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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皆祸害?王猛可能被片面的西方心理咨询“忽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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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沈奕斐 2018-02-06 14:19
摘要:王猛父母的所有行为都是用熟人社会的生存经验来指导和帮助孩子成长。但是,这样的一套逻辑体系到了非常个人主义化、以陌生人社会为特点的美国心理咨询师眼中就变成了“控制欲望强烈的父母会对孩子形成严重心理创伤”的理论

北大王猛的万字书成了近日网上热点,争议的群体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的确像王猛所言的,就是父母错了,所以父母应该承认错误,并且痛改前非;另一派认为王猛是玻璃心,他讲的那些例子都是很平常的事情,父母根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是他自己夸大了问题。

 

从目前的网络舆论来看,一部分公众号都选择了批判王猛父母的态度,甚至,好几篇被广泛推荐的文章给王猛的父母贴上了“自以为是”、“自私的爱”、“过度控制”、“精神暴力”等标签,可是我仔仔细细地通读了全文,觉得王猛父母的做法比起当时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父母来说,可能都要好:不打不骂不说脏话,关心孩子,孩子成绩还不错。所以,在采访中,王猛母亲老刘多次重复着一句话,“搞不懂他是啥原因”。

 

王猛的父亲“老王认为,在美国做了心理咨询后,加上和“老朋友”的相处不愉快,他就开始不和家里联系了。‘这是一个转折事件’”。老王的这个说法引起了我的重视,这个事件很可能又是一个由于文化语境不同和时代变迁,西方的某些不够全面的心理咨询误导他人的典型,也是近几年来西方极端的“父母皆祸害”的理念流传到中国引发的有一个事故

 

从王猛的自述来看,他不仅做了心理咨询,而且的确深受西方心理学(主要是精神分析流派)的影响,“焦虑症状”、“癫狂”、“自我意象的损害”、“习得性无助”这些词汇,说明王猛的确非常认真研读了心理学,而他自己的阐述也提到当他在美国花了六小时用英文向咨询师倾诉苦难,得到回应:“咨询师说我几乎有PDST(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所有症状……报告诊断是按广泛性焦虑障碍写的”,之后“隐患集中爆发”。显然,心理学的判断和确诊对王猛与父母的关系的交恶有相关性。

 

其实,中国的很多本土心理学家,一直在呼吁大家重视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的代际关系性质不同,中国人的自我和西方的自我是不同的。

 

北大的徐凯文教授在《父母皆祸害吗?》一文中指出:北大心理系的朱滢教授曾经做过一个脑成像的研究,中国人的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同样激活了内侧前额叶脑区,而西方人自我参照激活的脑区和母亲是不一样的。台湾大学华人本土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也发现华人与其生活环境的互动方式主要是社会取向为主, 而西方人与其生活环境的互动方式主要是个人取向。

 

我自己所在的社会学专业也有大量的研究论证中国的代际关系、社会性质和西方是不同的,比如阎云翔教授指出西方的个体(individual)在中国的文化中是没有对应所指的,中国有个人(person)概念,和原子化的个体不同,中国的个人强调和周边的关系;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模式,而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国的社会偏向熟人社会而西方是陌生人社会……种种的文化不同,提醒我们中国的私人生活模式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徐凯文也提醒:中国人的自我和西方不同,包含着父母、家族甚至社会的因素。从临床上来讲,简单地否定父母,把自己的问题都归因到父母身上,实际上也会因此否定自己,切断自己的亲密关系。因此对西方的理论一知半解后无条件照搬,是会犯错误的。

 

放到王猛这个个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文化的不同是如何带来不同的解读,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而当西方的心理咨询师没有这样的文化语境背景的时候,是如何做出误判的。

 

王猛的父母应该生于60年代,他们熟悉的当时的文化是偏集体主义和熟人社会的,在80年代,他们是以培养一个符合集体主义时代的公民来要求孩子的,所以,对21世纪才流行的“父母皆祸害”是没有任何警觉的,也完全不了解所谓“独特的个体”是什么概念,完全没有意识去分辨“关爱”和“过度关爱”、“为你好”和“控制之间”的区别,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根据当时的中国文化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21世纪的美国文化来调整的。

 

王猛一开文就批评母亲没有完全接纳自己,理由是母亲在他两三岁的时候把他打扮成女孩,对着他说话。在西方的文化中,性别很早就成为一个家长关注的因素(这也是被社会性别研究者所一直批评的),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四川,大部分人认为小学以前的孩子是没有性别的,男孩女孩光着身体在一起玩水游泳是非常常见的,绝对不是一种变态或不负责任的做法。

 

王猛对父母的第二个批评是:倾向于把我关在家里,喜欢包办事情,以致于出现了让他无法释怀的穿长裤参加文艺表演的事情。我很怀疑这个事情主要是因为王猛本来性格内向沟通不畅造成的,即便不是,在80年代的中国,父母因为工作忙碌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家里,并不少见。我小时候,我们整个院子的常规做法就是大人上班的时候,把孩子一个人锁在家里,留好吃的即可,没人觉得这是虐待孩子;而美国的文化很早就把12岁以下的孩子独自留在家里,定义为父母的失职甚至违法行为,而中国完全没有这种禁忌。而至于穿长裤的要求,直到今天都很普遍,“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中国父母把身体的健康放在心理的健康之上。王猛批评父母过度保护,目的是为了保护控制对象的基本安全以便持续控制,至于成长环境和心理健康自然不再考虑之列。这种批评有部分是对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念是到了21世纪,中国的家长才刚刚开始接触心理健康这个概念,要求上世纪80年代的父母就要有这种要求,实在是过高的要求。如果2030年,今天的孩子在成年后批评父母只在乎我的视力,而不在乎我的兴趣,不让我玩电子游戏的时候,相信今天的父母也会觉得很委屈。

