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的出现是诗歌复兴的标志。”出版人杨晓燕作出这样的判断。

2015年1月31日，由杨晓燕策划的余秀华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面世，这一天，距离余秀华一夜爆红只过了两个星期。至今，这本诗集销量已近20万，有媒体称是“20年来中国销量最高诗集”。

两年半后的今天，余秀华这个名字仍然密集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在百度指数上输入“余秀华”查询，可以看到两个数据峰值，一个是2015年1月，一个就是最近。这与上个月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有关。电影节上，以余秀华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入围纪录片主竞赛单。演员梅婷透露，有制片人正打算拍一部关于余秀华的电影，如果剧本好，她将出演主角余秀华。

而此前，诗歌几乎远离大众视野长达20年，只有贴上 “乌青体”、“梨花体”、“食物体”这些标签，诗才能博得众人的短暂注视，这一次真会不同吗？

有人说，余秀华拯救了诗歌，甚至连余秀华自己也说过这句话。但更多人说，余秀华的出名只是一场“意外”，与她身上的“脑瘫”、“农民”标签有关，唯独与诗歌无关。

“这个牛是我吹的（拯救诗歌），但现在诗歌还不是那副样子？”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余秀华在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时，嘴一撇，然后哈哈大笑。

打破沉寂

最近一个月，余秀华在湖北钟祥横店村的家里只呆了5天。

马不停蹄的日子要从上海国际电影节算起。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一票难求，最后不得不加映两场。

电影节之后，余秀华依然在路上。7月1日，余秀华飞往北京参加纪录片的百城首映礼，之后辗转深圳、广州、武汉，然后回家。在家住了两天后，余秀华前往合肥参加朋友组织的纪录片放映活动。7月12日她飞香港，16日飞长沙。按照计划，之后是飞西宁、再飞北京。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走红毯的余秀华，右一为余秀华。 受访者供图   

2015年1月16日，余秀华因为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一炮而红；现在，她虽然走路依然摇摇晃晃，但在一个月内已多次穿过大半个中国。

“我红？我红是因为我诗歌写得好嘛。”电影节期间，余秀华住在申城市中心一家五星级酒店，几乎每天要接受3-4家媒体的采访。她的话语中总是夹杂着调侃或反讽，说到走红原因，她这样回答：“我的诗歌和身份、地域、身体的差异形成一个落差。如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是个男的写的，没有那么大影响力；如果是个美女写的，她肯定被骂死了。文字在心中形成了差异、碰撞、对峙，才让人们产生了猎奇的心理。”

出版人杨晓燕见过比这更热闹的场面。两年半前，她亲身经历过一场行业内的“贴身肉搏”。“当时大概有三四十家出版社在竞争，有的说要跪求，有的开出了天价。”那时，杨晓燕是广西师范大学理想国大众馆主编，她在朋友圈看到被疯狂转发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时，这首诗的点击量已逾十万，点赞量数千。

“我读完很震动，觉得要马上找到她。”杨晓燕说，她起初对标题很抵触，但读完后“大惊”。当时已近深夜12点，她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余秀华。3天后，杨晓燕找到了余秀华的“伯乐”刘年，基本敲定出版事项。之后选诗、下厂，10天左右诗集入库，不到两周完成了出版流程，“创下了一个纪录”。

为何如此着急？杨晓燕解释说，当时他们定下的目标是在春节前上市，一方面，大众对余秀华“期待点达到最高”，年后，大众注意力很可能被新的热点吸引；另一方面，春节时物流会受影响，只有赶在春节前才能顺利发货。

事实证明，杨晓燕的判断准确，“余秀华成了海子之后国内诗集销量最高的诗人”。出版社给余秀华的版税开到10%，算是业界最高水平。

而此前，诗坛几乎沉寂了20年。即使是业内知名诗人，也大多需要自费出版，印数不过500本，用来送朋友。诗人从来不能靠版税生活，但余秀华改变了这个历史。

2016年，杨晓燕又出版了余秀华的情诗集《我们爱过又忘记》。之后，她陆续策划了廖伟棠、雷平阳、陈先发的诗集。

“最近诗歌开始热了。”杨晓燕一直记得2015年出版社领导的这句评语。

众声喧哗

热，非常热。

7月15日下午两点，上海的气温达到38摄氏度。路上行人稀少，但上海图书馆西区二楼的报告厅内，座无虚席，迟到的只能靠墙站着。这里正在举办一场上海各大文学社团诗歌朗诵会，由34个民间诗社选送的诗歌轮番上场。这也是上海第一次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诗社诗歌朗诵会。

