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从1921年4月入住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到1922年11月离开，李达在这里居住的时间不长，但却在这里筹备中共一大，参加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建人民出版社，创办平民女校，为党中央提供集中办公地点。李达在这里全面开展宣传出版、妇女教育等工作，集宣传、组织、联络于一身，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谁建议中共一大“转场”嘉兴南湖?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益成熟。1920年8月，李达由日本回上海，首先去寻访陈独秀，经与陈独秀交谈，彼此在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上有比较一致的看法。随后，他加入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5人共同发起成立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即后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12月，书记陈独秀应陈炯明之约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汉俊担任中共发起组的代理书记。1921年2月，李汉俊因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发生争执，辞去该职，由李达代理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起着临时中央作用，统管着党的全局工作，实际上成为了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者和领导核心。

李达自回国后先是住在陈独秀二层楼寓所的亭子间。而已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王会悟也住在陈独秀寓所内，他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因具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走到了一起。1921年4月，李达与王会悟结婚。婚后，她们搬出陈独秀寓所，租住在辅德里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

李达作为党的上海发起组书记，一方面从大局出发，维护党内的团结。另一方面勇于挑担，履行代理书记职责。李达在辅德里居住的日子正是他全面主持中共上海发起组工作的时候，在短短数月的时间内，完成中共一大的筹备实属不易。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会见，李达报告了上海及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工作情况，国际代表认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李达代表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则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陈独秀没有参加，李达实际上担负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一方面，李达参加了会议重要文件的起草，中共一大的“文件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三人组成”。另一方面，他为中共一大会址的选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体事务煞费苦心，与新婚妻子王会悟联袂解决处理外地代表的食宿和大会的会务工作。他们经过周密布置，最后将一大会址选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将外地代表的住宿地设于法租界博文女校（原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住宿地方与开会地方紧紧相邻。大会召开期间，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会议中止。王会悟建议将会场转移，因为她的家乡嘉兴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建议到南湖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与代表们采纳了这个建议，会议最后一天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代表们被分批安排转移，会议的顺利召开得益于李达王会悟夫妇的妥善安排，对代表的转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李达为大会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

藏在灶头柴堆里的人民出版社器材和出版物

中共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至此，李达担任起主持党的宣传工作，开辟扩大党的宣传理论阵地的任务，这一时期他参与《新青年》的撰稿，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建人民出版社。

据李达回忆，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三期起至第七期止）”。

作为党的秘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李达为刊物撰写、翻译了许多重要文章。《共产党》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成为党在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李达个人在《共产党》上发表《第三国际党（即国际共产党）大会的缘起》《社会革命底商榷》《告中国农民》《世界消息》《短言》等长短文共38篇，约占该刊全部文章的34%。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到李达主编的《共产党》刊物 “颇不愧‘旗帜鲜明’四个字”。

《共产党》月刊

在辅德里居住期间，李达潜心研究党的宣传理论，以极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等处发表大量文章。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就靠给商务印书馆写稿拿稿费补贴。李达还“曾动员沈雁冰等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稿费全部作为党费，用于编辑《共产党》”。李达克服种种困难，及时向全国各地早期共产主义分子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建党学说，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基本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为加大党的宣传工作力度，扩大宣传舆论，中共决定创办党的出版机构，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革命丛书。鉴于一大后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人民出版社的工作自然由李达组织创建，负责撰稿、译稿、校对和发行等工作。在李达的积极谋划下，1921年9月，党的第一个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应运而生。人民出版社以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为主，着重介绍列宁的革命理论及其革命事迹。

“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宣传工作方面雇了一个工人作包装书籍和递书籍的工作。”为了保密起见，所出版的书籍上印成“广州人民出版社”，社址则为“广州昌兴新街26号”。其实，这只是对付当局的书报假地址，辅德里625号李达寓所才是当时人民出版社的真正社址。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指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这在当时可谓困难重重，但经过半年时间，成果显著。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央机关设立之‘人民出版社’所印行书如左……以上书十二种各印三千份”。在李达的带领下，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入门》《劳农会之建设》《共产党礼拜六》《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传》《共产党的计划》《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劳动革命史》《李卜克内西纪念》等15本革命书籍。

在李达家的灶间里有一个烧饭的灶头，灶头旁堆满了木柴，人民出版社的印刷器材和出版物就藏在木柴堆里。出版社的编辑、校对、发行都由李达一人承担。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李达所主持的人民出版社仅仅用短短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印出这样一大批书籍和宣传品，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出开创性贡献。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说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用稿费为平民女校租下校舍

李达在探索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的问题上，也曾提出“女子若自己要解放，就应该早知自觉，先求精神上的独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提倡男女教育平等，女子也有受教育的权力。李达这一思想观点，对妇女解放运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为了开展妇女工作，中国共产党通过积极创办女性刊物来扩大宣传，探讨妇女解放的问题。1921年12月10日，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妇女声》以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创刊。李达任主编，王会悟、王剑虹任编辑。撰稿人有陈独秀、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等。《妇女声》以“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为宗旨，讨论妇女运动与妇女解放问题。《妇女声》大量报道国内各地女工罢工斗争的消息和国内外妇女运动的概况，为中国共产党妇女运动方针的确立，发挥了理论指导和舆论阵地的重要作用。

李达热心指导《妇女声》的编辑出版，他为该刊许多重要稿件审阅修改，还为这个刊物撰写了许多关于妇女运动的重要文章。如《女权运动史》、《女子解放论》、《社会主义妇女观》等。

同时，根据上海女工众多且相对集中的情况，当时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李达商量在上海创办一所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至此，平民女校于1921年10月开始筹备，并于1922年2月开学。平民女校成为党开展妇女运动工作的阵地，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运动积累了经验。