 

王猛1万5千字的后面大部分的批评其实都和80年代中国县城的熟人社会特性有关,20世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这一概念,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是一宝,熟人社会强调人情和礼尚往来。王猛的父母行为在当时很难跳出这个文化。而在西方社会中,有一种病就叫“熟人社会病”。

 

比如王猛向父母反映学校座位后身边环境糟糕,他父亲作迷茫状说“李校长怎么会打压你?他在以前那所子弟校时跟我可是老朋友”。这是熟人社会的个人的常规反应,我们认识对方,对方就不会无缘无故加害与你。之后王猛一大半批评是指责父母总是给他找一个照顾者来监控他,而这一点恰恰是熟人社会的特征。你到北京,就找一个北京的亲戚来照应你;你到美国,就找一个美国的朋友来照应你,熟人世界的人们是不相信陌生人的,陌生环境也是可怕的地方,所以,只要找到熟悉的人才能让你更安全。这是80年代父母普遍的逻辑。

 

我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学习,我父母也是要求我定期和上海的大伯沟通,还找了一个复旦的教授让我去和他聊聊。这些都是熟人社会的生存逻辑。就像以前人们见面问吃了吗?后来问结婚了吗?工资多少?在熟人社会的文化中,大家觉得这是正常的沟通模式,是互相关心的表现。但是,在美国,这就是探听他人隐私,干涉他人生活,是非常不礼貌的一种行为。这背后就是陌生人社会和熟人社会的逻辑不同。在熟人世界中,如果对方做的不够好,不到万不得已是无法断绝关系的,所以,王猛的父母会说:你和二姨之间有一样东西是不能不要的,那就是亲情;血浓于水,是熟人社会的基本原则,你可以不喜欢别人不交往,但是亲情是不能断的,礼节是不能丢的,更重要的是,你身边的人不是你选择的,是你的亲属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决定的,所以,王猛父母会强调“要学会和有问题的人交往”。

 

王猛父母的所有行为都是用熟人社会的生存经验来指导和帮助孩子成长。但是,这样的一套逻辑体系到了非常个人主义化、以陌生人社会为特点的美国心理咨询师眼中就变成了“控制欲望强烈的父母会对孩子形成严重心理创伤”的理论。

 

我并是不说,王猛的父母做的是对的,而是说,王猛的父母做的事情是符合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逻辑的,因此,在主观上,王猛的父母没有想要过度控制孩子,也不是王猛所归因的他们个性的缺点:偏激、狭隘、冷酷和自私。不是的,他们只是做了80年代他们认知范围内的好父母而已,只是遗憾的是,这种“好”不符合王猛发展的个性和特点,更糟糕的是,放到21世纪的美国和中国来看,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更需要重视的是,王猛的父母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孩子内向软弱、抗挫折能力弱以及孤立少言,但是由于王猛成绩一直很好,所以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父母眼里,孩子一直“很正常”,完全没有发现“孩子在上进和厌学间挣扎”。这一问题在中国相当普遍,越是成绩好的孩子,在心理上的问题越是容易被忽视,所以,当王猛抱怨学校不好的时候,父母会说:“你觉得学校整你,可是庆祝成绩的横幅上写的是你的名字。”成绩不错的孩子面对动手能力不足的压力完全没有被父母重视,所以,父母对于孩子如此不能忍受二姨的“讥笑”,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王猛的故事既有父母教育的失败,但更需重视的是归因的错误。一个成人,人生遇到很多问题,当然有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其他因素影响。徐凯文教授在反对李雪等“父母皆祸害”观点的时候,指出:善愿并不等于善行。有太多严重的心理障碍个案正是因为放不下对父母的怨恨,无法开始自己的人生,有的终生生活在怨恨和愤怒的囚笼里,甚至通过自杀、自残来报复父母。

 

今天,中国媒体上正在不断出现这种完全不顾中国文化语境的西方心理学判断,一个成人犯罪了,就去反思他父母的问题,父母不善交流都可能是这个人犯罪的起始原因;孩子犯任何的错,都是父母的问题。可是父母也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的,怎么可能按照西方心理学那样,清楚的知道个体和个体的边界,知道西方的文化来做父母呢?何况,那样的方式,真的适合中国的父母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中国的心理学家们已经多次强调西方心理学的有限性和心理咨询师的伦理失语,但是这种理性的声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今天网络上一边倒地批评王猛父母过度控制、爱的自私等观点,也是在用西方心理学的要求来评判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父母行为,这太不公平了。30年前,人们认为有错那都是孩子的错;现在,人们认为有错都是家长的错。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并不是进步。

 

如果我们要避免出现这样的悲剧,那么我们可能需要重新理解父母的角色,我们日常的大部分决策都是针对当下的,唯独孩子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也就是说,父母必须要成长,必须去了解孩子这一代的特点才有可能跟上教育的节奏,否则,爱就成了制约。

 

在孩子小的时候,父母是强势者,父母改变,孩子才能有能量改变;当孩子成长为成人的时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会倒置,子女成为了强势者,这个时候,子女改变,才能改变家庭,在这个过程中,不要简单地用西方的心理学逻辑来归因问题,把原有的过错都归入原生家庭的错,这种归因不仅不正确,也无法改善问题。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笪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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