上海各大文学社团诗歌朗诵会，过传忠在朗诵诗歌。 受访者供图   

台上念一句，坐在第二排的小男孩就轻声跟读一句。“好听。”被母亲拉过来听诗的8岁男孩这样评价。

“很多诗社的名字我都没听说过。”上海作协诗歌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烨看着朗诵会上的名单嘀咕，“以前我以为上海的诗社最多就30多个，现在看来至少有50个。”这个数字可能还是保守估计，就在当晚，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成立了“第二场”诗歌社。

“城市漫游者诗歌团体”是张烨之前从未听说过的诗社之一。这是2016年成立的年轻诗社，由5位90后女生组成。该诗社成员朱春婷创作的《光之摩天轮》被选入朗诵会，朗诵者是沪上语文特级教师过传忠。“在片刻休憩后/他将再度支起背脊/立进聚光的水晶球，浮游，独享风暴。”读到最后一段时，过传忠张开双臂，调门拔高。

1991年出生的朱春婷坐在后排，拍了一张人头攒动的照片发到朋友圈，随手附了一句感叹，“好多银（注：人）”。

朱春婷从大三开始写诗，参加过上海师范大学的“海棠诗社”，现今是小学语文老师。她和小伙伴们成立“城市漫游者诗歌团体”，最初是为了在一次诗歌比赛中拿奖。5位90后女生以“90后、城市、女性”3个主题，最终获得1万元奖金。拿着这笔钱，“城市漫游者诗歌团体”开设了微信公众号，组织了下午茶诗歌讨论会。

与90后的运作方式不同，77岁的孙云卿正在尝试另一种诗歌社团的模式。2015年，他创立了“长衫诗社”。诗社规定，只写100字以内的现代诗，“继承古代闲适诗派和民国新月、湖畔诗派的短小、浅近、唯美的诗风，形成短、浅、美长衫诗派”。运行至今，诗社已制作3期《长衫诗人》杂志。

“创刊号：雅儒二千，云庆二千五；总第二期：沪宁五百，思文五百，李莉五百……”翻开《长衫诗人》杂志，满头白发的孙云卿用手指划过这些名字和数字，轻声念出。杂志每期制作费是4500元，全靠诗歌爱好者凑钱资助，捐助者的名字和捐赠数额被印在了杂志上。前一阵，他去朱家角一所敬老院看望朋友，一对夫妇翻阅了他带去的杂志后，当场拿出1000元。

《长衫诗人》杂志，捐助者的名字和捐赠数额被印在了杂志上。 陈抒怡 摄 

退休前，孙云卿是中学高级教师，曾经出过23本销量很高的中考、高考教辅材料，赚了40万元稿费。退休后，他却重拾小时候的兴趣，办起了每期印刷量仅500本的诗歌杂志，不光不能赚钱，还得往里贴钱。去年诗社办了一次短诗讨论，1万元费用由孙云卿自掏腰包。

不怕家人反对吗？“我把妻子也拉进了诗社，她也喜欢。好玩得不得了！”孙云卿往后一靠，嘴角往上，有些得意。“长衫诗社”的名字是他老伴起的，取自鲁迅小说《孔乙己》：“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现在是诗歌朗诵的‘旺季’。”在张烨的记忆中，诗歌朗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热闹。平均每半个月，张烨就要参加一次诗歌朗诵会。此外，她的日程表上还排满了诗歌比赛、诗人采风活动和诗歌研讨会，几乎每天都有活动。

与其他活动相比，诗歌朗诵会举办方便、成本低、社会效果好。无论是主办方还是参与者，都觉得“有腔调”。

有人估计，全国每天至少有100场与诗歌有关的活动。有的由政府资助操办，有的由民间自发组织，有的是企业文化赞助。

“活动太多，诗人不够用了。”一位北京诗人感叹，诗歌进入了众声喧哗的时代。

因“网”而兴

诗坛这么热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复旦诗社指导老师、第27任社长肖水记得，2005年，他刚接手复旦诗社时，还是个“光杆司令”，没有一兵一卒。

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复旦诗社作为老牌社团组织了一系列纪念活动，肖水作为为数不多的社外同学参加了一次研讨会。研讨会上，肖水举手发言：“我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想过，你们在纪念过去的辉煌时，其实复旦诗社已经奄奄一息，你们有没有想过为复旦诗社做什么？”

