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上海的未来城市什么样？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城”：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人文之城”有这样一段描述：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的，城市是有温度的。什么是“有温度的城市”？城市怎样才有温度？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就此发表了演讲。

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2017年5月，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将人文之城列入上海建设“令人向往的卓越的全球城市”三大战略目标之一，其中特别提出了“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这简短的9个字内涵丰富、耐人寻味。既是一个新的城市概念，也是一种新的城市气质；既与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治理相联系，也关乎到城市人的价值态度和审美情感；既涉及到客观存在的城市，也涉及到作为城市主体的人；既是在实践上对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具体展开，也是在理论上对人文城市内涵的丰富深化。“有温度的城市”该如何建设？这是我今天想和各位探讨、交流的话题。

【对城市化进程过度“男性化”的纠正】

从城市精神类型看，“有温度的城市”体现了浓郁的“母性文化”气质，是对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化”的重要纠正。

康德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夜晚是崇高的，白昼是美的；海是崇高的，陆地是美的；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哲学家关于“男人是崇高的，女人是美的”这个直觉发现，和中国哲学讲的“阴阳”很接近，不仅在现代精神分析学派中得到了充分展开，对今天研究城市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城市起源与发生的角度来说，美国学者芒福德曾推测：早在农业革命之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曾发生过一场“性别革命”:“这场变革把支配地位不是给了从事狩猎活动，灵敏迅捷和由于职业需要而凶狠好斗的男性，而是给了较为柔顺的女性”，“新石器农业的每一个方面，从新出现的村庄聚落中心，到房舍的地基，以至于墓穴中，到处都留下了‘母亲和家园’的印记。……就形式而言，村庄也是女人的创造，因为不论村庄有什么其他功能，它首先是养育幼儿的一个集体性巢穴。女人利用村庄这一形式延长了对幼儿的照料时间和玩耍消遣的时间，在此基础上，人类许多更高级的发展才成为可能。”从这个阐述中可以引申出一个城市原理，即“城市是男性的，农村是女性的”。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城市总是充满了矛盾、紧张、竞争、焦虑、痛苦和斗争，而农村总是给人一种和谐、松散、友善、闲适、幸福和宁静。在西方18、19世纪的小说里，经常会写到“城里的贵族”到庄园去治疗身体或心理疾病。中国古代科场或官场失意的士大夫，一般也都是要回到田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生命的自由。在今天更是如此，当人们在周末或假日蜂拥着逃出城市，涌向小镇、民宿或风景区，去放松节奏、休闲娱乐和安顿心灵，同样验证了“城市是男性的，农村是女性的”这个原理。

在文学史上曾有过“地理决定论”，主要讲自然环境如何影响文学创作。但文学创作反过来也会影响到自然环境，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是因为文学作品而改变。对城市而言，不同的城市文化会影响到城市空间生产。一般都认为，男性文化代表的是阳刚、进取、粗犷、崇高，有时也会走火入魔沦为邪恶、粗俗、暴力的象征。而女性文化代表的是阴柔、退让、细腻、优美，但有时也会失之于抑郁、软弱、琐碎和病态。客观地讲，这两种文化类型各有长短，关键在于避免走向“孤阳不生”或“孤阴不长”的极端。西方谚语讲“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国古代哲人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讲的都是这个道理。而缺了哪一半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或者说，缺了什么就应该及时补什么。

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城市。在前现代的世界，“城市的阳”和“农村的阴”大体平衡，这是芒福德盛赞古希腊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也是古代诗人深情咏唱“人生只合扬州老”“三生花草梦苏州”的根本原因。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平衡与协调已遭到严重的冲击和破坏。而到了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城市的过度繁华和农村的极端凋敝成为不少国家的场景，这不仅是“城市病”同时也是“农村空心化”的总根源。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这是城市化进程被男性话语主导而造成的苦果。以当下十分流行的各种GDP榜单、城市竞争力排名为代表，它们的主要指标从象征意义上都是极端男性化的，表达了无法遏制的竞争、掠取、占有、征服、贪婪、暴力等“男性欲望”。但在男性文化以绝对优势压倒女性文化之后，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渴望的“和平与宁静”，现实也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是到处笼罩着芒福德所说的以“野蛮”为基本特征的“暴君城”的阴影，不仅城市空间越来越不适合人居住与创业，还出现了“城市化过度”问题。而染上这些病症的现代化大都市，可能会很富有和辉煌，但绝不会是“有温度的城市”。

