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名普通的基础教育工作者———从教36年，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并担任班主任，还曾是成都市城郊接合部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

他又不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他以12卷《李镇西教育作品》《爱心与教育》《做最好的老师》《给教师的36条建议》《做最好的班主任》《做最好的家长》等著作，影响了许多人；对教育的执着探索与思考，令他与吴敬琏、钱颖一、顾明远、周国平等知名专家一起，登上了“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当很多人面对教育困局束手无策时，李镇西以“能做一点做一点”的精神执着前行，而他的目标，就是“让教育回到最初的起点”。

学校就算没有“特色”，又有什么关系？

解放日报·上观：您提倡“让教育回到最初的起点”。在您眼中，教育的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教育是为了什么？

李镇西：我经常看到一些教育项目通知或什么教育活动的方案，开头往往这样写：“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最近颁发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特举行这次活动……”“为了贯彻落实×××领导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我们特召开这次……”给我的感觉是，我们现在所搞的教育，好像是为了某个精神、某个规划甚至某个文件。我觉得，这样的思路是有问题的。

我就想起台湾作家张晓风。她一次送儿子去学校，看着儿子走进校园的背影渐行渐远，感慨万千。回到家里，写下一篇散文，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世界啊，今天清晨，我交给你们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孩子，多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这一句发问，敲击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者的心。我们的所有教育行为，不都是为了回答这位母亲的发问吗？

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千千万万母亲的孩子，就是为了我们每天面对的每一个孩子。这就是我们教育朴素的起点。

解放日报·上观：您是怎么让您的学校回到“朴素”的？

李镇西：比如，你们看到在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的校园里，没有口号，没有标语，许多学校有的什么“校风”“教风”“学风”之类的横幅都没有，也没有任何领导视察学校的照片，没有领导的题词等等。我就想让学校朴素朴素再朴素，因为教育本来就应该是朴素的。

但我们现在有些教育实在是太喧嚣，太华丽。有的校长脑子里想的总是“彰显特色”“打造品牌”“提升形象”“扩大影响”……做了一点点事，都要大肆炒作。

解放日报·上观：办出特色、办出品牌，不是许多中小学校正在努力实现的奋斗目标吗？

李镇西：首先声明，我从不反对学校有特色。但现在好多学校的所谓“特色”都是假特色。找几个专家来帮着“总结”“提炼”“梳理”，于是几个关键词出来了，特色诞生了。要我说，这些“特色”纯粹就是拿来做展板用的，拿来做招生宣传用的，拿来迎接上级检查验收用的，拿来写汇报材料用的……和学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一年，一位领导到学校调研，我当时是校长，陪着他转校园。他一边走一边问我：“李校长，你们的学校有什么特色没有？”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什么特色呀。”他看了我一眼：“咦？你们怎么会没有特色呢？”我说：“我们学校才办几年，而形成特色是需要长期实践积淀的。再说，我现在也没想那么多，就想让我们的老师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认认真真教好每一个学生，认认真真带好每一个班。我呢，认认真真帮助每一个老师成长，就可以了。真正把这四点做好了，学校就算没有特色，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学校也搞了一些改革，比如课程改革、课堂改革、新教育实验等等。但我们搞这些，不是为了“彰显特色”“打造品牌”“提升形象”“扩大影响”……而是我们感到针对我们学生的实际情况，需要这样做。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别人有“模式”，我们也必须有“模式”，或者为了树一面所谓的“旗帜”，或者为了“在当代中国教育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我统统没想过，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的需要，就是我们教育的出发点。

我们并不缺新的教育理念，就缺一个字———做

解放日报·上观：您这位“统统没想过”的校长，当时受到了业内许多好评，但也引起了争议。您怎样看待这种争议？

李镇西：很多勇于改革的校长都有争议。到目前为止，还找不到一位想做事的校长是没有争议的。教育本身是因人而异的，因时、因地也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地区，也会因不同文化环境而有不同的学生，所以，同样的教育方法可能在这里做得好，在那里就行不通。因此，同一种做法引起不同的评价很正常。每个校长只要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把学校办到他能够办到的最好状态，就是好校长。

