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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访】再访陈佐洱:“一国两制”依然是重大崭新课题,是一次苦难辉煌的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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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高渊 2017-06-29 06:01
摘要:中央理应处在重要的中心的位置,接见中央管辖和任命的特首不是会见外国元首啊!

9年前,陈佐洱卸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4年前,卸任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4个月前,卸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

 

但陈佐洱对香港的研究与关注不会“卸任”。用他的话说,这辈子和香港结下了不解之缘。

 

陈佐洱是“香港通”,更是敢言之人。对香港回归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不仅敢于建言献策,还不时公开发声。

 

对于“一国两制”的形象理解,他提出三个“不能平起平坐”,一度成为港九茶坊酒肆热议的话题;对于“港独”分子,他直言必须依法去除这个毒瘤,不能姑息养奸;对于香港民心向背,他说关键是争取年轻人,香港的教育行政必须改进。

 

在陈佐洱看来,香港回归20年来,实践已经证明“一国两制”是最佳制度安排,但这依然是治国理政的一个新课题,还将是一次苦难辉煌的新长征。

国庆60周年,陈佐洱在天安门城楼

 


提出三个“不能平起平坐”:“一国”与“两制”、“两制”之间、国家与香港都不能“平起平坐”,这话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


高渊:听说4个月前,你又一次退休了?

 

陈佐洱:对,今年2月份我刚卸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职务。这个研究会是2013年成立的,它不是官方机构,职责是整合和团结全国研究“一国两制”和港澳问题的学者、机构,建设新型特色智库,同时在需要时发声,为中央决策保驾护航。

 

当时我年已七旬,可以说是老骥伏枥。那年我刚刚从全国政协退休,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就是放了几个月的假。

 

高渊:成立这个研究会是基于什么背景?

 

陈佐洱: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被证明是以和平方式解决香港回归祖国的最佳办法,也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好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史无前例的创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正在逐步显露。而且,这几年还出现了一些肆无忌惮的事,什么烧国旗、嘘国歌、冲击解放军军营等,香港的局势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难逢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

 

高渊:两三年前,你曾到香港发表讲话,说国家和香港不能“平起平坐”,又一次像当年警告“车毁人亡”那样,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很大反响。是这样吗?

 

陈佐洱:是的,这句话后来成了香港人的口头禅。很多人吃饭请客谦让座位时,常会开玩笑说,那个陈某人说过了,你我不能平起平坐。

 

高渊:当时你具体是怎么阐述的?

 

陈佐洱:那是2014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我到香港组织一个论坛,对传媒说了三个不能“平起平坐”的看法。

 

第一,“一国”和“两制”不能平起平坐。“一国”是前提,如果没有“一国”的话,“两制”就没有意义了。

 

第二,在“一国”之下,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和一小部分地方保留的原有资本主义不能平起平坐,那个资本主义是依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第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这两件都是大事情,但前者是国家大事,后者是地方大事,所以也不能平起平坐。

 

高渊:很多人注意到,最直观的是香港和澳门特首进京述职时,不再和国家领导人平起平坐。

 

陈佐洱:这些都是十八大以后的新变化。中央理应处在重要的中心的位置,接见中央管辖和任命的特首不是会见外国元首啊!

2012年,陈佐洱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全会

 


“港独”就是毒瘤:必须依法去除,不能等闲视之,不能纵容,不能姑息养奸。


高渊:大约5年前,你说过“港独”就是毒瘤,必须依法去除,这句话也流传很广。

 

陈佐洱:2012年7月1日,香港的反对派的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港独”旗帜,喊了“港独”口号。9月份,我到香港开新书发布会,有媒体问我对此事的看法。我说,我看了很痛心,这些港英旗帜本来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不应该再招摇过市。10月份,在人民网和网友交流时,又被问到这个问题。我说,“港独”势力就像病毒一样蔓延,不能等闲视之,不能纵容,不能姑息养奸。

 

去年11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104条释法,我在深圳座谈会上列举几个“港独”分子进入特区立法会的违法行径,呼吁像打过街老鼠一样依法驱逐他们。

 

高渊:今年以来,情况是否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陈佐洱:最近几个月,“港独”分子管这叫“休渔期”。慑于中央的威望和广大市民的压力,他们不太敢在特区内闹腾了,但在国外境外并不消停,特别是“港独”、“台独”势力加紧勾结,一起站台,互相取暖,“港独”活动越来越台湾化。

 

高渊:他们称现在是“休渔期”,显然还在等待“休渔”结束卷土重来?