就此而言，无论是建设“人文城市”还是培育“有温度的城市”，既要认真研究一下导致城市“不温暖”和“冰冷”的根源和病理，也要能够明辨和确定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谱系和人文思想资源。其实这两项工作也可以合二为一，就是在建设“有温度的城市”前，先行开展相关的基本理论研究，为把当代城市从日趋机械、呆板、冰冷和无情的“现代”形态中解救出来提供思想武器。

【三种“城市温度”的协调融洽】

从城市科学研究看，“有温度的城市”主要包括真、善、美三个维度，是城市物质功能、城市社会功能和城市人文功能的有机统一。

“温度”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概念，“有温度的城市”则属于城市科学、特别是城市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是城市在高级发展阶段必然提出的“内涵建设”和“理想目标”。

在自然界，温度只有“高低之分”，可用感官感知和仪器测量。但“城市温度”却很不好“界定”和“评估”。很多与城市相关的政策或措施，张三觉得温暖，李四可能觉得寒心，王五或许没有任何感觉。这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概念很好，但却不知如何下手因而感到茫茫然的主要原因。要想解决思想和认识上的纷乱，必须从城市现象的“杂和多”回到哲学中。任何自然界的存在和现象，在人的世界中不外乎有三种形态，这就是康德在“三大批判”中阐明的“科学”（真）、“伦理”（善）和“情感”（美）。

自然界的万物均是如此。以朱光潜先生眼中的“红花”为例，自然界的每一朵小红花，实际上都同时有三种“化身”：一是“花是红的”，这是“花的客观存在”，至于这朵花“红不红”，可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来验证；二是“花是好的”，这是“花的社会存在”，至于这朵花“好不好”，在不同的阶层和集团内部也可以取得共识；三是“花是美的”，这是“花的个人的或主观的存在”，至于这朵花“美不美”，则只有在“知音”境界才能做到“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在人工作品中也是如此。以西方艺术极品维纳斯雕像为例，在艺术鉴赏中曾有过三种不同的认识和判断。一种是“科学的”。20世纪波兰美学家英伽登在谈到卢浮宫的维纳斯时，特别提到了“这块大理石”的“鼻梁上的污痕”、“胸脯上的粗斑、空穴、水孔”等。这是从自然科学角度看到的“物理的维纳斯”。二是“伦理的”。18世纪德国艺术史学家温克尔曼就批评过“皮盖尔的维纳斯”，“她垂涎不停地从嘴角往下流，似乎透不过气来，因为，她为渴望色欲而焦急不安。”这是从伦理学角度看到的“社会的维纳斯”。三是“审美的”。20世纪30年代诗人美学家宗白华在巴黎卢浮宫看到的，既不是英伽登眼中那块表面粗糙、布满污迹的大理石，也不是温克尔曼贬斥的那种包藏着“情欲和色情”的大理石，而是一个有体温、会呼吸、生气灌注、栩栩如生的“人文的维纳斯”。

