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缪斯神庙到军械库

首先说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博物馆，始于战争。

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是约建成于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港的缪斯神庙。缪斯神庙，顾名思义，是祭祀希腊文艺女神缪斯（Muse）的神庙。祭祀对象是文艺女神，所以供品也有些雅致：那便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欧亚非三大洲过程中掠夺而来的艺术珍品。

缪斯神庙的建立牵涉到希腊文明史上几位耀眼的“明星”。亚历山大大帝将掠夺的珍品交给了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进行研究。随着这对师徒先后逝世，庞大的帝国四分五裂。

托勒密一世在巴比伦分封协议中成为埃及总督，并辗转得到亚里士多德的众多艺术品。公元前290年左右，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港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术科研中心——亚历山大博学园。博学园下设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所等，其中专门收藏艺术珍品的便是缪斯神庙，也就是日后的亚历山大博物馆。当然，这座博学园并不对外开放，参观者大多是学者与贵族阶层。

亚历山大博物馆最终毁于战火，收藏艺术品的传统却被王公贵族们继承下来，尤其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王公贵族在宫廷府邸中设“珍奇屋”（Wonder room）成为风尚。这些私人收藏当然也只对地位相当的贵族开放参观，直到17世纪下半叶，公共博物馆才渐露头角。

最早对公众开放的“博物空间”还称不上“博物馆”，而是一个名为“阿默巴赫柜”的猎奇柜（Cabinet of Curiosities，一个更亲切的译名是“好奇心厨柜”）。阿默巴赫柜本为私人收藏，1661年由瑞士巴塞尔大学收购后，于1671年向公众开放。

千万不要以为猎奇柜与博物馆之间差距巨大，当后人回溯起大英博物馆的历史时，会发现这座伟大的博物馆在最初也是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堂皇的猎奇柜而已。

不过，英国人眼中公共博物馆的起点的确更早。1660年，伦敦塔皇家军械库开始向公众开放，比瑞士巴塞尔大学收购阿默巴赫柜早了一年。不知是巧合还是隐喻，军械库的展示品，依然与战争相关。

外科医生与大英博物馆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博物馆是卢浮宫。始建于1204年的卢浮宫原为法国王宫，在历代国王的经营下收藏了三万余件艺术珍品。法国大革命后，卢浮宫改成公共博物馆。再后来，横扫欧洲的拿破仑一世一路攻城掠地，各国艺术珍宝也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卢浮宫。

卢浮宫外景  来源：维基百科

可见，卢浮宫也没有跳出和战争纠缠不清的宿命。二战时期的“纳粹掠夺”更将这一倾向演绎到了极致——纳粹在执政期间，系统组织了长达十余年之久的艺术品掠夺活动，最终目标之一，是在希特勒的家乡林茨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博物馆：元首博物馆。

计划中的元首博物馆随着纳粹帝国的崩溃而永远停留于蓝图阶段。然而在近两个世纪之前，有一个国家的确成功建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物馆，那就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大英博物馆  来源：维基百科

一个伟大博物馆的背后，总免不了万千场战火，大英博物馆也概莫能外。但从起源来说，源于一个外科医生猎奇柜的大英博物馆，已经比缪斯神庙、卢浮宫与未实现的元首博物馆温和太多了。

这位外科医生叫汉斯·斯隆，是英国第一个受封世袭男爵的医生，同时也是继牛顿之后的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他拥有一座被称为“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豪华庄园。

汉斯·斯隆肖像  来源：维基百科

汉斯·斯隆的个人藏品主要包括博物品、书籍和手抄本，总数达七万一千余件。其中博物品包括各种宝石矿石、动物标本、绘画书法、钱币收藏等，来源涵盖了从希腊到日本再到美洲的广大地域。临终前几年，汉斯·斯隆在一封长长的遗书中写到：

“从幼年起，我即对植物和其他自然物怀有很强烈的探究心，并为此投入过大量努力与金钱。在漫长岁月中，我在国内外搜集到无数珍品……这些遗产，全部捐赠给国家。

文物索回之争

汉斯·斯隆逝世于1753年。同年，依托于前者个人藏品而建立的大英博物馆在伦敦蒙塔古公爵府邸问世。在遥远的中国，这一年是清乾隆十八年，清朝国运正逢空前繁荣之时。

1763年，英国通过七年战争击败法国成为世界海洋霸主；1815年，英国赢得拿破仑战争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曾经发生在缪斯神庙、卢浮宫的故事，终于再次发生在大英博物馆。随着英国的领土遍及全球，各国文明的珍宝也渐渐通过各种形式流入英国本土，最终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中。

最著名的大约要数罗塞塔石碑。1799年，埃及正处于短暂的拿破仑占领时期，罗塞塔石碑被一位法军上尉发现。1801年，败于英军的法国人偷送罗塞塔石碑回国未遂，石碑落入英军之手，最后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埃及馆。

罗塞塔石碑  来源：谷歌艺术与文化资源库

还有雅典帕德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也就是额尔金大理石。18世纪末，英国外交官额尔金伯爵赴君士坦丁堡任特命公使，作为痴迷于古典艺术的贵族，他很快被希腊帕德农神庙的遗迹所吸引，并通过种种手段买了下大量神庙石雕，经切割之后运回英国。这一事件在英国遭受了巨大非议，以至于额尔金伯爵不得不写下一份备忘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最终，额尔金伯爵以远低于收购价的数字将这些残损的大理石卖给英国政府，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希腊馆中。

帕德农神庙的大理石雕刻（局部）  来源：谷歌艺术与文化资源库

还有来自中国的《女史箴图》摹本。这幅被慈禧太后收藏于颐和园的画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期被驻颐和园英军的一名上尉趁乱盗走。可笑的是，这名上尉并没有看出《女史箴图》的价值，仅以25英镑的价值将其卖给了大英博物馆绘画部的管理员。由于光线原因《女史箴图》不便展出，大英博物馆雇佣日本画家专门制作了100份木板复制品，使世人得以一睹其芳颜。

《女史箴图》  来源：谷歌艺术与文化资源库

罗塞塔石碑、额尔金大理石与《女史箴图》分别来自非、欧、亚三洲，也代表了大不列颠全盛时期大英博物馆展品的三个主要来源：从敌人处缴获、从民间购买和军事掠夺。当然，这三种方式背后都隐藏着强势文明的任性与霸道。

岁月流逝，这些镇馆之宝曾经作为日不落帝国世界霸权的象征而存在，而随着帝国式微，殖民地独立浪潮此起彼伏，文物来源国也开始不断提出索回要求。除了上述三样艺术品之外，呼声极高的还有贝宁青铜器、阿契美尼德王朝金银制品、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遗体，甚至还有纳粹掠夺的战利品……对此，大英博物馆如此回复：

“如果每一个文物都要回到它原始的地理位置，包括大英博物馆在内，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博物馆都会被淘空。”

的确如此。人类本身的历史就建立在绵延战火之上，作为人类文明结晶的艺术品，也注定与战火相勾连。回顾文明史，如果说战火是一种常态，毁灭又不可避免，那博物馆是否是这一进程中人类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

当我们隔着玻璃，屏息凝神注视着那些珍贵藏品时，或许能从中找到答案。

题图摄影：蒋迪雯

栏目主编：章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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