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40多岁的时候曾经有个想法，完成50本书之后就去过另一种人生。继续写下去才发现，创作带来的刻骨铭心的快乐是丢不掉的。没有其他的人生，只有这一种人生，死心塌地写下去吧。”3月17日，“上海儿童文学1978-2018——一代作家的文学巡礼”将近百位老中青少四代上海儿童文学作家聚集在上海作协大厅，从事儿童文学创作37年、出版作品70余部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自述创作心路令同道共鸣，而她讲述的困惑和担忧更引人思考。“一本长书交给出版社，总是被拆成几本，大家都说，不用太长，短一点好。无论在国内市场还是输出版权，总是幻想类作品和图画书更受欢迎。语言文字被儿童、被大众需要的程度似乎在降低。”在秦文君和很多作家看来，文学作品要发现人、探索人、表现细微之处的人性，最重要的手段和最大的魅力便是语言。在中国童书市场高速发展的当下，儿童文学对于语言的需求和要求不断减弱，真是一件好事吗？

“最近半年多来，我的作品输出海外版权大概有30多种，几乎与前30多年输出版权的总量持平。这些作品大多数是比较短的，幻想类和图画书类的比例占大头。”秦文君总结道。如果说输出版权尚且有语言转换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市场，总是被出版方要求拆分、切割作品，多出短作品和系列作品，是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家遇到的相似状况。“童书出版这些年日益受到各界关注，很多专家定义这十年是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十年。从出版角度讲，码洋是衡量图书的重要一环。为写而写，为刷存在感写，为版税写……编辑在后头追，写作者像陀螺一样赶，重复自己、绕过难度就成了常态。只见故事，不见、少见文学作品最重要的语言和深刻的洞察。”儿童文学作家、媒体人陆梅说，对于文学语言的要求其实是对优秀儿童文学的呼唤，文学照见人心，写作者无法敷衍也不该敷衍。“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更应该把美好的语言作为写作的基本修为，因为你是在给孩子写作，你面对的是成长中的人生，更应当以美唤醒美，从而完善和提升人们的生活。”

在很多创作者和评论者看来，市场的“畅销”指挥棒不该压缩儿童文学应有的艺术质地和空间。“如果一部作品可以称之为‘儿童文学’，那就是要通过文字传递儿童观、教育观、价值观，以及文学特有的审美。如果一部作品传递出的这‘三观+一美’发生扭曲、变态，畅销的天文数字非但不能为其增添美誉度，还会把它的‘负效应’几何级地放大。”儿童文学作家、译者，“魔法童书会”主持人张弘的观点十分鲜明。

“儿童文学承担着重新发现儿童的责任，而在功利主义、应试教育不断压在儿童肩头的今天，儿童文学作家作为在场者，应该如何言说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儿童？”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以秦文君名作《男生贾里》为例，这部问世以来已发行数百万册的超级畅销书具有明显的通俗性，但和后来一些模仿、跟风的通俗儿童文学书相比，《男生贾里》的艺术质地是后者所不具备的，“比如它创造的反复故事形式、轻喜剧式的幽默——幽默与搞笑是完全不同的。”

已故儿童文学理论家、评论家刘绪源是被与会者频频提到的名字。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青年评论家赵霞提到，这些年，刘绪源在充分认可儿童文学发展的通俗道路的同时，也向商业童书的艺术品质与艺术问题发出过深刻的质询。“商业童书”是刘绪源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他曾犀利指出，一些畅销童书吸引小读者的妙招是：充满惊险和悬疑，文字中透着诡异，主角和小读者年龄相当，也正为单调而紧张的功课所苦……这些书完全为投合少年的阅读心理而写，一切为了吸引眼球，从而获取商业利益。他还指出，通俗文学大潮往往是在市场高度发展时，由出版商推动的。许多作家本来只写“纯文学”，纯文学追求的是“好”，而通俗文学追求的是“好看”——它有大众性和商业性的要求，所以要有抓人的故事，以故事性取胜。于是，作家们海阔天空，放手编起故事来。但在无拘无束编了一阵故事后，大家忽然发现，故事的套路相当有限，能吸引眼球的题材只有那么点， 大家纷纷落进了相近的故事中，仿佛游乐场中的“碰碰车”，很快就你碰我，我碰你了。相反，不是那么容易创作的纯文学，因为要真诚反映各自的灵魂，又自觉地追求独特性，反倒不容易雷同。“商业童书的底线在哪里？这可能是童书黄金时代的一道考题，也是刘绪源老师留给我们的一道考题。”张弘说。

“儿童文学是一种非常有诗意的文体，希望这个时代不要遗失儿童文学的诗意。”以儿童文学创作走上作家之路的陈丹燕对年轻一代创作者发出寄语，”儿童文学的初衷是与功利相违背的，因为童年是纯真的，童年不需要为功利考虑。在一本童书可以挣很多钱的时代，要看清楚这一点，比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时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