解放日报·上观：您觉得，好校长最需要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李镇西：自由的心灵、执着的信念。虽然有时候你可能会妥协，可能说一些不想说的、不得不说的话，但内心一定要有自己的坚持，要有自己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解放日报·上观：您不当校长后，很多学校还高薪请您去做校长，您却拒绝了。为什么？

李镇西：其实我本身并不适合当校长。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业余校长”，我的行政能力较差。校长不仅需要教育理想，还需要协调能力，这方面我是很弱的。但因为我爱学生，做事认真，所以无论当教师还是当校长，也算有了一些成绩。

2000年我考入苏州大学，师从朱永新教授，攻读教育哲学博士，接触到新教育实验。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参与这个民间教育改革行动。现在我负责全国的新教育实验，同时努力带出一批年轻人来。

解放日报·上观：“新教育”到底“新”在哪里？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新”？

李镇西：所谓“新”，并不一定是前所未有的东西。有一些理念，过去有人说，但是没人做，我们现在把它做起来了，这就是“新”。比如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全校4000多个学生，就有4000多份不一样的课程表，这是多么新的做法。但仔细想想，这种教育理念也不是新的，2000多年前孔夫子不就说过要“因材施教”吗？这种理念过去一直在说，但现在有人做了，这就是“新”。

还有一些做法，过去也有人做，但是现在做得更系统、更细化，这也是“新”；有些做法在以前的时代做过，现在又增加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也是“新”。

所以，新教育的“新”绝对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它的核心是让教育回到它本来的样子。

解放日报·上观：在您看来，当下的教育已经偏离了正确的航道？

李镇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如果原本丰富多彩的教育只剩下两个字———“刷题”，教育就变得越来越畸形、越来越扭曲，人们都渐渐忘记了教育的本来面目。

其实，在中国教育界，很多教育理念都并不新鲜，甚至耳熟能详，但是就缺一个字———做。

比如，我们平时总是在口头上说，教育是为了孩子，但是我们究竟有没有把它落到实处呢？“为了孩子的一切，一切为了孩子”，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但事实是怎么发生偏差的呢？为了孩子，我们办起了学校，设立了课程，搞起了教研；为了把教育办好，我们开始搞标准化，设定了指标，搞起了验收。到了这一步，教育开始变了味：为了验收，我们让孩子弄虚作假；为了创品牌，让孩子停课，搞演出。我们所搞的教育，渐渐不是为了孩子，就这样慢慢发生了偏移。

还有，我真看不出中国和美国的教育观念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都讲“以人为本”，都讲“培养创造性人才”。我在美国看到，他们的每一堂课都可以当成我们这里的所谓“公开课”———学生互动、讨论很热烈，这是他们的常态。我们的“公开课”看上去也很活跃，但是回到日常的教室里，还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这不是理念的差别，而是行动的差别。

幸福应该是属于千千万万普通老师的

解放日报·上观：两年前，您成立了“李镇西博士工作站”，第一件事就是在网上招募一批对新教育实验感兴趣的年轻教师，响应的人多吗？

李镇西：挺多的。工作站主要面向成都市招收学员，我写的条件是：一、富有童心，有高度的职业认同感；二、对教育教学有较强的理解能力、研究能力、领悟能力和专业功底；三、长期扎根在讲台与班级；四、喜欢阅读；五、能够耐住寂寞，不为世俗所动。最后招了20多位学员。我们的工作站不写计划，不写总结，也不需要考核。我每个月请一位名师、著名学者或教育家来开讲座、上公开课，教学员们怎样读书、怎样跨学科上课，我们还走出去，去北京等地考察走访学校。

我不要求学员们发表多少文章，不要这些世俗的东西，成长本身就是目的。我的目标绝不是培养什么全国优秀教师，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的孩子能有好的老师。

解放日报·上观：以这种培养种子教师的方式来推广自己的教育理念？

李镇西：是的，新教育实验的抓手就是培养种子教师。教育改革有很多途径，比如叶澜教授的新基础教育，抓手是课堂，通过改变课堂的形态、改变课堂的师生关系来提升教育的品质；新课改也是一种途径，是通过改变课程来带动教育改革。而新教育实验的核心在于改变教师。在我们看来，课程也好课堂也好，只有教师变了，才会发生真正深刻的变化。

