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全球范围内不平等问题与贫困正在加剧，全球化发展趋势正在遭受挫折，全球不平等问题、贫困与发展问题成为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017年11月16日至17日，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召开“一个都不能掉队：亚洲和全世界的贫困和不平等”国际研讨会。会上来自乌拉圭、印度、巴西、南非、匈牙利等国的智库专家与中国学者，以精准扶贫为主线，对世界范围内的反贫困和联合国2030年发展议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于信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乌拉圭Tercer Mundo机构执行主席 Roberto BISSIO教授认为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目前全球面临的不一定仅仅是贫穷问题，还有一种营养不良问题，2015年全球营养不良的人口总数仍然高达10%以上。要达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目标，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一是建立公平的贸易体制；二是建立公平的投资体制和移民政策；三是遵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研究员认为中国减贫速度为世界之最，三十年间，贫困人口由88%减少到1.85%。中国减贫经历了5个阶段，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国家定义的贫困县开展扶贫工作、“七年八千万”扶贫计划、针对贫困村的开发型扶贫、实现区域扶贫和个体扶贫。精准扶贫的定义，是指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个人，设计具体的政策和措施，消除造成贫困的因素和实现可持续的精准扶贫政策。精准扶贫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即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中国精准扶贫采用的是多维贫困识别测量、多方代理扶贫合作和工业化扶贫政策。他同时提出了减少贫困人口的三条建议：首先是提高贫困识别的准确性。其次要加强农村现代化。最后是加强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合作。

孟加拉国政策对话中心的Towfiqul KHAN教授指出，孟加拉国从2000年起在减贫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城乡间的差距有所减少。但是，贫困仍然是农村主要的现象。孟加拉国的季节性贫困比较特殊，贫困随着季节而触发。他认为，在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方面，需要把一些经常忽略的事项考虑进去，比如更好的社会机会、社会保护方面的条款；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创造就业机会；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有助于地方分权和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印度人类发展机构的Alakh N. Sharma教授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在不牺牲明天的需求的条件下满足今天的需求。印度有13亿人口，大多数是农村人口，城市人口仅占31%。1990年之后，印度经济增长迅速，其主要原因是印度大量的国内需求、工作人口增长、教育水平提升等。但是，印度的贫困水平依然很高。印度的贫困率为21.9%，其中农村为25%，城市为13.7%。印度大约占据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7.67亿）。目前虽然印度的贫困率在稳定下降，但是全球生活在贫困中的儿童占比中，印度占了30%。印度在就业方面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仅有22.5%，正式工人仅占7.5%，这些工人大多数都没有社会保障。非正式工人占比30%，个体户占比52%。

阿根廷国立大学的Gabriel Kessler教授指出拉丁美洲近年在缓解不平等问题上进步很大，前景乐观。拉丁美洲基尼系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有条件的转移支付计划、老年人缴费型养老金扩张计划和劳动收入上不平等的减少。其他的政策包括增加教育覆盖率、对穷人实行医疗保险、改进基础设施缺口等。拉丁美洲性别差异在教育和医疗上的不平等和民族不平等问题都呈现下降趋势。

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的Luciana Jaccoud教授指出，巴西的社会保障制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30年代到1988年的社会保险计划。主要覆盖者是一些城市工人，占14%的工作人口，覆盖范围包括养老金、医疗保险、疾病和事故。第二个阶段是1988到2015年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农村纳入特殊保障制度，设立了综合保健服务、社会援助政策和教育普及。在减贫方面，1990年到2012年的贫困和极端贫困人口是不断下降的。在贫富差距方面，1993年到2014年的基尼系数从0.6下降到0.52。其中，贫困的减少，55%是因为经济增长，45%是因为不平等的减少。不平等问题的缓解主要原因包括非缴费支付政策、确定最低工资、转移支付的再调整政策等。巴西减少不平等的几个挑战是财政紧缩问题、社会保障的二元化问题、劳动法改革等问题。

墨西哥国立大学的 Gerardo Esquivel教授指出墨西哥缺少市场竞争机制和管理薄弱使得一些寡头垄断公司滥用权力攫取了大量财富，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他结合墨西哥2012年的税务数据和住户调查数据，估计1%的最富裕人口占有超过这个国家总收入21%的财富。2014年的国际财富报告指出，墨西哥10%的最富裕人口占有这个国家总财富的64.4%。其中，墨西哥最富有的四大富豪在2012年到2014年期间的总财富占这个国家GDP的比例达到9%。他们经营的显著共同点都是从公共政府部门管理或许可的行业中赚取大量财富。此外，墨西哥的税收政策也有很大的缺点：没有资本利得税、没有遗产和房地产税、没有财产车辆税使得收入较高的人从税收制度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墨西哥税收收入的54%都来自于货物和服务税，而OECD国家的平均值是32.5%。

南非Witwatersrand大学的 Edward Webster教授表示南非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各个种族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和深刻的贫困，2015年南非有超过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此同时，南非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收入不平等问题严重。究其原因，一方面南非税收增长放缓限制了再分配财政政策的发挥，另一方面贫困家庭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也扩大了收入不平等。

匈牙利西部大学的Zoltán Pogátsa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匈牙利目前是所有28个欧盟成员国中代内和代际流动机会最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就是住房问题，匈牙利不正当的社会政策使得绝大部分的住房资源都集中在收入前10%的民众手中。由于缺乏对家庭和贫困群体的支持，匈牙利的社会政策体系将资源从穷人转向富人。因此目前匈牙利大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公民仍然生活在最低生活水平以下，只有收入为前20%的群体才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教授认为在2002-2007这一阶段，中国的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了；在2007-2013年这一阶段，中国的贫富收入差距缩小了。贫富收入差距缩小的原因主要有三个：首先，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其次，大部分类型产业的收入差距缩小；最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

德国艾伯特基金会的Sara Burke教授统计并分析了2006到2014年全球范围内抗议运动的详细数据。他整理了各个领域发生的抗议事件的数量，其中公共服务、民主、贪腐等领域发生抗议的频率较高。他将2000年至今的全球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繁荣与萧条期（2000-2008）、冲击期（2009-2010）、收缩期（2011-2012）以及限制权利期（2013至今）。其中在经济处于低谷的收缩期，全球范围内发生在经济政治领域的抗议事件急剧增加。收缩期过后，各国政治运动频发，少数团体的权利被剥夺和限制的现象不断发生。他最后得出结论，日益增长的贫穷与不平等是造成现在反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