第七届复旦诗歌节开幕式诗剧排练现场。 复旦诗社供图

肖水给时任复旦诗社社长发信息，提出愿意帮助复旦诗社做活动。社长的回复是：“肖水，你来做社长吧。”

然而，社长即社员。幸好那是复旦BBS最活跃的时候，肖水在BBS上发布招聘启事，重新招兵买马。“2005年，我们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拉到几百元钱就兴奋异常。”

转变始于2009年。一档全国知名的电视娱乐节目邀请复旦诗社参加录制，要求参加者“长得帅，爱说话”。诗社社员捉襟见肘，只好四处拉人。11名参加节目的“帅哥”，实际上只有3名是复旦诗社的核心成员。

搭上大众传媒便车的诗社就这样火了。2009年，复旦诗社破例出现两名社长。有人还没入学就联系肖水，申请入社；还有的新生来报名时说，“我就是看了那档节目，才决定报考复旦大学的”。

人来了，钱也来了。去年复旦诗社收到一笔500万元的捐款，捐赠者是一位在大学就开始创业的90后诗歌爱好者。与此同时，上海市教委也给了诗社18万元，用于组织“诗歌点亮上海”活动。“现在我们是苦于怎么花钱。”肖水说这句话时，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出了声。

复旦诗社的兴盛与网络时代有关，而这点被圈内人认为正是诗歌热闹的主因。“网络使写作的门槛变得非常低，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写诗就变得不神秘了。”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说。

在肖水的手机里，关于诗歌和文学的微信群足有30个。对诗人而言，互联网促进了诗歌作品的传播，也加强了诗人之间的联系。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可能是诗歌创作最好的时代”。

余秀华的走红也与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有关。2015年，她在微信朋友圈被广泛关注，起于《诗刊》微信公众号的推荐。她本人也很善于利用网络资源：去年她开通微信公众号，发布诗作；微博上，她的粉丝超过了14万。

鱼龙混杂

“现在是一种回归的状态。”肖水用“诗歌还乡团”来形容大批正在回归的诗人。

遥望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风起云涌的时代，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诗歌创作如火如荼，舒婷、海子等知名诗人涌现，至今仍有广泛影响力。在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诗人被置于社会职业声望列表的顶端，与科学家同享荣耀，大学校园里戏称“不懂诗都不招女孩爱”。

而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不少诗人下海弄潮。随着年岁增长，他们发现，诗歌才是心中最重要的需求。于是，“赚钱的诗人都回来了”。这批回归的诗人出资成立诗苑、组织聚会、设立比赛，忙得不亦乐乎。再加上退休的和新成长的诗人，诗人的队伍从来没有这样齐整过。

让“城市漫游者诗歌团体”获得1万元奖金的诗歌比赛，主办者是一位做卫浴、广告生意的老板，年轻时也曾是诗人。“这是符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肖水说。

中国一共有多少诗人，一年能产生多少诗歌？肖水估算：“以复旦诗社为例，40位核心成员，中国一共2000所高校，就有近10万在校诗人，一人一年写10首，就有100万首诗歌。现在至少有6个年龄层在写诗，一个年龄层100万首，6个年龄层就是600万首。”

这个数字是庞大的，但紧接着的问题是，好诗却难觅。“一年能编成一本好诗的集子都很难。”肖水说，编一本集子大概需要100首诗，但从每年产生的数百万首诗歌中，找出100首“创造新的语言、提供新的审美”的好诗，极难。

“现在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时候，沙子比金子多，鱼比龙多。”赵丽宏这样形容眼下的诗坛。

究其原因，张烨认为是同质化、碎片化，辨识度不高、个性化不足，语言虽更精细但思想力度不够。

成也网络，败也网络。“创作即发表”，已经成为诗人的创作常态。“但诗歌是需要打磨的。”一位上海诗人感叹。

“不能停留在起哄的阶段，写诗毕竟是孤独的事业。”张烨说，“现在诗人很多，但读诗人不够”。

赵丽宏认为，诗坛以后会越来越热，但他并不认同“诗歌复兴”的说法。“文学有它的规律，不管时代怎么变，文学总是朝自己的方向在走。”

不过，有一个变化是肯定的。以前肖水觉得别人看不起诗人，就在名片上特意加上“诗人”二字，但现在他觉得已无必要强调。

“我自在、我自信，我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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