解放日报·上观：一所学校如果没有一批好老师，那是不可想象的。但为什么中国的老师普遍走不出职业倦怠感的包围？

李镇西：不只是教师的素质、能力不够，更是教师的职业认同出了问题。因为始终围绕着“考试分数”这根指挥棒在转，学生们在有些老师的眼中被分为三六九等：这个孩子能考上985，这个孩子能考上二本，这个孩子什么大学也考不上。学生们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个分数的化身，久而久之，你怎么还会有教育激情？只有当教师从分数转而关注到孩子的成长过程，并进入孩子的心灵，他才会真正地爱上教育，也才会体验到作为一名教育者的幸福。

解放日报·上观：当教育者真正爱上教育，他们会产生怎样的改变？

李镇西：举个例子吧，成都市红牌楼小学的黄雪萍老师，“奔五”的人了，已经有了她这个年龄应有的一切，包括职称、荣誉，家庭条件也很好。这样的老师在很多学校里都有，按说她没必要再努力、再奔什么目标了。但黄老师在接触了新教育实验后，自己照着要求做了起来，阅读、培训，非常投入，最终改变了她自己，获得了以前没有过的教育幸福感。

我们工作站还有一位“90后”教师陈秋菊，是“马云乡村教师奖”的获得者。她在成都市乐至县的一所乡村学校当老师，离成都有128公里的路程，但每次都是第一个赶来听课的。我的工作站又不是学历教育机构，她千辛万苦地跑来听课，一点都没有功利思想，只能说明她是发自内心想当一名好老师。

解放日报·上观：他们从教师这个职业中感受到了对自己的认同。

李镇西：他们都发自内心地认为：我要成为一个幸福的老师，这是我给自己提的要求，而不是为了做课题，不是为了评职称，不是为了外在的名利。我当一个好老师，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别人，这就是职业认同感。所以我经常说，幸福比优秀更重要。因为优秀与否是别人的评价，幸福与否则是自己的感觉。幸福应该是属于千千万万普通老师的。

我们学校的蒋长玲老师在演讲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并不领先，但我在行进；我并不优秀，但我很幸福。”如果每个老师都具备这样的情怀搞教育，那才是真教育。

未来的教育终会回到最初的起点

解放日报·上观：但是，有人说，未来的教育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老师这个职业终会消失。您认可这种说法吗？

李镇西：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我们怎样来理解教育。

在如今很多人看来，教育就等同于刷题，教育就是传授知识。当然，传授知识是教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在这方面，人工智能也好，机器也好，互联网也好，的确是有优势的。它可以减少老师的一些机械性劳动，可以把老师从大量繁琐的低效的重复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还能更新教师的教育手段。

但是在我看来，人工智能只能完成传授知识、培养技能的具体工作。比如学习驾驶，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进行模拟训练。还比如补习培训学校，我从来不认为这些补习学校是在做教育，他们只是关心怎么在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分数提高上去，这种工作也许人工智能是可以取代的。

现在，有的老师就是把自己退化成一个“机器人”，把自己退化成一个“智能人工”，眼里只见分数不见学生。那么，用人工智能取代他，不是很正常吗？这样的老师只会冷冰冰地传授知识，他们就应该有危机感了。

然而，真正的教育、真正的老师永远都不会消失。

解放日报·上观：您为什么会如此肯定？

李镇西：中国未来的教育会是什么样子？小微学校也许会比较普遍，学校大多会利用互联网进行教学，一个教师可能会教比较少的学生，而不是像现在有的班级有五六十个学生。虽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学校会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未来教育会更多地倾向于人的心灵的塑造，而不再是知识的传播。

有人说，德育和传授知识可以分开，老师专门搞德育，传授知识则由人工智能来完成。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懂教育的。因为德育恰恰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伴随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判断学生做题是对是错，但学生做题时是不是紧张，他上课有没有发言，他是不是自卑，这些人工智能都不知道。在教学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形成、情感的培养、知识的传授是融为一体的。教育伴随着思想的养成，它是和灵魂打交道的事业。教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学科知识的培养，也是塑造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知识本身不是目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人的素质才是最终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永远不可能取代教师。

所以，未来的教育不管发展成什么样的形态，它永远不可能是冷冰冰的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它会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回到教育本来的样子，回到教育最初的起点。在古代，无论东西方，教育的本意就是人的引领，就是教你做人，因此未来的终极教育还是会回到起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