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是彩色的，彩色得让人有不饮即醉的微熏热气。走在狭窄的巷子里，石头路坑坑洼洼却坚硬古老，一个穿大红裙子的老妇人头上插满红色的花朵，嘴唇也涂得鲜红，却赤裸着双肩，她的嘴里叼着三四根粗大的古巴雪茄，坐在小巷的一张小木凳上，晒得黝黑。鲜红的衣裙让她颇有舞台感觉，我于是想起弗拉明戈，我想她年轻时应该是一位出色的弗拉明戈舞娘，不然不会有如此强烈的气场。她岔开双腿，手插在腰间，脸高高扬起，一嘴的雪茄像高射炮一样指向天空，她的姿态就像在舞台上表演，如今她老了，要吸引人眼球，仅靠姿色已经不够，还要靠一些夸张和搞怪，没有人光临她的雪茄小篮子，她只好更加夸张的叫几声，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

沿着小巷一直向前走，是一个聚满男人的小酒馆，柜台上摆满了用甘蔗榨出的金黄色朗姆酒，那种琥珀一样的酒，我还记得70年代时中国大量引进过古巴红糖，那是我对古巴的第一印象，我家附近的商店都在出售古巴红糖，不再买白糖了。

古巴红糖，母亲说，是为了支援古巴革命进口的。

那时我们还有一些进口货物，比如朝鲜的明泰鱼，那种鱼不能吃头不能吃皮，但剔除了头和皮的明太鱼已经没有多少肉了，那也是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

在一个酒店里，一个乐队正在演出，四个男人手里有小鼓，小沙锤和用椰子壳制作的不知名乐器，没有分部的男生合唱。

哈瓦那的小巷，有着那么浓重而沉醉的气息，音乐的绘画的，色彩的人生的，沉醉的气息，画布上是那样的浓烈，涂满浓重热烈的色彩，没有一点留白，那上面画着哈瓦那的小巷，哈瓦那的汽车，哈瓦那穿弗拉明戈舞裙的高大女人，哈瓦那是这样激发着人们创作的欲望，好像行走其中的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因为要么他们就要画别人，要么他们在被人画。

哈瓦那，我在你流动着的色彩中找到了什么呢？革命的激情？艺术的激情？民族的激情？

我们像任何一个旅游者一样，参拜了海明威的故居，在他叼着雪茄，拎着鱼竿的照片前留影，感叹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然而，当我走在哈瓦那的街道上时，我忘记了海明威，我想是哈瓦那需要海明威，还是海明威需要哈瓦那，在这梦幻一般的街道上已经不言而喻了。这样一座热烈而衰败的王国，这样一座丰富又贫困的地方，这样一个充满了革命，自由，独立的激情城市，这样一个有着格瓦拉，卡斯特罗传奇的城市，那些游击队员。

身边的年轻人身穿印有格瓦拉头像的衬衫和帽子，他们徘徊在格瓦拉的大幅照片前面。我想起张承志散文《游击时代》中关于切·格瓦拉之死中的描写。格瓦拉在玻利维亚遇害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砍下了他的手。而如今，他的没有手的骸骨和手被古巴政府追回，安放在圣巴巴拉山的纪念馆中。这个被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萨特称为“我们时代的完人”，他之所以被西方青年追崇，是因为他为理想放弃了舒适的家境，也牺牲了自己。

历史走过去了吗？走过了什么呢？在这座城市中行走时，我怀着如此复杂的心情。

远远的一座楼房，巨大的圆柱上，一个光着脊背的老人坐在那里，他的一双手向下耷拉着，头却高高扬起，好像一座雕塑，再靠近一些，我看到他原来只是坐在二楼的阳台上，刚才以为他坐在圆柱上，只是视觉的错位。他身后的门和窗都只有木框，托热带的福，他会一直有一个清凉的夜晚。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