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正在急速升温。

6月26日上午，韩正会见印度印孚瑟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史维学一行。他告诉这家正在向人工智能服务公司转型的行业巨头，上海“高度关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上海市委、市政府正着力研究这方面工作，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走在前列。”他说。

这是韩正在一个月内第四次提及人工智能。一周前，他刚刚围绕人工智能问题，主持过一场扩大规模的市委常委学习会。

在学习会上，韩正首次提出，上海要努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地”。这被视作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的一项具体作为。

对于这个正在风口上的行业，上海的追求显得不无紧迫。

韩正在市高院主持常委学习会。陈正宝 摄

这场学习会没有放在康平路市委大院，而被安排在市高级人民法院，这在过去并不多见。学习会邀请了两名“教师”——科大讯飞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就“人工智能最新进展及典型应用”作讲解，侧重“理论”；市高院院长崔亚东介绍上海法院人工智能应用成效，侧重“实务”。

如此安排，缘自本月初的一场调研。6月7日，韩正前往市高院调研时，着重了解依托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智慧法院”建设。

在高院的系统研发基地和信息管理中心，韩正曾详细听取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开发建设情况介绍。这套系统将现代技术与司法改革进行嫁接，把统一适用的证据标准嵌入数据化程序中，以解决刑事案件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标准适用不统一、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以减少司法任意性，防止冤假错案，提高审判质效，促进司法公正。

这种将现代技术同法治实务融合的方式，颇得高层认同。特别关键的是，程序性问题曾是刑事案件办案中的潜在短板，仅靠人力并不能保证杜绝出错风险。这一条，恰恰能由新技术予以补上。

为此，他在调研高院时要求，法院系统“要进一步以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支撑，全面提高工作水平，更好推进‘阳光司法、透明法院’建设”。

第二天，韩正调研分类综合执法改革时，也要求“不断创新管理方法和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水平”。

显然，正处于“窗口期”的人工智能技术，被视作上海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推进改革破题的重要辅助工具。而对旨在担纲“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以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的上海，能否抓住新技术的“窗口期”，就是对科创中心含金量的基本考验。

韩正在两周后的常委学习会上解释说，当前人工智能的实用门槛已经突破，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超乎意料，人工智能未来将呈现以市场为导向的快速增长。有了这样的判断，意味着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不能放过这个机遇，必须“加强学习、掌握新知识、把握新趋势”。

而在会见史维学一行时，韩正也表示，人工智能发展虽处于初期，但发展速度惊人，“技术迭代之快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并加速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许多方面，使城市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

韩正同史维学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前景。陈正宝 摄

踏上人工智能这个浪潮，并非为踏而踏，更不是简单赶一次时髦；上海这个“人工智能发展高地”目标，亦非凭空提出。据韩正的分析，人工智能本身就与上海已经具备的基础具有很高的关联度，而上海一些存量资源和潜在优势，亦需靠这门新技术来激活。

“大数据、人才和应用技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要素，上海要牢牢把握、充分发挥在人工智能发展上的自身优势。”韩正分析说，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而经济中心城市就是数据中心，上海在经济、金融、医疗、教育、政府管理等诸多方面产生着规模庞大的数据，但“未经处理的数据只是符号，经过处理的数据才是资源，大数据技术出现及其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使超大规模训练数据、复杂的深层模式和分布式并行训练成为可能，这是人工智能飞跃式发展的关键。”

与此同时，上海相对齐全的产业门类和集中度颇高的科研院所，以及庞大市场，能给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科技和应用支撑；人才这一相对优势，也能够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但这些基础是否能化作“优势”，仍是巨大考验。与许多科技创新成果一样，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不只是技术之争，也不只是企业之争，而是生态之争。是否能培育出适合人工智能发展的生态，就考验一种综合的创新发展思路。

韩正分析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不断用真实数据进行学习训练，形成迭代反馈，这就需要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生态。他坦言，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还是企业间的竞争，尚未形成产业联盟，产业链营造还处在初始阶段，政府支持没有形成体系。“上海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在数据整合、平台建设、示范应用、产学研效率提高、产业生态支撑体系、产业政策等方面认真研究推进。”

这里提到的数据整合、产学研联动效率、生态支撑体系等，均是政府的产业政策甚至政府内部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短板，而近年来上海围绕科创中心建设的诸多努力，很大程度上正是要突破这些短板。

同时，随人工智能暴露出的种种挑战和问题，尤其是对政府传统管理体制、监管方式的挑战，以及潜在的社会伦理问题，亦需要以创新方式对之。这同样考验政府治理的应变能力。

在这一点上，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作一种缩影，折射的其实是上海面临的普遍创新考验。而“以应用为驱动”的要求，也决定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务实导向——技术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城市治理中遭遇的突出问题。唯有如此，才算真正踩上了新技术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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