平民女校名义上以中华女界联合会主办，实则为中央局直接创办领导，校长由李达担任，他的公开身份是教务主任，负责主办平民女校的工作。他的夫人王会悟则协助管理学校行政事务。为了便于管理学校事务，李达用自己的稿费租赁下寓所后面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作为校舍。

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第一所新型妇女学校。其宗旨是“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 李达曾撰文《平民女学是新社会的第一步》，阐明平民女校是“为力求学的女子、为年长失学的女子、为不愿受机械教育的女子”而设，是“以前所未有的学校”，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李达还感触“假使全国各大都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

李达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而且兼课讲授马克思主义。学校校舍不大，条件简陋，设高班、初级两个班，学制两年，学生近30人。设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基本课程。许多社会名流，像陈独秀、陈望道、沈泽民、沈雁冰、邵力子、施存统、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等都曾为学生义务授课，教材也是教员们自己编写。同时，李达对工作部的工作也非常重视，曾用“鹤”撰写《说明本校工作部底内容》一文，向参加工作部的学生提出要求，要有“刻苦耐劳之精神”，要有“严格自制的意志”。平民女校在创办的一年时间里，为党培养了第一批妇女运动骨干，如王会悟、高君曼、丁玲、王一知等，在党的妇女运动史上留下了珍贵的一页。

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考察中国妇女解放的问题，探索中国妇女运动的规律、途径，并身体力行投身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指导《妇女声》，开办平民女，从中形成一系列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通告和决议，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党中央的第一个文件秘密保存处所

中共一大通过了《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就宣传问题形成了一致意见，“一切杂志、日报、百科全书及小册子，均必须在中央执行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管理之下”。“中共中央除我们三人外，并没有专任事务工作的人员” 。

中央局成立初期，规定辅德里625号为集体办公地址，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第一个秘密机关。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从此，中央局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经常在辅德里开会、研讨，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来上海开会也是设法找到这里碰头。李达曾回忆，“马林和尼可洛夫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张和我，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我们工作报告”。 1922年2月，张国焘去了莫斯科，这时的中央局只剩下陈独秀和李达，他们聚合很方便，“有时在陈独秀寓所商谈，有时在李达寓所商谈。”

同时，辅德里625号还被确定为“党中央的第一个文件秘密保存处所”。 “陈独秀或张国焘家中均不得存放文件。各地方上报中央的文件材料也必须送辅德里625号统一保存。”当时，陈独秀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距离辅德里不远，常去辅德里李达处取阅报刊文件。各地与临时中央局联系的信件也通通寄到这里，文件材料均统一由李达保管。“各地组织的文件都寄到这里，各地同志的接洽也先到这里。陈独秀经常到这里看阅各项文件”。1921年10月6日，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事后，陈独秀说 “幸好此次没有搜出什么重要文件，否则乱子可就闯得不小。”从1921年7月到1923年6月，中央局积累有近百份文件材料，秘密储藏在李达寓所得以安然无恙的保存。

李达除负责党的宣传、党刊党报的编辑出版外，还负责文书处理工作。中央局委托李达承担文件的抄印、分发和管理工作。同时，党中央对一切行文提出要求，规定中央局下达一切文件都必须在辅德里625号起草、讨论修改和发出。比如，1921年11月《中央局通告》第一号就是经陈独秀签发后由这里邮寄的，再如1922年7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等许多文件也是在这里拟定、抄写、邮印的。

因为李达夫妇文质彬彬，待人诚恳，邻居关系很好，群众条件也好。加之，这里是公共租界，不易引起当局的察觉，法租界、政府当局和地方军阀的军警特务对这里骚扰较少。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作为“客人”来此办公，对外地来沪找党组织联系工作等迎来送往方面都非常方便。

王会悟也曾回忆，“党成立之后，李达被选为中央局宣传工作组负责人，遂辞去中华书局的职务，我家迁移至成都路辅德里，成为党的通讯联络点。那时党内开会在我家，我常在门口守卫。”包惠僧在回忆中也曾提及参加中共一大的外地代表来上海时，除居住在博文女校的以外，也有居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我们在上海的机关部”。

与李达寓所相邻的平民女校，因为李达的关系，也成为了党中央的联络点，各地党组织经常来人联系、商谈工作，从国外回来的同志到上海接头也必然先到这里汇报。

中共二大在李达寓所召开，为何采取分组讨论？

1921年底，蔡和森、向警予从法国回来。1922年6月，张国焘、王尽美、高君宇等从莫斯科回来，他们带回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也一并带回了新的思想。他们的作风与思想与国内的革命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被党内公认为理论水平最高的李达也非常谦虚地认为与他们有差距，对于马列主义的研究还不够，要继续研究下去。

1922年3月，第三国际发来一份英文电报，主张中国应干国民革命。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是内忧外患的根源，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列强在化特权，肃清军阀，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力，并提出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这一时期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形势，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其第一次全体会议是在李达寓所（南成都辅德里625号）进行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李达作为中央局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大会吸取了“一大”会议会址暴露的教训，采取了灵活分散的小组会议。据李达回忆，大会在讨论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时，与会代表分为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其中，他参加了教育问题与妇女问题组的讨论，他和张国焘、蔡和森三人同属一组 ，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小组讨论时，各自发表意见，最后由李达归纳，并提交大会讨论。

李达作为中共一大的中央局委员，中共二大的代表，自始至终出席了中共二大代表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大会经过认真讨论，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决议案。

这次会议在党的创建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大会正确分析了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是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和突出贡献。

在这次会议的选举中，李达辞去宣传主任职务，“准备到湖南去教书，请求不再担任写作的工作”。11月，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长沙筹备湖南自修大学。

显然，建党初期，李达在辅德里开展了大量党的工作，且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共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如今辅德里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名址，它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名词，也是李达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重要据点。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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