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博物馆基本陈列“复兴之路”，以宏大、深刻的主题，系统、生动的展示，围绕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大活动、重大成就，通过1280多件（套）珍贵文物和875张历史照片、36件经典美术作品，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间，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和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光辉历程。

《复兴之路展品100个故事》是展览的精华版，通过对精选出的、代表典型历史事件的100件典型文物的解读，还原其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及符号含义。本版择其部分刊登，希望书同展览一样，成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一个载体。

一张捐官执照：揭露清政府的发财之道

人们常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来形容官场的腐败，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更是将清末官场的丑陋揭露得淋漓尽致。其实，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卖官搂钱是清政府敛钱的一贯政策。捐什么官，要多少银子，都明订章程，明码标价。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都可按规定银两数捐得。具体的捐官操作由户部捐纳局主管。

“复兴之路”基本陈列中展出的这份捐官执照，所有者是安徽安庆府怀宁县人段忠位。执照中记录了段忠位的体貌特征和年龄，这是身份的证明，以防止假冒。还记录了段忠位的家庭情况，“曾祖巨川，祖香谷，父晴昉”，以示祖上三代身家清白。

根据执照提供的信息，段忠位“由俊秀捐监生银108两，加捐布政司职衔，银三百两”。所谓俊秀，是指明清时期，援生员之例捐资纳粟入国子监读书的富家子弟。“捐监”就是花钱向清政府买“监生”学历。“监生”地位要高于举人和秀才，它是“国子监学生”的简称。从这份执照可见，清朝捐一监生的费用是108两白银。

但“监生”只是“出身”而不是官职，因此，段忠位在缴纳了108两银子之后，又交了300两银子，为自己加捐了布政司经历职衔，官位为从六品。虽然官位不高，但有了这个保障，就增加了他获得实官，真正走上仕途的机会。

这份道光二十六年（1836）十月由户部发放的捐官执照，是清政府卖官敛财制度的铁证，它从侧面揭示了清代官场腐败的一个根源。官位和职级可以靠捐纳一定数量的银钱或米粮后获得，那么这些人得到官位后又怎么会不想办法去搜刮百姓来补偿自己的损失呢？

一块界碑：“照”出西方列强贪婪面目

租界是近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西方列强设立的外国人在中国的居住区域。在租界内，西方列强设立市政机构工部局进行管理，不但拥有行政自治权，还拥有领事裁判权。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完全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所以，近代中国的租界，被称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国中之国”。

1845年，中英签订《上海租地章程》，英国租得外滩附近837亩土地，在此建筑房屋，英国人陆续住进来。上海英租界，也是第一个外国在华租界正式诞生。美、法两国竞相效尤：1848年，美国在上海建立美租界；1849年，法国在上海建立法租界；不久，西方列强在中国其他城市也纷纷建立租界。至1911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各地建立了30多个租界，形成一个个“国中之国”。

1863年，上海英美租界合并，英美两国共同管理，被称为上海公共租界。英美列强借口界内中外居民增多，原有的土地、房屋不敷使用，不断扩展租界，重新划定租界区域。这块上海公共租界界碑，就是英美上海公共租界扩张租界区域的实物见证。至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面积猛增至10676亩。当时在扩展后的租界线上竖立有多块界碑，仅在西区静安寺一带便立有24块界碑。界碑分大小两种，大的为长方体，正面刻“公共租界石”，背面用中、英文字刻竖立界碑的中外机构及时间等，立于重要地段；小的为三棱柱形，三面均有文字，立于次要地段。

这块界碑序号为C,当为大租界石的背面，纵136厘米、横76.1厘米，碑文中英文对照。中文书：“此界石系由工部局董，会同上海县王，暨奉南洋大臣刘特派之两委员福、余，按照苏松太道李，于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所出推广公共租界告示，内载之四址，眼同定立。”

碑文中的“工部局董”是工部局总董斐伦，“南洋大臣刘”即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上海县王”是上海知县王豫照，“两委员福、余”分别系美国人、南洋公学校董福开森和福建布政使余联沅，“苏松太道李”系上海道台李光久。

1899年5月8日，也就是碑文中的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租界扩充后的“四至”，东自杨树浦桥起，至周家嘴止；西自泥城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又由静安寺镇划一直线，至新闸苏州河南岸止；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起，至静安寺镇止；北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北边界限止，即上海、宝山两县交界之线。经过这次扩展，上海公共租界面积增加到33503亩（22平方千米），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一个显微镜头：从救人到救国的转变

1883年，17岁的孙中山被家人送至香港学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繁荣的香港与处于封建统治下落后的家乡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他反思中国落后的根源，希望能从先进的西方文明中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

中学毕业后，孙中山去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学院学习，医生成为孙中山最初的职业理想。

这一件孙中山在广州学医时使用的显微镜头展品，见证了孙中山的学医经历。这个显微镜头是1/12油浸物镜，由位于德国威兹勒的恩斯特·徕兹公司（德国莱卡公司前身）生产，孙中山在上面刻有自己的英文名字“Dr.SunYatsen”和学校名字“MedicalCollege,Canton”。这个显微镜头是一个叫鸿江勇的日军士兵在1942年随军驻广州时在日军占领的岭南大学医学院（前身为广州博济医学院）占有的。日本投降后，鸿江勇将其带至日本。1986年，他通过中国驻日本长崎总领馆把它归还中国。

经过五年的学习后，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行医。但是，孙中山的志向不在于行医，他有更远大的理想，那就是投身政治，探寻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曾作了一次以和平手段促使清政府改革的尝试。他写了《上李鸿章书》，书中提出了各种改革措施，结果呈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而此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给国人以极大的刺激。孙中山认识到，和平的救国道路无法施行，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

