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了一次重大的转型。这次转型，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儿，非常有帮助。

秦汉之际的历史精神源动力

公元前202年冬，项羽率八百骑从垓下向南突围，行至阴陵时迷路，问道于一田父，结果被误导陷入大泽之中，为汉军所追及。项羽引兵向东，到达东城时仅剩28骑。项羽自度难以脱身，对其部属言道：“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项羽给自己定下了溃围、斩将、刈旗的目标，试图通过临死前的最后一战来表明自己对失败并无责任，而是天意所致。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将项羽的最后一战描写得十分激动人心。在汉军的重重围困中，项羽对其属下说：“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羽将仅存的28骑分为四队，从四个方向向数千汉军主动发起攻击。项羽自己也大呼驰下，所向披靡，斩杀汉军一将。此时，汉军将领赤泉侯追赶项羽，项羽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退避数里。项羽与28骑会和后，再次出击，又斩杀汉军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待楚军再次聚集时，仅失两骑。于是项羽问其部属：“何如？”部属皆伏在马上说：“如大王言。”

这壮烈的一幕经由司马迁的记述而流传千古，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于命运的重要精神象征。回到秦汉之际的语境，项羽为何失败、刘邦缘何成功，这是一个不解之谜，不仅项羽不清楚，刘邦也不明白。刘邦当上皇帝之后，曾就此问题向列侯、诸将发问，并要求他们不要隐瞒，如实讲述。高起、王陵二人回答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这段话首先比较了刘邦与项羽的个人教养：刘邦不尊重人，项羽仁义爱人。关于刘邦的素质，《史记》中有很多负面的记载。比如司马迁直言刘邦“好酒及色”。对于投奔他的儒者，刘邦动辄解其儒冠，小便于其中。有一次周昌奏事，打扰了刘邦与戚姬的宴饮，刘邦起身亲自追打周昌，并骑在周昌脖子上。这些都是“慢而侮人”的表现。然而高起、王陵认为，尽管刘邦不尊重人，但是没关系，在争天下的过程中，个人教养没什么用，重点在于能否分配利益。即便刘邦态度再恶劣，只要他愿意“与天下同利”，愿意给予追随者政治权益与经济利益，就能获得拥护。这是刘邦获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高起、王陵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个时代的选择，即以私有财产作为最重要的追求。刘邦当上皇帝四年后，在未央前殿为父亲祝寿，席间问父亲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刘邦寒微时，其父亲以刘邦兄长之勤奋来教训刘邦之无赖。这件事或许一直让刘邦耿耿于怀，故而在父亲的寿辰宴会上要旧事重提，让父亲比较一下自己与哥哥的产业究竟谁更多。这种后进者逆袭的快感，让群臣受到感染，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趣的是，在这场逆袭的狂欢中，刘邦似乎忘记了自己皇帝的身份，而如平民一般计较起产业的多寡。在刘邦的世界中，他始终未走出平民的精神状态，天下之于他，不过是一种最大的产业而已。

刘邦曾经去过咸阳服徭役，并亲眼见到了秦始皇，感慨了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皇帝排场的盛大与自己服役的卑微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刘邦却由此激发了权力欲望。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了无数个“刘邦”内心中对富贵的渴求。在这个意义上，陈胜是失败了的刘邦，刘邦是成功了的陈胜。汇聚到刘邦身边的众人，大多数社会身份十分低下。清人赵翼在《廿二史劄记》卷二中对汉初诸臣的社会出身进行了概括，除了张良为六国旧贵族，张苍为秦御史之外，其他人社会地位都不高，如萧何为沛县吏掾，曹参为狱掾，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为白徒，樊哙为屠狗者，周勃为给办丧事者，灌婴为贩缯者，娄敬为挽车者，赵翼称他们为“亡命无赖之徒”。

