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手机里忽然出现购物网站的短信：“开学了，快来看看开学潮流装备吧！”对我来说，“开学”，早已是遥远的过去。现在，我要静下来想一想，1978年，我上大学那会儿，有没有“开学潮流装备”？
 

【同学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

那年复旦大学新生开学，已近十月。当时高考制度恢复不久，一切刚刚步入正轨，前一届（1977级）同学开学，不过就在半年前。

开学那天，我独自骑自行车到学校报到，在学生宿舍六号楼安顿以后，就到校门口看热闹。因为时代关系，前来报到的新生，年龄差距高达十几岁。他们神态各异，有好几次，我都把面相老成的同学看成老师。

上海新生，大多像我一样，或骑车前来，或坐公交车抵达。偶尔，一辆单位的吉普车驶来，是将考上大学的职工送到学校，那个排场，弹眼落睛，堪称“豪华”；外地新生，不少由学校派车从火车站接来。汽车一到，校门口呼啦啦一片，你呼我喊。那时，没有双肩背包、也没有拉杆箱，新生的行李形状不一，背包铺盖席子蚊帐面盆网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在这些“装备”中，我竟还看到了扁担。有好几位新生用扁担挑着行李，健步如飞，直达学生宿舍。

挑扁担的新生，大多来自农村，有的在农村务农，有的本身就是农民。我们班上就有几位挑扁担来报到的学生——班里50多位同学，像我这样的应届毕业生只占五分之一，其余大部分新生来自工厂、农村，不少同学都与扁担打过交道。班上还有不少“老三届”（66、67、68届高中毕业生），他们阅历丰富、学习能力强。正是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班干部职位。

应届生比“老三届”小十几岁，尽管也是各自中学里的佼佼者，却在大哥哥姐姐面前败下阵来。明里暗里，小字辈称“老三届”为“老家伙”（其实他们当年不过30岁左右），这称呼，既羡慕嫉妒恨又心有不甘。不料，“老家伙”们不以为忤，泰然应之，他们的胸襟和气度，令人敬畏。

1978级复旦历史学毕业照 

【扁担与“板砖”】

扁担算不算“潮流装备”，另当别论；当年真正算得上“潮流装备”的，应该是盒式磁带录音机。

当年的“板砖”录音机式样

这是一种小型录音设备，好像刚从日本引进不久，只有录音、放音功能，价格却不菲，约在一两百元左右（当年大学毕业月薪一般在五六十元），属于高档奢侈品。因形似板砖，大家索性称之为“板砖”。

在学生中，拥有“板砖”者凤毛麟角。有一阵子，有不少学生的书包，常在图书馆、教室占座时不翼而飞，校园里人心惶惶，民怨沸腾。后来经过伏击，终于将某系一偷盗学生擒获。该学生的目标，瞄上的正是“高大上”的“板砖”。事发后，他被开除了学籍。一时间，“书包窃案，水落石出；江洋大盗，终得报应”的新闻，上了当年复旦“朋友圈”——复旦“南京路”（今光华大道）墙报的头条。

我记得，我们班里老郭好像有过一台“板砖”。老郭是66届高中生，标准的“老三届”。他是带薪读书的，那台“板砖”，大概要花去他四五个月的工资。他的“板砖”，常用来播放英语磁带，有时也播放不知从哪里拷来的流行音乐“保尔·莫利亚”、“詹姆斯·拉斯特”，“板砖”音质单薄，但毕竟给单调的寝室带来了优雅和浪漫。一天，我有事到他寝室去，刚一推门，老郭就用手指指嘴唇：“别出声，它们在‘相面孔’呢!”“相面孔”是沪语“接吻”的意思，循声望去，我乐了：一台“板砖”紧贴着一只半导体收音机，正在录音英语广播节目呢！那时的设备，没有输入、输出插孔，要录音，只能“相面孔”。