 

陈佐洱:对,“休渔期”说明他们是有计划退却调整,并没有溃不成军了。平息“占中”以后,我们占领了道德高地、民意高地、法制高地。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香港爱国爱港力量与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围绕管治权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十分尖锐的,这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也不是民主多一点少一点快一点慢一点的问题。

2009年,陈佐洱获香港公开大学社会学荣誉博士


香港的复杂与民心向背:争取年轻人特别重要,一定要纠正某些领域“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问题。


高渊:一直以来,香港问题为何远比澳门复杂?

 

陈佐洱:港澳的回归,有许多共同点,也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例如两地的社会基础、英葡的撤退意图和手法都不尽相同。回归后,澳门的发展进步比较快,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得好,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高渊:你在香港社会有很高知名度,怎么评估香港现在的民心向背?

 

陈佐洱:香港市民一直对我很好。我和董建华、曾荫权等当然很熟,但要说印象最深、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两位香港的普通市民。第一位是的士司机,我甚至不知道他名字。那是1995年底,当时香港舆论都在谴责 “车毁人亡”,劈头盖脑地骂我,反对派还组织了游行。

 

那天我搭计程车去办公室,司机从后视镜里认出了我,激动地说:“陈代表,你说得好!英国佬想在走之前把钱用光,你可要为香港看住这笔数(钱)啊。我们信你!”他不肯收车费,但我坚持付了。他还掏出一个本子,让我签名留念。

 

高渊:第二位是什么人?

 

陈佐洱:是一位宾馆的中年门童。那是2011年5月,我应邀赴港出席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车到酒店,一位50岁上下的门童为我开门,他忽然很有礼貌地问我,是不是陈先生?说10多年前在九龙一家酒店工作时,曾为我服务过。

 

过了几天,我正在酒店门口候车,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硬纸便签,腼腆地说:“这个给你留作纪念。”上面写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署名是:酒店员工梁国鸿。

 

这句话,正是我3年前最后一次以港澳办常务副主任身份出席全国两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的,当时被广泛报道,没想到梁先生有这么好的记忆力。我收到这张便签,感觉比获得一枚勋章还宝贵,至今珍藏着。

 

广大香港市民对国家、民族怀有深厚感情,对香港前途始终关注。一想到有这样好的市民,我对香港的未来就有信心。

 

高渊:你对当代香港年轻人怎么看?

 

陈佐洱:前几天,我出席了一个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活动,参加者都是香港青年学生,有两三百人,都在北京上大学。我跟他们说,你们有一个非常幸运的称号,都是香港特区的同龄人,你们跟香港特区一同成长、共同发展,希望再过十年,在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的时候,我们再欢聚一堂。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与师生们座谈时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香港的当代青年传承了狮子山下精神,一直是爱国爱港爱乡的,每到清明节都可以看到有许多青年人回到内地拜祖扫墓。而且他们聪明勤劳、团结奋斗,是财富的传承者,也是财富的创造者。当前其中有些人出现在反华乱港的街头,各界市民十分痛心,这与很成问题的教育环境有很大关系,其实更加险恶的就是背后那些“长胡子的人”。

 

特区成立后,一些领域 “不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国化”的问题,已经损害到香港的核心价值,使得社会的公平正义、信息的客观公正,还有千家万户的子孙后代成人成长都受到严重影响。

2015年,陈佐洱在香港论坛致辞

 


怎样面对新情况:“一国两制”依然是治国理政重大崭新的课题,将是一次苦难辉煌的新长征。


高渊:对于这2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你怎么评价?

 

陈佐洱: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领导全党全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伟大进程必然涵盖“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因为它是构筑中国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邓小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五十年不变”治港目标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传承和理论衔接,其历史进程和时间节点高度吻合。把“五十年不变”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联系在一起,能够得出结论:“一国两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今年5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纪念香港基本法实施20周年纪念会上,从国家、香港、国际层面列举了大量事实,阐述了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一直非常关注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在不断应对和处理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取得了许多规律性认识与有益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

 

20年的成功实践,已经证明“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治国理政的创新,是又一次苦难辉煌的新长征。我对“一国两制”有必胜的信心。

 

高渊:怎么看待中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陈佐洱:“一国两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这就决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践也必然是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过去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共产党,执政以后既要领导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还要领导一小部分地方保持资本主义的繁荣稳定。这正是我党治国理政重大、崭新的课题。

 

高渊:你觉得香港的未来会怎样?

 

陈佐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30日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我们要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

 

要实现“发展”和“改善”,唯一正确的路向和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一国两制”方针下与祖国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融为一体。香港要以更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充分把握“一带一路”重大机遇,凭借仍然具备的一些独特优势,将自身发展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起来,并且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战略规划,聚焦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扩大和深化与内地的合作,共同打造大湾区,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广阔天地。

 

(编辑邮箱:shangguanfangtan@163.com)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朱瓅 视频剪辑:黄晓洲 logo设计:黄海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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