所谓“亡命”是指从户籍中脱离出来。商鞅变法以来，秦将民众按“什伍之制”编入国家户籍，户口成为赋税征收、兵员征发的依据。为了扩大赋税征收的基数，秦制规定一家不能有两个成年男子，否则赋税加倍。这一政策将大家庭拆分为若干一夫一妇的小家庭，由此确立了以小家庭为所有者的财产制度。这一制度成为私有财产观念的成长沃土。这一私有观念与原本周礼所强调的亲戚认同、家族共财的观念反向而驰，但却成为促使个人追求财富与权力的根本动力。刘邦等“亡命无赖之徒”，在秦汉之际的乱世由社会边缘人物一举成为时代的主角，其内在动力即在于此。相较于项羽，刘邦显然更加了解“亡命无赖之徒”的心理欲求，因而能以积极分配利益的方式予以团结，这是刘邦战胜项羽获得天下的关键所在。

汉初的精神危机与汉武帝时代的精神转化

汉王朝的建立，标志着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抗宣言成为现实，“亡命无赖之徒”创造出赵翼笔下的“布衣将相之局”。然而随着社会秩序的重新建立，一场新的危机悄无声息地到来。这场危机较之秦代的统治危机显得不动声色，然而却更为严峻。

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原本征战四方的群臣们在朝堂上饮酒争功，喝醉后有的胡乱呼叫，有的拔出剑击打立柱，刘邦十分担忧。叔孙通对刘邦言道：“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刘邦闻言心动，但却畏惧儒家礼仪的繁琐。在叔孙通的一再劝说下，刘邦同意让叔孙通尝试制定朝仪。叔孙通到鲁地征召儒生三十多人，与门下弟子一百多人一起研习礼仪，在长乐宫建成之日引导王侯将相朝拜刘邦。朝拜之日，刘邦高坐殿上，慑于朝仪的威严，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侍坐在大殿上的群臣也伏身低首。御史监督王侯将相，如有不符合朝仪者则当场带出。结果直到仪式结束，无人敢于失礼，刘邦感概到：“吾迺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刘邦担心的是尊卑等级秩序，故而以儒生制定朝仪。然而，“亡命无赖之徒”固然能够通过朝仪训练在举止上成为王侯将相的样子，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却不能为汉帝国的庞大身躯灌注灵魂。洛阳城中的天才少年贾谊敏锐地发现了时代的精神困境。他向汉文帝上书道，以前秦朝存在的问题，其实汉朝根本没有解决，人们都竞相侈靡，这些都是有违礼义廉耻的；汉朝的统治依靠的是熟悉法令的官吏，他们能解决事务层面的问题，但是却不能解决精神上的困境。贾谊担心的精神状况，正是此前推动汉朝建立的精神状况——对富贵的渴求。作为“亡命无赖之徒”，渴求富贵能使其争夺天下；作为王侯将相，竞相侈靡却使其败坏风俗。

对贾谊的意见，汉文帝一度有所触动，试图改制，然而最终放弃，贾谊也贬为长沙王傅。在湘水之畔，贾谊作《吊屈原赋》以自伤，未料自己也被司马迁写入《史记》并与屈原同传。千载以后，另一位大才子李商隐又为贾谊写下了“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千古名句，而他同样也怀才不遇。汉代精神的转向要留待三十年后的汉武帝予以实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为众所周知，如果从儒、法、道之争的论域中抽身而出，便会发现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的策论具有比诸子门户之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董仲舒所阐发的公羊“三世说”，给予了汉朝统治者时空观念。在汉朝的政治实践中，“衰乱世”对应于汉高祖、吕后时期以关中制衡关东诸侯的时代； “升平世”，对应于汉文帝、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及被动应对匈奴侵扰的时代；大一统的“太平世”，则是汉武帝需要实现的。这一时空体系，不仅解释了汉代历史的发展，而且赋予了汉武帝历史责任。由此开创了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卫青、霍去病、张骞等一系列彪炳史册人物的出现，都得益于这个时空定位。

如果从精神层面来看，汉武帝时代并未强行压抑秦汉之际以来渴求富贵的社会心理，只是将这种心理欲望引导到了国家层面，为其追求大一统的国家战略服务。 同样，汉武帝的学校制度与选举制度也是建立在实现人心欲望的基础之上的。汉武帝在长安城外立太学，设太常博士弟子50人，在太学中随博士学习。挑选的标准是年十八，仪状端正。在读期间免除徭役，学成以后有入仕的资格。除了在长安设太学外，又令天下郡国设官学。官立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官吏，但是养成过程却是知识教育与德性教育并行。尽管求学者的初始动机是求得富贵，但是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却得以转化心性。

