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电影展的市场意义

徐芳：有着“好莱坞编剧教父”之称的罗伯特·麦基，曾如此“预言”：“2050年，大部分的电影院都会关门”，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而中国目前电影银幕数量已居世界第一，这又意味着什么？世界最大的电影票房已在中国？电影的未来也将属于中国？举办欧盟电影展的市场意义何在？

葛颖：前些天，欧盟电影展在上海刚刚落幕。一年一度的欧盟电影展是欧盟驻华代表团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它将欧盟28个成员国最新和最经典的影片带来中国放映。选片的标准虽偏于艺术性，却也不乏精彩的商业大制作。

所以，除了诸如欧洲三大奖（戛纳、威尼斯、柏林），以及洛迦诺、圣塞巴斯蒂安等老牌A类电影节的入围、获奖作品，还有欧洲各国政府电影局和各大发行公司推荐的影片。可以说，影展基本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欧盟地区的电影创作现状。

上海每年举办的国际电影节也有相当数量的展映影片，也会有来自欧盟地区的影片，两者之间会不会有重叠呢？我想对于优秀作品的渴望是两者共同的初衷，个别片目的重叠，只能说明英雄所见略同。

但两者至少存在两个“差”，一是“时差”，上海国际电影节每年6月举行，而当年的一些重要欧洲电影节尚未开幕，如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所以，要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目睹履新这些欧洲电影节的影片，就必然要到来年的6月。而于11月左右举行的欧盟影展，自然可以更加及时。

二是“视差”，虽然大家都本着选好片的初衷，但选择主体的不同，必然导致选择结果的不同。如果说，上海国际电影节更多代表了一种中国口味，那欧盟影展相形之下就显得比较欧洲口味了。

这不仅有关选片主体的美学背景，还牵涉历史、人文、宗教，以及对当今局势的看法。

您会发现，两者瞩意的影片真的多有不同，关键就是两者并不站在同一角度看影片，这样的视觉差异，倒是影迷之幸了。

像欧盟影展这样的“过路片”放映，以前大都集中在大使馆、领事馆、电影资料馆、大学等内部场域，多以非营利的文化交流为目的。

而最近一个时期，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中，出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营利性“过路片”放映活动，显然标志着在文化交流的同时，很多人都看到了一种商业上的可能。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当中国电影的主力票仓离开北上广深，转移至三四线城市，也许，一线城市观众的趣味，也就不再是国产片生产考虑的主要因素了。

再加上进口分账片多年秉持的爆米花口味，一线城市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观众的“好片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这就是为什么每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常常会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又比如间或会有一两部影片突然成为了市场黑马。无非是对应了这部分观众的需求。

我说这部分，其实数量不小，而且优质。所谓“三高人群”，即学历高、收入高、消费高。学历决定基本视野，收入决定基本品位，消费决定基本态度。如何抓住这部分优质观众，将是中国电影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扩大电影内需、实现内容差异化的具体抓手。

欧盟影展，期望打开与深耕的正是这部分观众需求。说实话，就上海一个城市而言，这部分观众的数量大约在100万人左右，都赶上欧盟很多成员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了。

况且，这部分观众的消费特点是喜欢“二刷”“三刷”，这个市场不可谓不大。

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欧盟影展在文化交流的功能之外，亦是欧盟各国电影发行商试水中国市场的平台。它为进一步洽谈批片引进及衍生更多合作，打开了空间。

徐芳：什么是电影？什么是电影艺术？什么是电影文学？为什么人们把电影称为遗憾的艺术？您在做“关灯拆电影”电影教育项目时，是做更多令人神往的解读，还是更多地拆出了“遗憾”呢？什么又是“同声影评”？可否以做《木星之卫》同声影评场的亲身经历，就可得出这是欧盟影展自举办以来的一个新变的“发现”呢？

葛颖：很高兴您注意到了这个变化。确实，本届欧盟影展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就是联手国内目前唯一的电影语音评论制作公司——关关灯影业，为影迷引入了“同声影评”服务。

所谓“同声影评”，就是在观众看片的同时，用耳机来同步收听专家的即时评论。这种伴随式的语音导读，能够比较好地将专家所长接驳到观众的观影过程中，为深度赏析影片提供一种服务。

