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近代出版事业的发祥地和出版中心。民国时期有出版社或书局300余家，出版的图书、杂志数量众多，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实业产生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1917年，一家名为世界书局的出版社创立。复旦大学教授邹振环说，鼎盛时期，世界书局曾在民国出版史上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并驾齐驱。然而，100年后，曾经风云一时的世界书局已经鲜为人知，甚至渐渐淡出了民国出版史研究者的视线。迄今世界书局既无一本图书书目，亦无专门讨论世界书局的学术论著，研究论文也少之又少。

这并不能掩藏世界书局和创始人沈知方曾经的传奇和辉煌。

创始人曾在商务印书馆当跑街

世界书局的创办人沈知方的长孙沈柏宏回忆，沈氏先祖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便办有蜚声越中地区的鸣野山房藏书楼，沈知方的父亲沈锡卿担任过蔡元培的私塾老师，蔡元培回山阴祖籍时，必要去沈氏祠堂祭拜先师。沈知方生于1882年，十六岁便离家入书业学徒，一是承担作为长子养家的责任，二是为逃避父母指定的亲事。

在邹振环看来，沈知方是个具有敏锐市场嗅觉、聪明能干的浙江绍兴人。他1900年在商务印书馆当跑街，同时又与王均卿创办了国学扶轮社，该社1911年出版的黄人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辛亥革命成功后，沈知方与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推出新的民国教科书，一度曾使商务印书馆措手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中华书局副经理的沈知方由于过多订购纸张，造成经济周转不灵，遭到董事攻击，为了躲避洋行索款，被迫离开中华书局，隐居苏州，甚至诓称已经病逝。1917年他又偷偷地以中国第一书局的名义和世界书局的名义出版书籍，实践证明，用世界书局的名义出书销路较多。随着社会上知道世界书局的人越来越多，沈知方觉得“世界”这一名称有全球之意，比中华只是一国的名词范围更大，于是之后出书只用世界书局的名义了。

据邹振环考证，最早以“世界书局”名义推出的可能是1916年沈知方私自刊印的向恺然（不肖生）《留东外史》。大约在1920年5月正式建局，发行图书， 1921年沈知方将之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22年正式以“上海四马路中市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发布广告。世界书局最初的地址在上海四马路昼锦里口对门萃秀里，1920年8月27日起迁往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并在怀远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红色，自称“四马路红屋世界书局”，时人简称“红屋。

与作者一付数千大洋

世界书局初期经营，由沈知方任总经理。初期以出版“鸳鸯蝴蝶派书刊”等通俗小说为主。沈知方在出版业务上气魄过人，比如为同张恨水签约，便一付数千大洋，买断了他几部作品的版权。之后，也出版了一批文白对照的《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学生作文、尺牍范本，以及商业所用的公文程式等书，适应了五四运动后提倡白话文的需要，颇受学生欢迎。20世纪20年代末，沈知方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普及小丛书，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其中有《市政管理ABC》、《都市论ABC》、《市政组织ABC》等，较之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为早，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

世界书局主要成就之一在于教材书市场。邹振环的研究显示，民国初年，教科书市场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巨擘， 1924年世界书局开始推出小学教科书。1930年仅上海市立小学各年级国语、算术、常识、自然、卫生、公民、社会、历史、地理等科目所用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国民书局四家总计2734种：其中商务版有881种，占32.2%；中华版546种，20%；世界书局版874种，32%；国民书局版433种，15.8%。可见，在民国教科书出版激烈的竞技场上，世界书局仅稍弱于商务印书馆，仍能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改变了商务、中华两家垄断的局面。

和近代不少具有规模的出版机构类似，世界书局初期也附设杂志，著名的有严独鹤、张济群主编的《红杂志》（周刊），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旬刊），严独鹤、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周刊），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月刊），张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半月刊）等。

世界书局与众不同的还设有专为书局融资的世界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左右，沈知方借此银行吸收社会游资，用于书局需要之余，还以多出的存款，购置房地产期望出售获利，但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不赚反亏，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世界书局总厂在虹口大连湾路的码头被日军占为军营，那时敌伪曾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世界书局负责人拒绝不理，致为所恨。1938年11月敌把定时炸弹携入福州路390号世界书局发行所内引爆，职员一死一伤。时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已在病中，预立遗嘱称“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畏威胁”。

出版史专家刘冰说，“沈知方是一个商人，又是一个奇人，一个出版家，具丰富性、复杂性、多面性、雄心勃勃、竞争不择手段是他的特点。”他在选题开发、分局设立、先进印刷设备引进、现代工厂建设、拓展书业与金融业务融合方面，都有大手笔、大举措。他有管理上的家长制作风、喜欢赌钱等毛病，但在大事上不糊涂，尤其晚年受日本人威胁，希望他出面合作，他临危不惧，晚节不亏，保持了一个爱国出版人的民族气节。“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三大书局，出书5000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他把激烈的竞争意识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大陆部分停办，另一部分迁台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李石曾到上海接管世界书局，并招收新股，改选董事会，由杜月笙为董事长，李石曾担任总经理，1949年上海解放，成立历史管理委员会，因涉及官僚资本被人民政府军管，至1950年停业，世界书局前后延续了约30年，前后共出书约5580余种。

父子两代均在世界书局工作过的刘冰认为，世界书局的淡出，除了因为早期为打牢经济基础，出版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杂志、小说，还有一些比较低俗和畅销的读物，显出商人的赚钱本性，不被后来学界和业界看重之外，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它的历史时代背景。因为李石曾等人的复杂背景，1949年后他们的股份被界定为官僚资本，大陆部分世界书局的出版活动被中止，另一部分迁往台湾，由于很长时期两岸对峙，世界书局在民国时期的出版业绩，就被否定了。“客观地分析，民国时的世界书局是家民营企业，没有偏向政党政治，还是将自己定位在商务和人文出版方面。”　

迁台后的台北世界书局在上世纪50年代一度是台湾规模和质量首屈一指的出版机构，启动过《诸子集成》《英汉四用辞典》《中国学术名著》等重大出版工程。可惜好景不长。李石曾对书局财务要求愈来愈高，即希望从书局取得更多的钱供其私人挥用，员工内部动荡不安。不久，李石曾把股权卖给了成舍我，许多员工离开自创书局。后来，世界书局又卖给阎家直至现在。

在刘冰看来，世界书局在民国出版史上当有一席之地。书局在当时有许多进步活动和创造性工作，联系的作者有周作人、胡适、沈雁冰、曹聚仁、杨贤江等，在教材出版和学术出版、古籍出版等方面均有建树，还致力于世界名著翻译，曾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共27种，这是中国第一次全面地介绍莎翁作品，引起很大轰动。


（本文根据9月21日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上海市出版协会、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联合主办的世界书局史料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