时旨在获得力量。培根就提出了“知识本身就是力量”这一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

把真理和力量结合在一起会让我们认识到，科学并不仅仅在追求真理，它力图驾驭自然。对自然的驾驭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的驾驭，进而是对人类思想、意识、记忆、心智的驾驭。这个问题在如今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

接下来的关键词是“控制”。为什么呢？因为力量和秩序的目的都是为了有所控制。控制什么？各种社会对人类都有相应的管理、治理的方法，都是控制。但是到了21世纪，光有控制还不够，人类开始设计。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设计最早是由上帝来做的，人是不能对世界万物来进行设计的。但是在21世纪，人们发现人类已经具有了巨大的设计能力，最明显的体现在对自然的改造上。当然，这不是说之前就没有改造，但是今天的改造，无论是力度还是创新程度都远胜以往，甚至有人试图以人工智能为基础设计全新物种。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流行的两部著作《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未来简史》，着重谈论的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会不会把自己造就为神人？书中有很多设想和预言，比如人类寿命的普遍延长，如果人类普遍年龄在150岁，会对我们现行社会结构产生颠覆性的后果。当然这还只是比较近期的、可以预期的寿命，赫拉利甚至设想人可以追求永生。有一部英国电视系列剧《黑镜》，其中黑镜类似于一个黑洞式的隐喻，一种深不可测的深渊，它特别关注对于人类意识、记忆以及机器对人的控制这样一些主题。比如在某一集里，设想我们以后能够提取某个人在某一时刻的记忆、心智乃至自我，将其完整地备份到闹钟大小的微型设备里面，然后把“它”放在现实个体的案头，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务。那里面有这个人的全部记忆和完整自我，因此它是另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但是，它以为自己在过着跟真实的个体同样的生活，其实不是，它是一个完全被封闭在容器里面的有意识的“缸中之脑”，是主人的第二自我。一旦这个作为“缸中之脑”的自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是一个被封锁在密闭容器里的自我，它就会发疯。这个电视剧其实是在拷问现代技术与我们的自我意识、人格之间的关系，在拷问人性和机器操控之间的关系。所以，一旦开始设计人类生命、设计人类本身，无论是道德观念、法律维度还是自我认知，都会发生根本性的颠覆。

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当我们去思考人类信念系统时，应当注意到它是多层面的、多维度的。在这里面，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层面：描述性的维度与规范性的维度。在描述性维度上，科学具有优先性。但是，除了自然领域之外，人类生活更多居于规范性层面上。

对于规范性来说，我们最直接的理解就是道德和法律，道德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法律告诉我们被禁止做什么。这是两种规范性最突出的表现，但实际上规范性无处不在，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对于事物的评价，在使用概念的时候也是在遵循特定的规则。哲学恰恰活跃在规范性的领地。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哲学的活动会遍布在人类知识的所有领域，比如道德哲学、法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科学哲学。因为所有自然科学都包含描述性所无法处理的规范性的层面，表达这些科学自身原理的部分是需要哲学来参与的。没有哲学去澄清特定学科的基本概念，进行语义整编，会导致严重误解。比如，最近有些心理学实验证明，在产生某种个人的主观意愿之前大脑就已经提前做出反应，领先0.7秒。举个例子，我渴了，想拿杯水，在我产生这个明确的观念之前，我的生理性的神经活动已经开始了。因此，有人就以此论证自由意志是不存在的。但这是对自由意志概念的误解，自由意志与神经活动是否早于观念活动无关，恰恰体现在我们面对艰难的道德选择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应该怎么做，应当成为怎样的人。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来探讨在科学为王的时代，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

第一，哲学具有彻底反思和适度怀疑的精神。其他学科可能也会有反思，但是哲学的反思是具有彻底性的。适度怀疑不同于怀疑主义，不同于极端的相对主义，例如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没有理论、只有视角等。适度怀疑能够让我们的心智保持活力。

第二，哲学对于我们思想的划界和理性批判的作用。哪些领域我们是可以认识的，哪些是不可以认识的，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领域如何划界，人类思想的各个领域遵循着什么样的法则，人类思想与表达可以区分为哪些空间或区域，等等，这些都是留给哲学去做的工作。理性批判的目的是充分地理解人类理性的限度和它所遵循的法则，不让人类理性陷入过度自负。

最后，是自身认识和人性理解。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最好把人的特点理解为规范性的动物。有人曾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野兽”强调人的本能特征，即实然方面。而“天使”强调人的道德，即应然方面。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我这样做对不对？我应不应该这样做？行动的理由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引向我们关于规范性问题的回答。就规范性来讲，我们不是在寻求真假，甚至也不是在追求对人类的操控和设计，而是最终要回答我们的文化模式、社会秩序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遵循的抽象规则是怎么形成的，“我”和“我们”是谁。这自然就是我们自身认知和人性理解方面的复杂问题。我个人认为，对于科学世界观下的哲学未来发展而言，在规范性领域中的划界与批判是哲学最有前景的一面。就此而言，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去深入、自主、谦逊地理性思考。

(整理人：王珍。文章经作者本人审定。）

【思想者小传】

韩东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分析哲学委员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近代早期哲学、二十世纪英美哲学、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作者照片由演讲主办方提供）

转载请注明来源“上观新闻”，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栏目邮箱：shhgcsx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