“同声影评”与传统影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变成了产品。产品是可以购买的，所以它必须是有用的。我对有用的影评的理解，就是它一定不能是纯个人感受式的，它要为购买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也就是说，它要紧贴电影而不是空发议论，要对观影有实质性的介入。比如，帮助观众进入剧情，扫除观影盲点，理解创作者的意图，甚至还要预判出可能令注意力涣散的地方，防止观众出戏。

就像一条美丽的渐近线，它带着购买者无限逼近影片，却又保持自身与影片永不重合。

说白了，就是为购买者解说电影的门道，将本来在专业院校中对付专业学生的那套“拉片”方法引入影院中。

比如解析各种设计：调度上的、美术上的、表演上的、镜头上的、声音上的、剧情上的、等等。当然，购买者不是学生，是消费者，所以必须把握好解说与观赏的契合度。

不能唠唠叨叨个没完，破坏观影的愉悦感；也不能为求专业，太过精深。你放低一点身段，观众往上够一够，大家就拉上手了。

“同声影评”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服务

徐芳：作为学者，您一直在研究电影。比如该如何促进电影品牌的提升，带动整体经济效益？又该如何充分了解大众对电影市场的重要性，接受美学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被广泛理解和运用？再如从什么角度出发，需要看到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电影效果？

诸如此类，这些都成为了影响电影评论的重要因素？某些作为样本的电影，据说在解说之前，您会翻来覆去看过一百遍？仿佛镜头里的每道光，都能“默写”出来了？可否举例说明这一百遍里，您究竟又看出了什么？

葛颖：所谓术业有专攻，看电影其实也是有门槛的。且不说不同的影片故事会牵涉各种历史、人文、科技的知识，就是电影的那套视听表达方式，也是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一种语言体系。

我一直跟学生讲，银幕是加密的。意思是银幕世界虽然非常逼真，但它要比现实世界高效，因为它只有两个小时。所以它有一整套催化观众情感的技巧，让你的情绪能在两小时内得到充分的代谢，而这些技巧本身必须保持透明，让人视而不见，否则就会破坏银幕世界的逼真感。

这就是所谓加密，观众意识不到银幕上有这些技巧的存在，而这些技巧却实实在在地作用于他。

“拉片”就是一个解码的过程，在专业教学上，我们为学生逐镜讲解这些技巧，让它们从银幕上显现出来。不必担心观众能自觉解码之后，银幕就没有魅力了。

事实上，让每一名观众知道银幕是加密的，正是提高其欣赏水平的开始。只有有意识地观察技巧、时刻判断它是否合理，才能成为一名有经验的观众，才能更加深入地进入一部影片。

同时，观众素养的提高，又能反促银幕技巧的升级换代，挤压烂片的生存空间。

您看，即便像电影这样有大众基因的文艺样式，也是需要专家在观众与影片之间进行中介服务的。那么，像歌剧、芭蕾、交响乐、油画这样有贵族基因的文艺样式，或者像当代艺术这样有先锋基因的文艺样式，可能就更需要专家的讲解。关键是找到有效的场域和合适的方法。

大家现在都很忙，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好不容易看一场演出、进一次美术馆，肯定来不及查资料、做功课。咱也别对观众的素养要求太高，那么多不同的文艺样式，换了谁都不可能样样皆有基础。

绝大多数观众就是来放松一下的，这个放松时刻恰恰是寓教于乐的最佳时机。

剧院、美术馆、影院虽是公共空间，却有激发情感绽放的私密氛围，是非常有效的施教场所。而随着演出、观赏的进行，审美供血不足所导致的理解障碍，又会催生观众强烈的求知欲。

如果在这个时刻专家现身、解疑答惑，可谓雪中送炭。而伴随式的导读、导览服务，就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每人一副耳机，不影响他人，也不存在强迫服务，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摘了。

我是在2014年的年末开始在影院中尝试这种文化服务的，我们租来同声传译的设备来进行同声影评。在影厅中搭玻璃小房子，给进场的观众发耳机，在观影过程中实时评说电影。没想到一炮而红，自此一发不可收。

一方面，我们与热映新片捆绑，评论正在上映的艺术性比较高的影片，如《推拿》《闯入者》《长江图》《罗曼蒂克消亡史》《爱乐之城》《海边的曼彻斯特》《敦刻尔克》；又与重大活动方合作，如上海国际电影节、欧盟影展，评论《月光男孩》《木星之卫》《吸血鬼》。