老郭聪慧而幽默，“相面孔”仅是他所有笑话中的一例。他每一次讲笑话，别人笑得前仰后合，他往往一脸严肃，认真地夹着烟，吐出一圈又一圈烟雾。他曾告诉过我一件“糗事”：当年高考，他好不容易托关系搞到一套复习资料，但在过江轮渡上，一阵江风吹来，复习资料全吹进了黄浦江。“完了！”他来不及细想，竟纵身跃入江中……

十多年后，我到一家报社工作，要做一个“高考”选题，我给老郭打电话，要他把“跳江”的故事写出来。电话那头，飘来他悠悠的语调：“小阿弟，侬让我写论文的人写散文，是要我‘出丑’啊！”不过不久后，老郭《那年高考，我跳了黄浦江》一文如约而至。刊登在“七月往事”版面上，报社领导读后，拍案叫绝。
 

【书山有路勤为径】

当然，对于一般学生而言，最主流的“开学装备”还是书本。那时百废待兴，市面上有价值的图书很少，连我们下发的课本，都是油印小册子。记得当年最体面的油印本，是后几个学期下发的著名教授陈仁炳先生的《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16开本，上下两册，新闻纸油印。陈先生年逾古稀，生平奇特而不凡，当时历尽磨难的他刚刚复出走上讲台，是唯一坐着为我们授课的任课老师。据说这些“英文名著”是陈先生亲自选定的，其中包括美国《独立宣言》、罗斯福《炉边谈话》和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等。我想，要从浩瀚的英文典籍中编辑出厚厚两大册课本，选编、打字、校对、油印、装订……不知要耗费陈先生多少精力。

除了《世界史英文名著选读》，我们大部分课程没有教科书，大家都很期盼读到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参考书目。好在我们上课的第一教学楼，楼下就是一个用教室改造的临时书亭。每次课间休息，大家都会涌向书亭，寻购新到的图书。一次，好像是上世界现代史课程，老师正讲到偷袭珍珠港的日军将领山本五十六，不知谁嘀咕了一声，楼下书亭好像新到了写“山本五十六”的书。一下课，一位心急的同学就冲到书亭，隔着柜台，嚷着要买“山本五十六”，营业员递过一本《365夜》，他二话不说就付了钱——拿到手一看，竟是每夜给儿童讲故事的童话书！众人闻之，开怀大笑。

说到“书”，我最佩服的是睡在我上铺的老曹。老曹来自黄山茶林场，是我们的班长，作为“老三届”，他是班上“老家伙”中的“老大”。在我印象中，他好像永远手不释卷，连晚间洗脚的时候也会捧着书本。他当年也带薪读书，每月四十几块工资，一大半用来购书，这让我艳羡不已。每个周日晚上，老曹都会从家里带来不一样的中外文图书，好像他家里开图书馆一样。有一次，他不经意地向我透露，他家里有八个书柜……我听了大为惊讶：当年，上海人均住房面积不过三五个平方米，普通人家不要说书柜，即使有一个书架，也算奢侈。这八个书柜，该要有多大的“豪宅”才容得下呀！

毕业以后，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老曹的父亲——曹聚仁先生《我与我的世界》一书，在《后记》中，老曹的母亲珂云女士深情地写道：“他（指曹聚仁——引者注）不愿受金钱的羁缠，唯以教授与写作为生，身后留给子女的只是数十板箱的书和手稿。不过，在我们的孩子们的心目中，也唯有这才是值得珍贵的。”我深切感到，老曹后来能成为著名杂志主笔、节目主持人、时事评论员和大学访问学者，与他拥有的“值得珍贵”的“装备”，是密不可分的。

扁担、盒式录音机和书……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开学潮流装备”。这些“装备”中，有的我从来也不曾拥有；曾经拥有的，我也不全、不多。在复旦读书时，我渴望拥有所有的“潮流装备”，却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全副武装”的境界。

如今，我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家伙”，自以为可以“倚老卖老”了……然而，有一次，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位女同事称她钦佩的名人老曹为“曹老”，我陡然一惊：看来，这辈子，我是没法赶上“老家伙”们了——我心里明白：我与他们的距离，永远有着“一根扁担”的距离。

本文编辑  沈轶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