一封绝笔书：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悲歌

“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

这段话出自方声洞烈士在黄花岗起义前夕写给父亲的绝笔书，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慷慨悲歌。

方声洞1886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一个富足的家庭，父亲方家湜勤俭朴素、思想开明，他将11个子女都送进了新式学堂读书,并鼓励、资助他们继续到国外深造。1902年，16岁的方声洞继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及两位嫂嫂之后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方声洞先入东京成城陆军学校，后至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方声洞被推为同盟会福建支部会长。方声洞和哥哥方声涛、姐姐方君瑛、妻子王颖及两个嫂嫂一家六人都加入了同盟会，是名副其实的“革命之家”。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城召集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第二年3月，方声洞从日本秘密运送一批军火回国。完成任务后，方声洞本可就此返回日本，但他不顾亲朋好友的劝说，决意留下来参加起义。

方声洞与父亲感情深厚，在学习和革命活动之余，他定期给父亲写信。方声洞于起义的前一天抵达广州，这天晚上，已抱赴死决心的方声洞给父亲和妻子分别写了绝笔书。

1911年4月27日下午，起义爆发。黄兴率方声洞、林觉民、喻培伦等敢死队100多人进攻总督府。敢死队勇不可当，很快攻入总督府，但随即遭到优势清兵的阻击。战斗中，方声洞身中数弹，血流遍体而死，年仅25岁，遗体安葬于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兴报告起义经过时，特别称赞方声洞“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

方声洞致父亲和致妻子的绝笔书一直由其妻王颖保存，1959年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其慷慨激昂的文字和感人至深的父子情感动着每一位观众，它告诉世人，为了中华崛起和民族复兴，祖国优秀儿女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和牺牲。

一份《人民日报》“号外”：引得北京市民追逐争抢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载入共和国史册的日子，也是一个令无数人彻夜难眠、激动和自豪的日子。

这一天北京时间15时，在我国西部罗布泊爆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擎天的蘑菇状烟云不断翻滚上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核国家。

为了记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也为了使这一特大喜讯广泛传播，《人民日报》临时编印发行了一版红色报头和标题的“号外”。这批印数有限、时效性强的“号外”，一部分专送国家相关机构，其余的主要向北京市民免费发送。展出的这张“号外”是由中国革命博物馆人保科于1964年10月拨交的。

在那个深秋的夜晚，按捺不住激动和喜悦心情的北京市民涌上长安街，追逐着正在散发《人民日报》“号外”的大卡车。当时人们争抢“号外”和争相阅读的火爆场面，可以从历史照片和纪录片中清晰地看到，也可从当时路透社的报道中有所感知，“今晚，我看到兴高采烈的中国人拿着声明在大街上奔跑”。共同社的报道对此也做了生动描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十六日深夜发行了红字报头的号外。在深夜的大街上，拿到号外的市民们高兴得四处奔跑，这种表情体现了对中国终于成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所感到的满意。”

“号外”全文刊登了《新闻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对于中国首次核试验的重大意义，《新闻公报》指出：“中国核试验成功，是中国人民加强国防、保卫祖国的重大成就，也是中国人民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并在最后郑重表明：“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一口压力锅：见证“天路”是怎样建成的

在“除了月亮之外最神秘的地方”———青藏高原上，一条钢铁巨龙蜿蜒前行，它突破生命禁区，穿越戈壁昆仑，飞架裂谷天堑……

这就是青藏铁路，由于跨越了世界上最高的高原，它被人们赞叹为“天路”。这条“天路”的起点在青海省西宁市，终点是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全长1956公里。

青藏高原虽然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但过去由于受严酷的自然条件限制，交通闭塞，物流不畅，高原人只能长期固守自给自足的农牧业经济。1950年，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和汉藏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在高原上修筑了4360公里的川藏和青藏公路。在此之前，整个西藏仅有1公里多便道可以行驶汽车，水上交通工具只是溜索桥、牛皮船和独木舟。在青藏铁路通车前，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唯一不通铁路的省级行政区。

随着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运往西藏的物资大幅度增加，原有的以公路为主体的运输通道无论从运能、运量上，还是从运输的快捷、方便上，都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修建青藏铁路已是势在必行。新世纪之初，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建设青藏铁路的战略决策。

被誉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含氧量少，紫外线强烈，常年积雪，气候复杂。青藏铁路建设面临着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三大世界铁路建设难题。当年铁道兵第十师（中铁二十局的前身）在修建青藏铁路一期工程时，曾先后有201名战士长眠雪域。

整个青藏铁路共建有85个车站，全部建在高原上。其中的安多火车站位于海拔4700米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安多县城南站，是青藏铁路进入西藏的第一大客货两用车站，有14列旅客列车经过此站，其中4列停靠此站。

在安多火车站的建设中，建设者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首先面临的就是生活问题，由于海拔高，用普通的锅烧水，根本烧不开，这样，大家的吃饭、喝水都成了问题。为了解决生活难题，他们采购了这口特制高压锅，用于烧水、做饭。高压锅为铝合金质地，通高61厘米、直径60厘米，为普通高压锅的二三倍；重达20多公斤，比普通高压锅重了好几倍。锅体标识1980年12月出厂。由于长时间使用，这口巨大而沉重的高压锅底部被烧漏，已经光荣退役。

2006年5月，前去青藏铁路工地采访的《北京青年报》记者特意征集了这件青藏铁路建设所特有的历史见证物，带回北京，转赠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收藏。

《复兴之路展品100个故事》

吕章申 主编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