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匿名》之后，王安忆最新出版的是一部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收入了3篇新作《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向西，向西，向南》。这三篇小说写的都是都市移民，无论是来上海的上虞钟点工保姆，还是一个香港中年男子，或是在纽约的两个华人女性，在更富哲思性的《匿名》之后，王安忆似乎又回到了读者更熟悉她的模式：对世间人情的细腻描摹。

“我好像确实有这样不自觉的习惯，写了《纪实与虚构》，接下去就是《长恨歌》，后来又是《启蒙时代》”，回顾自己写作生涯中在叙事性与思想性之间的这种“循环”，王安忆坦言，最近一部长篇《匿名》写得最为艰辛，不时陷入对自我的怀疑。写《匿名》是出于她最看重的评论家之一陈思和对她的鼓励，“不考虑好不好看的问题，就写一部像托马斯·曼《冷山》一样的作品。”但在写作过程中，王安忆仍然时常怀疑：是不是没有找到更好的故事、更好的载体去进行这种文体尝试？

“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变得这么难看？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王安忆说，小说本是世俗的产物、更“下里巴人”式的，知识分子的介入使得小说承担了更多思想启蒙的任务，“为什么上海的青年作家张怡微在台湾拿了这么多小说奖？其实一点不奇怪。台湾文坛都不叙事了，张怡微还在讲故事。”在王安忆看来，好的小说应该是故事性和思想性并重的，思想也应该用故事表达，“就像爱尔兰作家托宾还有纳博科夫，他们是严肃小说家，也能讲很好的故事。”

生活中，王安忆是类型小说迷，“进书店自己花钱买的就是推理小说。”她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也会一本一本购入东野圭吾的小说，即便觉得他的近作不如早期作品，已有些式微。她钟情于推理小说中获得的阅读快感，“有时候你明知道它没有很高的价值，但还是愿意读。”王安忆说，自己的阅读量很大，“1天10万字不在话下。我就是喜欢阅读，看书是最有意思的事。”她不排斥读流行小说，“即便是消遣，看书也比看电视好啊。”谈到《红豆生南国》中，《向西，向西，向南》阅读起来似乎不如前两篇流畅，她也直率表示，“可能是情节太多，我不太擅长控制情节。”而情节与悬念正是类型小说的长处，身为类型小说迷，她自感，“越看越觉得自己不行，不是这个路子的。推理小说的背景常常是孤立的，而我的小说一定要发生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

下一部长篇写什么？王安忆直言还没有计划，手头在忙的是一些闲篇：读书感想、游记一类。“写小说要碰到好的材料，是最难的。尤其是写长篇，必须遇到重量级的题材。这不是我的野心，而是长篇的野心”，在王安忆看来，时下很多作者是迫不得已写长篇，因为出版社更需要长篇，宣传起来更容易，但并非写得长就能叫做长篇，长篇小说更本质的是对文体的要求，“可惜的是，现在文坛上，两大本、三大本的所谓长篇小说越出越多，一长就成了编年体，还有一种更好听的名称叫史诗。”小说受新闻事件影响，导致纪实性压倒虚构，则是王安忆关注到的另一个问题，“边界模糊了，小说的形式很容易被破解掉。就像现在有一种‘伪纪实电影’，我之前看了《冈仁波齐》，就想知道最后电影里那个老人是真的死了吗？回来还查了很多资料。导演用了一切手法希望让观众相信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但说到底还是个虚构的故事。小说也是这样，小说的本质就是虚构，它不讨论真与假，只关乎好与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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