察举制度也是如此。汉武帝规定郡国向朝廷举荐人才，举荐的标准为：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正之行。在举孝廉时，尤重德行与经学。经由这一选士标准，将求取富贵者改造为经明行修之人。求富贵者在求富贵的过程中，心性也得以转变。如汉元帝刘奭做太子时的师傅萧望之，其家族世代经营田业，到了萧望之这一代才开始转向学术。萧望之研习齐诗十年，成为一代名儒。这是强宗豪族转为儒学家族的典型。

这种经由儒家教育而引发的心性的转变不仅发生在强宗豪族身上，同样也发生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萧望之教育出来的太子刘奭即位后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真诚相信儒家学说的皇帝。刘奭在做太子时见到汉宣帝任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获罪而诛，所以向汉宣帝进言：“陛下执法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闻言怒而动声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用德教，用周政乎。”汉宣帝还进一步感叹说：“乱我家者，太子也！”自此以后，汉宣帝疏远汉元帝而试图立淮阳王为太子，只是因刘奭为许皇后之子而作罢。许皇后为汉宣帝幼年落难时的结发妻子，后因霍光家族夺皇后之位而被毒死。

从求富贵到担道义：东汉社会的精神追求

笃信儒家学说的汉元帝的出现，意味着儒家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朝野共同的言说方式。在社会领域，由强宗豪族转化而来的儒学世家也成为社会政治的中坚阶层。比如三国时名士杨修的家族，便世传欧阳《尚书》，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袁绍的家族，世传孟氏《易》，袁安以后，四世出了五公。经过数十年的思想浸润，秦汉之际求富贵的直白欲求也被转化为东汉时代担当道义的崇高追求。《后汉书·儒林列传传论》说东汉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道义是非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影响中国近二千年的“三纲”之确立也是在东汉的汉章帝时代。

然而，到汉章帝之子汉和帝继位后，“君为臣纲”便开始被破坏。汉和帝以后9位皇帝都是未成年即位，其中最小的汉殇帝即位时不满百日，驾崩时年仅2岁。皇帝年幼时由外戚执政，随着皇帝年岁增大，要求亲政，而所能依靠的力量只是身边的宦官，因此皇帝从外戚手中夺权无一例外地都依靠宦官。东汉中期以来的政治便是外戚与宦官的轮流执政。汉顺帝时允许宦官以养子为后，世袭封爵，从此宦官势力发展为宦官家族势力，从朝廷延伸到郡国，并在社会上发展成强宗豪族。

宦官势力的这一发展，与以澄清天下是非为己任的儒学士人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士人看来，宦官掌权本身就是违背纲常之事。洛阳有太学生三万余人，他们与反宦官的官员们自命为清流，视宦官为浊流，攻击的主要手段是上书奏事，揭露宦官的罪恶。汉桓帝时，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太学生以太学为阵地，激扬名声，议论朝政，形成所谓“清议”，《后汉书·党锢列传》描述当时的氛围为“处士横议”，太学生们在当时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势力。由宦官控制的政府，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和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将清流官僚与士人，加上“党人”罪名予以镇压。尤其是第二次党祸将上百名士人处以极刑，罢免官职、禁止入仕数百人，并牵连族人。

在这一过程中，笃信正义的士人展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党锢名士范滂赦归回乡之际，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辆数千之多。许多名士主动投案，如景毅之子为党锢名士李膺门徒，李膺入狱，景毅之子却未被追究，景毅于是自行上表免除官职。再如，皇甫规曾为宦官下狱，为太学生所营救，但是在党锢之祸发生后，却不预党祸，于是向朝廷上表自述为党人。《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述党人张俭亡命时，“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孔融接纳张俭，事泄后“一门争死”。这些都反映了东汉社会的价值共识——舍生取义。

党锢之祸标志着东汉士人维护“正义”的努力宣告失败，但是却给中国历史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有感于明朝灭亡时士风颓丧，故对东汉士风极为推崇，顾炎武借《诗经·郑风·风雨》之“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赞赏“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文根据作者在“东方讲坛·回首向来处”系列讲座上的演讲速记稿整理而成

主编：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