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线上为版权持有方提供影片的同评版本，如微鲸电视、电视猫上的《教父》三部曲、《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甜蜜蜜》《霸王别姬》《东邪西毒》《一代宗师》等。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还专门请来两位对特工片颇有心得的年轻影评人，为观众解说《王牌特工2》。这部看上去并不值得同评的爆米花电影，实际上藏着好多“梗”。两位年轻人凭着对特工系列影片的熟稔，将一个个装备梗、表情梗、场景梗、手法梗破译出来，使观众得到的影片信息量大幅上升，映后他们纷纷惊呼；“过瘾！”“值回票价！”

我们正在和几大影院管理公司洽谈下一步的合作计划，预计明年在上海、北京先落实五个同评厅，也就是把本来移动的同评设备固定在影厅中，让观众用自己的手机在座位上扫码就可以方便地获取专家的评论资源，使同评服务更加便捷地触达观影人群。

创新文化服务，为文化消费寻找新的增长点

徐芳：电影故事可以说是国际的通用“语言”——穿行于不同的语言和传统，可借此传播与发现世界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内涵与质感；如何“引进来”与“走出去”，也是一个大考题吧？同声影评究竟能走多远？在追求创新的同时，这也意味着必须具有承担风险的勇气和胆量吗？

葛颖：三年的实践使我越发坚信观众是需要文化服务的，这种需求正在逐步养成中，一旦它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得到释放，将会是文化消费强劲的增长点。

我们赶上了为知识付费的时代，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文化、知识消费来提升生活品质。

事实上，这几年做同评产品，不光感受到观众的需求，还有来自片方、发行方和影院的需求。我们知道中国的银幕数到今年年底就有可能突破50000块，即便达不到，中国也已经是世界上电影银幕最多的国家了。

在影院大举扩张的同时，经营同质化、竞争激烈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树立影院自身的品牌，除了硬件、地段和票价，怎么在主营业务上做出差异化，是关乎行业兴衰的大问题。

分线放映肯定是一个办法，中国艺术院线联盟的创立就是以差异化的内容为抓手，对现有院线进行横向重组。

而同声影评则是通过叠加服务来实现差异化。在我的设想中，如果同评音轨在未来变成了影片制作的标配，观众就可以在有同评厅的影院中，独享互联网+带来的环绕式信息服务。

在影片播放的任意时间点，观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选有关影片的各种信息服务。不光有评论家伴随式的全片导读，还可以选听主创人员同步解说拍摄内幕，以及进入相关的各种知识索引。

这就相当于在原本从银幕到观众的单向信息场中，置入了一个新的信息源，它不仅反射银幕信息，更重要的是加强了观众的主体存在感，也许这就是互联网电影的一种形态吧。

我觉得未来还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比如盘活巨大的影片存量市场，为老片的二次发行铺平通路。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金矿，尤其是在新片风险越来越高的背景下，经典老片的低投入、高口碑，自然会引人浮想联翩。

而很多版权方踟蹰不前，则是忧虑审美的时代差异可能造成观赏隔膜，导致市场的不确定。在这一点上，专家的伴随式导读完全可以弥合审美上的沟壑，本次欧盟影展上放映的《吸血鬼》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这部摄制于1932年的超现实主义代表作，无论镜头语汇还是主创人员，都是现在的观众极其陌生的。但这部影片在上海的放映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很多观众都由衷地表示，如果没有专家的同声影评，自己是不会来看这部老片的，听了同评，获益匪浅，对导演德莱叶有了兴趣。

您知道我是搞电影研究的，以前把电影研究当学问做，自从2013年一脚踏入市场，深感很多在理论上行得通的想法，在实践中未必真能成事。理论再周密，都有如在真空环境中做实验，条件和介质太过干净、纯粹。

我们常常想当然地看问题，甚至不知挑担之累，为实践者一厢情愿地开药方，结果贻笑大方。但做学问的人也有可爱之处，就是敢想。倘若能与敢干衔接起来，即便失败，至少可以触动他修正之前的观点。

我想，这样的理论之思，距离有用就不远了。同声影评究竟能走多远？我不知道，创新总有风险。大不了打回原形，重新思考、建模。我觉得总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冲动，在催促我感知周围的变化，不想因循守旧，所以老想搭上未来的脉搏。

【嘉宾介绍】葛颖： 电影学者。2013年在上海创办电影讲堂“堂会”。2016年创立品牌栏目“关灯拆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