城市虽大，理亦如此。城市温度虽然复杂，也不会超出这三个层次。哲学家和美学家看待世界与艺术的方式，为解读和界定“有温度的城市”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和方法。按照这个基本原理，“城市温度”主要有三层内涵：一是“科学的温度”，也可以叫“自然温度”，这主要和城市的地理区位、气候条件等相关，比如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及火炉城市、寒地城市、雾都等，处在不同气候环境的城市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心理感受，但反过来人也可以通过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改善或解决自然环境的局限，所以“自然温度”的问题一般不是很大；二是“伦理的温度”，也可以叫“社会温度”，这主要和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环境和生态”的现状相关。比如城市是开放包容还是闭关自守、城市的贫富分化程度和不同阶层的流动是否通畅、原居民和新移民的排斥和认同等，社会学和城市管理学把这些问题叫做“社会融合”或“社会包容”。与自然界的冷热寒暑相比，“社会温度”对“城市温度”的总体影响要大得多，同时改造起来也艰难得多，并需要有更大的魄力、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社会创新才能改变“社会温度”。三是“情感的温度”，也可以叫“人文温度”。在三种温度中，“人文温度”是最难测量和把握的。正如康德说“趣味无争辩”，每个人对环境和事件的感知和判断，既受客观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也受个人的感觉、心理、价值判断甚至是潜意识和偶然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城市的基本特征是人口众多，要想形成一个客观的评价和共识显然很不容易。很多城市的政策或改革举措，出发点是好的，也经历了反复研判，但之所以在官官之间、官民之间、民民之间的反应、评价和感受上差距悬殊，根源就在于此。但这决不是说“人文温度”不重要。流行歌曲里唱的“高楼大厦里找不到我的家”，主要原因不在“自然温度”和“社会温度”，而主要是由于人们在感觉上不舒适和在心里面不愉快。如果我们不能把城市的“人文温度”调试好，其他工作做得再多也会大打折扣。

由此可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有温度的城市”，在逻辑上一定包含了“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的内涵，同时这三种“城市温度”又必定是彼此协调和相互融洽的，只要有一种温度缺失，尤其是如果“人文温度”偏低，那么这个城市肯定是“温度质量”不高的。这是我们研究、规划和建设“有温度的城市”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

【以最小成本把城市温度调控到理想刻度】

在城市建设上，与“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直接相关的是“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

西方有句谚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引申言之，今天所谓的新事物，其实有很多并不是新的，只是人们过去没有关注到而已。“有温度的城市”一词尽管始于今日，但早在这个“概念”正式出来之前，包含在这个概念内的很多“内容”早就“孕育”甚至“在建”了。认识研究和总结这些经验，既有助于深入了解问题的实质，也可有效避免历史虚无主义。

从城市史的角度看，人类设计和建造城市的目的，是在无情的大自然中营造“温暖的家”，必定是既符合大自然的“风水”，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同时还应满足人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价值。符合自然条件的，未必符合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只满足社会和群体的功利需要的，又不一定为人的感情所接受和认同。我们感慨很多古代城镇、传统村落在选址和设计上的匠心独运，在防洪防涝防风等功能上的深谋远虑，还有在伦理秩序和文化交流上的周密考量，说明建造一个“有温度的城市”，一直是人类在追求的。由于各种自然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有些建得很成功，有些不够成功，也有的彻底失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今天提出“有温度的城市”，真实含义是在当代自然历史条件和城市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为城市人建一个在环境上更优美舒适、在社会上更公平公正、在人文上更健康快乐的“家园”。

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每一个城市也都在寻找自己的“温度”，没有谁愿意把城市建成一个冰冷、机械、黑暗和没有任何快乐的“悲惨世界”。我们不应为目前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而妄自菲薄，而应认真研究和分析，在我们城市已经做过的工作中，哪些方面是温暖的和需要坚持的，哪些方面是不够温暖而需要提升质量的，以及哪些方面是完全违背人性和城市发展规律而必须革新和否定的。有了这种理性的思考和判断，就可明白今天建设“有温度的城市”，不是把城市已有的一切“推倒重来”，也不是凭空再建一个虚幻的“空中花园”，而是以“有温度的城市”为理念和尺度，使城市可以更有效地“遮风挡雨”、更大程度地避免“不公平不公正”，从而带给人更多的欢乐和幸福。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获得一种“平常心”，避免以“有温度的城市”名义，再搞一场“大拆大建”或“大跃进”。

客观而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问题尽管不少，但所有的探索和建设都没有白白浪费。在“自然温度”方面，可以以很多城市铺开的“气候适应性城市”规划建设为代表。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各种极端和灾难性气候变化越来越多，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生产生活的突出问题。而建设气候适应性城市的目的，就是综合运用政策、科技和工程技术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把城市的“自然温度”调试到一个最恰当的刻度。

在“社会温度”方面，我们的城市可以说做了更多的工作，从行政管理改革、城市交通治理、安全、卫生、社会保障、养老助残、礼仪教育等，它们背后几乎都有国家或省部的评估和考核，也在切实推进着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在这个方面可以“智慧城市”建设为代表，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而实现了高度互联互通的城市，通过对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等方面的智能响应，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企业和市民的“少跑路”。

