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的地址是上海麦根路车站。难民们扶老携幼，打算返乡。虽然神色疲惫、身体瘦弱，但是镜头里的他们，依然整齐地、放松地坐着。

战乱结束了，他们要回家。

上海，这座近代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慈善之都”，在社会动荡之时，慷慨接纳了无数难民。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无数田地正嗷嗷待哺，等待耕耘，等待人们的回归。

解放不到一个月，上海便召开会议讨论难民回乡办法。在严谨安排下，1949年7月底已经送10万难民回家。

有学者这样解释难民返乡的意义：难民们到了上海之后，人多于事，又加物价上涨，致许多人流离失所，陷于饥寒交迫，欲留不得，欲返无法。现在大多地区都已解放，且有些地区已进行了土地改革，希望人民政府能设法进行调查，将一些可以返籍参加生产的人予以遣送，并负责解决交通或其他手续等问题。并建议在各处设立工厂，吸收他们参加工业生产，这样，岂非一举两得。

一个叫张玉昆的难民说：“这么多年，我们在外边像小鸡子样的捞到一爪子，吃一爪子，饿肚子是常事，现在共产党来了，我们才有了指望。”政管会指派专人护送，集合难民中的各分队长，席地坐在月台上，亲切谈着大家怎样互相照顾，不失联络，平平安安回乡生产。

8月2日《解放日报》第6版一篇报道详细写道：

负责疏散难民工作的步会庭同志，简略说明政府的疏散政策是要把“消费的上海”变为“生产的上海”，为饥寒所迫的穷苦同胞们，谋长远利益。要他们到农村去好好生产，增加生产力量，并再三强调：政府一定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力予以帮助，不要听信谣言，上特务的当。

其中一位难民中队长徐介品说：“政府给免我们船费，并帮助路费，只有共产党对穷人这样关心。”他号召所有难民回乡好好生产，才对得起政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办完一切手续后，中队长带领干部护送，往车站出发了。几位年迈力衰的老人和抱孩子的妇女赶不上队伍，负责疏散难民的工作同志，自动替陈大爷挑行李，何相轩同志给赵大嫂抱小孩，高明普、王玉生、李先恩同志帮助拿东西，这样一直到了车站。

陈大爷被感动了，偷偷买了两盒公司烟给王同志，王同志坚决不肯受，并和蔼的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人民解放军，原是为穷人办事的。”

但事实上，还有许多难民因种种顾虑，不肯离开上海。有的是对前景难测，犹豫不定。有的是地主出身，生怕回乡遭到清算。还有的对家乡缺乏信心，不知道土地究竟怎样，打算等待观望。

为了争取年底“再动员五十万人回乡”，上海市政府先成立“难民返乡工作组”，再由上海市军管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曹漫报告“疏散难民回乡生产救济方案”。

当时间溜到12月底，难民动员工作仍颇为棘手。硬件上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必须从情感着手。

杨树浦、蓬莱为两个难民重点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己掌握了动员经验。比如，不能简单地开口就问难民“是否还乡”？而是要深入了解难民顾虑，诱导其认识回家生产才是长远之计，使他们自愿回家，并动员亲属回家参加生产。

每天要吃多少米？收入从哪里来？家里有几斗米积余？工作人员开座谈会，给难民算细账，随后介绍解放区农林土改后的良好情况。解释教育变得非常重要。难民们终认识到，滞留上海并非长久之计。

工作人员也颇懂识人，先说服回乡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带领下，许多人共同还乡。

终于，1949年年底，尚留在棚子里的难民开始议论：“你什么时候回乡？”“再下去几个月，不用动员，大家也都要回家了！”

上海，理智和情感双管齐下，以文明、和平与人道主义的方法，终于渡过了难民关。这是67年前这座城市的智慧。

67年后，欧洲也陷入难民潮的两难境地。叙利亚3岁溺毙幼童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照片戳中了人类的痛点，全球为之落泪。

然而接纳，或不接纳难民，前者涉及有限的国力，后者事关人道主义文明。长久之计究竟该拿难民怎么办？

上海的历史或许有可借鉴之处，也或许无可借鉴之机。

说它难以借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基本结束了战乱。山河壮美、泥土芬芳，正安静地等待着难民们回家。恢复和平，是劝返难民的根本之道。这点对如今的欧洲，无异于纸上谈兵。

说它或可借鉴，是因为天下大道，总是万变不离其宗。人同此心，以己度人。从难民角度考虑，为难民长久计，总能得到他们的理解与配合。

人，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幸福痛苦，所求不过是一样东西：有尊严地活在天地之间。从67年前秩序井然的上海车站上，从67年后悲情的土耳其海滩边，文明的观照从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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