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北路186号，近日热闹非常。“荣宅掀开序幕”，向市民免费开放一个月，令人雀跃。

荣宅，属于“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宗敬。这个封号，可是毛泽东给的。1886年，14岁的荣宗敬（1873-1938）离开无锡老家到上海打工，他的弟弟荣德生（1875-1952）两年后也来到上海。兄弟俩从钱庄学徒做起，直至自己开钱庄，“一个铜板做十个铜板生意”，获利后迅速进军衣食工业。到上世纪20年代，荣氏家族已拥有茂新、福新、申新三个系统21家工厂，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财团，被毛泽东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1918年以后，荣宗敬从一个英国富商手中购入西摩路120号花园洋房（即今陕西北路“荣宅”），在此定居。

记得二十年前，这里还是普通的办公场所，我还进来过。当时，这幢老洋房没有壁垒森严的门卫，也不知道这屋子的典故。直到多年以后，门口挂出“历史保护建筑”铭牌，上写：“原为荣氏老宅。陈椿江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18年建。折衷主义风格。形式丰富，主立面设两层列柱敞廊，具法国古典主义特征。平面复杂，内部地面、木作和彩色玻璃等处装饰精美。”我到那时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里是“荣氏老宅”！回家一查，还是“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先生的故居，不由得对它肃然起敬。不过，此时的“荣宅”，再要进去，就难了。

“寂寞深院锁春闺”，每次路过这里，我只能伸长脖颈，透过镂空铁门朝里张望：不知何年，那棵垂而不死的老树有了支撑物；又不知何时，朝西的门口添了一对石狮子……

我一直没搞明白，这幢洋房为何现在取名“荣宅”（它原来的别号为“荣公馆”）。在上海，可称之为“荣宅”的老洋房，大约不下七八幢：高安路上的徐汇区少年宫，是荣德生先生故居；淮海路上的美领馆和日领馆，曾分别住过荣宗敬大儿子荣鸿元和二儿子荣鸿三；威海路幼儿园的洋房，则是三儿子荣鸿庆的住宅；上海交通大学校史馆（原交大图书馆），是由荣氏兄弟捐赠给南洋公学的，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荣宅”。新中国成立后，各处“荣宅”，或屋易其主，或捐赠国家，命运不同，各有沧桑。

今天，陕西北路“荣宅”脱胎换骨，完成了华丽转身。慕名前来者，络绎不绝：有人看风景，有人道风情，有人谈风月。建筑学家说，“荣宅”属于巴洛克风格，主楼六角形角楼球形穹顶倒扣,各个侧面由凹凸不平的磨砂墙面构成，所有彩色玻璃和墙砖都从欧洲进口；时尚专家说，中意工匠历时六年，精心修缮，新入住的奢侈品牌Prada与“荣宅”，是时尚与建筑的完美融合，代表了真正跨越国度的对话……不过，这一切，绝非我观察“荣宅”的角度。这幢“荣宅”，是荣宗敬呼风唤雨、屡创民族资本神话的地方；他最终黯然神伤，被迫出走，也始于此。因此，云鬓凤钗、锦衣华服，并不是“荣宅”的全部。

几天前，我来到修缮一新的“荣宅”，首先看的是有着彩色玻璃天顶的宴会厅，这里是荣宗敬宴请贵宾的地方。荣氏兄弟一直视日商为劲敌，对于日本攫夺中国市场深恶痛绝。1919年五四运动后，为了联欧美制日本，荣宗敬曾在宴会厅设宴，招待欧美商人。据说，就在交杯换盏中，一位欧美大班向荣宗敬献计，荣氏集团应以期货贸易抵制日商。荣宗敬醍醐灌顶，1920年1月，开设了中国第一家面粉期货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贸易所”。之后，又开出了“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荣氏集团期货贸易由此展开，有力抵制了日本“取引所”（交易所）的期货渗透。

宴会厅彩色玻璃天顶

这个宴会厅，还招待过鼎鼎大名的军阀头目孙传芳。1925年，孙传芳作为五省联军总司令，负责管辖上海市面。为了让“兵船牌”面粉赴费城万国博览会参展，荣宗敬对孙传芳寄予厚望。那天晚上，荣公馆门外岗哨林立，宴会厅人影幢幢……哪里想到，两年以后，蒋介石抵达上海，一手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一手摊派军饷，打压民族资本家。荣宗敬稍有抵挡，蒋介石即以“勾结军阀孙传芳”为名，下令查封荣氏无锡家产。

我还仔细察看了位于底楼东南侧的客厅（兼会议室），客厅与宴会厅分列甬道两侧。据说当年荣宗敬宴请孙传芳，弟弟荣德生略有微词，并未上宴会厅周旋。一边觥筹交错，荣德生却默默地待在客厅，看着挂在这里的将军服和绶带发愣。宴会结束，荣宗敬进入客厅，对弟弟的疑虑颇不以为然。是的，曾几何时，荣宗敬多少次在客厅制定大计、决胜千里，破釜沉舟、狂澜力挽，显示出“无锡拿破仑”的非凡魄力，他有理由自信和自豪。

荣德生

然而，荣宗敬一次重大的判断失误，也在客厅——这差点让他遗恨终身。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军进攻闸北，申新一厂、八厂迭遭轰炸，荣氏集团损失惨重，荣宗敬五内俱焚，疲于应对。12月30日，报上公布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公告：为“救济战后商工界之苦境”，成立“上海市民协会”。荣宗敬的名字赫然在榜，他并不在意。当天下午，就在这个客厅，荣宗敬接受了《大陆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问：“‘市民协会’是否具有‘维持会’性质？”荣宗敬苦笑道：“我的厂子这么多，且大部分在交战区，我不出来维持谁来维持？……此事如呈请中国政府当局，势必不能成立。”此言刊出，立刻遭到各界抗日爱国人士谴责，荣宗敬“爱国实业家”的声望急剧下跌。一封署名“一个不愿做亡国奴者”的信，寄到荣公馆，直指“市民协会”是傀儡组织：“在这救亡图存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负担起使命，才能达到真正自由解放的目的！”荣宗敬读罢，幡然醒悟，立刻在《大美晚报》上发表启事：“31日贵报晨刊详载荣宗敬谈市民协会新闻一则，与事实不符……应请贵报赐予更正，以免误会，毋任企祷。”

荣宗敬

面对失策，荣宗敬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摆脱日伪纠缠，离开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上海。1938年1月4日深夜，月黑风高、滴水成冰。夜幕中，一辆挂着英商“通和洋行”牌照的汽车驶近荣公馆，荣宗敬悄悄地钻进汽车。在通和洋行经理、英国人薛克的陪同下，他搭乘外轮，秘密前往香港。然而，一个月后，因伤心悔恨、心力交瘁，荣宗敬突发脑溢血去世。弥留之际，他告诫荣氏小辈：“荣家的厂子来之不易，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中！”这幢“荣宅”，成为荣宗敬诀别上海的地方。那天参观时，我特别想知道，这“荣宅”到底有没有“后门”？有论者称，当年荣宗敬为躲避日伪密探，是从荣公馆后门出走的。

走出“荣宅”大门，我还在想，这幢洋房，恐怕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只不过，看风景易，探寻历史真相难——几十年过去了，“荣宅”经过修缮，风景依旧；而历史风云，却早已变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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