在“人文温度”方面，以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的设置、城市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型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品类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艺术活动以及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推进为代表，每个城市在文化建设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为营造城市文化、提升艺术魅力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并最终归结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人文城市”。

由此可知，我国城市在“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等方面都不是一片空白，没有那个城市是“零度”或“低温”状态。未来“有温度的城市”的建设，不是一个“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问题，而是应以我国已布局建设的“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为支点，谋划“有温度的城市”的顶层设计。

目前，人们对城市满意度不高或获得感不强，主要是有些政策出台时考虑不周，有些举措实施后效果和预期偏差较大。究其主要原因，是城市建设内容过于复杂并分属于相关部门，对问题的复杂性研究不够和部门之间缺乏互动协作机制。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自然温度”、“社会温度”和“人文温度”的内在原理和机制出发，从城市规划设计上把气候适应性城市、智慧城市和人文城市三个城市发展目标有效协调起来，以最小的成本把城市温度调控到一个理想的刻度。

【培养“有温度的人”是立城之本】

一个城市温暖不温暖，既要看“自然温度”和“社会温度”，但最终还是要看有没有能够感受“城市温度”的人。培养“有温度的人”是立城之本。

城市是人的城市，建设“有温度的城市”，不能忘了“城市人”。城市温度既和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和社会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密切相关，也深受每一个人的感官、情绪、心理、意识、观念、价值、行为的渗透和影响。

古人曾讨论过一个话题：诗人需要不需要江山之助。一种回答是需要，因为“内养不足，正借风景淘汰耳”（陈衎《与何彦季》），或者是“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汤传楹《与展成》）。另一种回答是不需要，所谓的“彼嶞山乔岳，高则高矣，于吾道何有？长江大河，盛则盛矣，于吾气何有？”（郝经《内游》）外部的世界大体是一样的，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这就把问题引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和感觉机制上。这个道理也适合于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硬件已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城市，但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我国城市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之所以一再上演“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城市文化病”的问题。

这个问题比起“自然温度”和“社会温度”更难解决。在现代化进程中，城市自然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城市社会环境的不尽完善，在直接损害城市人生产生活的同时，也间接扭曲了城市人的感受和判断力。正如马克思说：“忧心忡忡的穷人对再美的景色也会无动于衷”。有些城市移民，他们在某个城市“学习工作、结婚生子、买房置业”，但却一直感到“生活在别处”。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现象，说明他们在感受城市的温暖和善意方面出了障碍，同时也说明要使人都充分接受城市发出的光和热，是一个比城市硬件建设更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对城市的感受虽然始于感觉器官，但实质上是他们关于城市的观念和价值系统出了问题，因而只能通过启蒙和培育个体正确的城市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来解决。当然，这也与城市“软实力”建设不足有关。一个城市温暖不温暖，既要看“自然温度”和“社会温度”，但最终还是要看有没有能够感受“城市温度”的人。培养“有温度的人”是立城之本。

就上海来说，作为全球最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之一，在经济总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和信息化服务等方面均走在世界前列。但上海也有自身的短板和不足，即在城市软环境、文化影响力和城市生活方式上与巴黎、纽约等还有一定的差距。这也是上海大都市最需要关注和处理的“城市温度”问题，其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人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社会保障”而是“人的愉快不愉快幸福不幸福”。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高兴地看到，上海敢于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有温度的城市”，这既是以物质基础雄厚、社会建设水平较高为资格和本钱，也是补自身短板、推动城市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需要。同时这也意味着，经过开埠以来百余年的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上海已有了父亲般的高大骨架和坚实脊梁，而现在需要的是重建城市应有的母性怀抱，以便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晕头转向、无家可归的现代中国人提供一个“精神家园”。这个精神家园的内涵固然很多，但从总体上说，“有温度的城市”是题中应有之义。

【思想者小传】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导，国家“十三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文化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负责人，光明日报城乡调查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智慧城市与特色小镇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研究员，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执行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化研究》编委，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刊》编委。主要从事城市科学、文化战略、智慧城市、城市文化研究。（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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